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围的人都开始抱怨这年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年味越来越淡了。

城市大气污染严重，烟花爆竹禁了；

外地民工返乡，城市唱起了“空城计”，城里人也只能唱起了“空腹记”；

农村里也安静了许多，麻将馆里烟雾缭绕，一年来赚的钱就在赌桌上流转；

过去需要十天半个月准备的各种特产年味，如今都有现成的商品；

发红包都用手机了，拜年都用表情包了，灯笼都换成灯泡的了；

一场场的应酬都成了炫耀、攀比的较量，没人关心你过得真的好不好；

远在万里的人们开个小轿车回来停在家门口，就是想告诉邻里：我衣锦还乡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过年成了自嗨，我们再也无法坦诚以待地群嗨了，就像阿桑的《叶子》里的那句歌词：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朋友之间，即使聚在一起，心早不在一块儿了；父母子女之间，即使同在一桌吃团圆饭，也不能交心释怀；情侣夫妻之间，即使再相爱，也会在两方父母亲朋的拉锯战中，心生间隙。

年味儿的周期因城市化进程加速也在极速被压缩，七天假期已经让人忘了元宵节的意义，急匆匆来，又急匆匆走，我们周旋在各种人和事的中间，疲于应付之余，更多地成了走过场，成了虚情假意，心力交瘁之余，也许都在想着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过年？过年到底在过什么？也许通过一部电影，我们能找到答案。

工厂技术员于正高和女工陶爱荣是各带一个女儿的再婚夫妇，两人常为家里的一点小事拌嘴。

有一天，于正高的女儿于小琴偷拿了父亲忘在桌上的5块钱。

第二天，父亲翻箱倒柜地找那5块钱。母亲怀疑是父亲偷偷把钱给了小琴，父亲怀疑母亲偏袒她女儿陶兰。 两人吵得很凶，提出要搜两个女儿。于小琴很害怕，偷偷把钱放到陶兰的枕头底下，结果大家在陶兰床上搜到了钱。母亲感到很丢脸，大骂陶兰。

陶兰遭到母亲的打骂，一时气不过，怀疑小琴陷害了她，追上小琴理论。

小琴不承认，陶兰一气之下，拿起一根木棍砸在了小琴头上，小琴倒地不动。

小琴被陶兰打死了，陶兰进了监狱，继父因为亲生女儿小琴的死悲痛欲绝。

17年后的新年前夕，陶兰因表现良好，被准许回家过年。这是她服刑17年后第一次回家，再有一年她就要刑满释放了。

监狱的年轻的女警察陈洁今天也很高兴，因为这是她当监狱警察3年来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过年三十。

城关车站，许多犯人家属接到监狱的通知都在这里等着，可没有人来接陶兰。她觉得家里人可能不欢迎她。正巧陈洁回家路过这里，她决定先送陶兰回家，再回自己家。

在监狱里关了17年，陶兰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城市感觉。

陶兰的老家早已被拆迁，为了帮陶兰找到新家，陈洁废了不少周折。

终于到了新家，因为不知该如何面对继父，陶兰不敢进家门，陈洁陪着陶兰一起进了家门。

陶兰的父母都明显地老了许多。父亲、母亲和陶兰3个人，互相看着又互相看着回避着眼神，不知说什么好。母亲想对女儿做出亲热的表示，又碍着父亲克制着自己。父亲独自进到里屋，关上门。母亲慌忙跟了进去，见父亲躺在床上，和17年前于小琴去世的那个晚上一样。母亲拉陶兰到父亲身边，陶兰跪下了。父亲劝陶兰起来，说不要跪了，都在监狱“跪”了17年了。

继父让陶兰母女出去，说自己想安静一会儿。最后，父亲终于走出屋，他不想让这个家庭沉浸在痛苦之中，一家三口之间的所有恩怨全都在慢慢化解。

《过年回家》的故事很简单，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17年前的怨与恨，在17年后的新年化解。 仔细想想，过年的意义似乎除了辞旧迎新、团聚之外，还被赋予了更浓重的念想——过年就是过坎，就是相互成全。

如果对过去的仇恨和执念放不下，我们如何能过好余生？电影中的继父也意识到了，他对陶兰说，本来想着陶兰要回来，他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没想到却比预期中来的快，让他猝不及防，这样也好，他就可以赖在这个家了。对啊，不敢正视现实，逃避了十七年，总有人要主动去成全，人这辈子有太多的坎要过，卡在这个坎上，年都过不好，何苦呢？

时间是个好东西，它总是不紧不慢地解开一个个心结，有时侯，我们只是需要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可能就是过年，过年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提醒你，时间过得飞快，人生需要抓紧；也似乎在提醒你，别家开开心心，你却无法释怀，这年你过得最不应景。去年，我一个人在深圳独自一人过年，那时的深圳成了一座空城，我屯了半个月的单身狗粮，躲在出租屋里，看着万家灯火，五味杂成，胡思乱想之中总归是围绕两点：一事无成耗年华，孤独寂寞好想家。顺便凑成了一副对联，再来个横批：过年不开心。

正因为有这次的过年经历，我逐渐懂得了人有时需要找个时间点跟自己和解，自己成全自己，也许这一年过得很烂，欠了人钱，欠了人情，输了人生，凋零了爱情，这一个个的坎我们也得一个个地过，不然还能怎样？延续到下一个新年继续老生常谈？

人有时候不但要跟成全自己，也要成全别人，相互成全。 父母在，不远游，一年三百多天在外的子女得多么不孝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女的婚姻大事，因距离太远，远程操控失灵，迟迟不能提上日程，做父母的愧对列祖列宗。于是双方的心里都缺了一块，过年回家似乎正是是相互成全的最佳时机，若能成，皆大欢喜，若不成，等来年吧！

新的一年，无论是被逼婚一族、财不顺一族、气不顺一族、历经苦难的一族……所有人都想把与自己有关的恩怨情仇都挡在过去，把希望攥在手心，在过年的同时，跨过这道坎，走向未知的未来。

也许，我们把过年当作一个时间节点去解开某个心结，与过去虔诚告别，那么年味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喧嚣、热闹，缺少人情味儿了。

可是恰巧遇上的预警队长李冰冰不知道这些。让你回家你就得回家，不然政府对你的教育改造不就白费了。于是这个有些憨有些直的女孩把陶兰一步步拖向了回家的路。老房子拆了，咱找；公车上人多，咱挤——过年了就得回家呀。远处的鞭炮声一阵阵模糊，一阵阵清晰，咚咚咚，啪啪啪，映照着陶兰此刻的心情伴随着她们一路回家。可是真到了家门口，陶兰甚至连敲门的勇气也没有。

看的张元第一部片子，老师上课放的，很多同学睡着了。 影片前半部分是故事片的模式，陶兰学习不好天天出去玩，而却每天学习。但在姐妹夜谈的一场戏里，我们看到陶兰没有目的但是心性纯良，她的姊妹却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乖顺之下隐藏着无情与功利。五元钱的误会又展阿现了。。更自私的一面，不免让人对陶兰的处境担忧，担心的事发生了，陶兰入狱。 十七年后。陶兰可以回家探亲了。 影片开始偏向纪实风格，导演抽身以旁观的角度，编剧余华的小说风格也一贯是零度文学，主张感情的零参与。 当年单纯鲁莽的小姑娘在监狱里蹉跎了岁月，镜头拍到了一墙之隔却天壤地别的监狱和车水马龙的街道。旨意表达时间变革。 此处有个细节，陶兰虽然被允许回家探亲，但是在踌躇中掉落了口红。口红，不是一张纸，不是手套，女警捡了起来还给陶兰。在课上我看到口红的时候真的很辛酸，即便只是一个细节，包含了多少陶兰的心绪。 女警察领着陶兰找家，找家这个过程导演和编剧都安排了细碎的情节和细节。 其中有一个颇有深意的细节，女警察带着陶兰找到家的旧址，有一个人站在墙边，女警察问路，那个人一问三不知，女警察又问，他说别人让他站在这儿他就站在这儿。 在上课的同学都笑了，我也笑了，这人真傻真逗。然后我笑不出来了。那人脸上的表情和陶兰很像啊，迷茫的踌躇的，被困在一个地方。 监狱里的口号永远是积极改造，重新做人。可是，有什么意思呢。 另一个情节是天晚了，陶兰和警察吃完饺子坐着三轮继续找，开三轮车的说了一段话，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他自己创业挣得更多了，联系到陶兰年轻的时候夜谈说自己要去工厂上班，不尽感叹时事变迁，担忧陶兰是否能承受。也有人有别的解读暂且不提。 最后一段，有人说是煽情，确实有点，不过我看到的是折中和妥协，尤其是老爷子最后一段话，满满的无奈。 总之，这部片子感觉唯一不好的就是温情和零度介入结合的有些生硬，不如侯孝贤的片子更春风化雨，但是部分都是可圈可点的，不错的作品。

依然是周四的上午，我在两节课结束之后匆忙赶到五楼放映厅参加马可穆勒先生的电影艺术表达课程，这次的影片是《过年回家》。

“像两部电影”，这是我关于《过年回家》这部电影头尾和中间两部分最直观的感受，不管是节奏也好，影调也好，总透出一种别扭的格格不入的感觉。开头结尾就像一台话剧，里面有一种话剧特有的装腔作势，而中间那部分则有那么一点像公路片。老马在讲课过程中也反复提到这一点，“刘琳演的很好，李冰冰也还可以，但是父亲和母亲的演员不够好”，这大概是他对这部电影的一个遗憾，“they belongs to another film”。

如果把电影中间部分再细分，又可以分为监狱部分和回家部分。监狱部分的时长有些尴尬，在我总以为他要结束的时候，下一个镜头依然是在监狱，所幸他的真实感给了人勉强看下去的理由。张元在拍摄《过年回家》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和天津女子监狱进行合作，采访了很多女犯，才有电影中这么真实的效果呈现。

Sonata，老马这么形容回家的部分，意大利剪辑师以一种富有韵律的剪辑方式去剪这部分，就像钢琴家在弹钢琴一样。不是交响曲，是奏鸣曲。包括后期的声音剪辑，也是一样的节奏去进行。

天津，是本片的拍摄地，给了本片独特的城市印记，北方口音，工人，城市，市井，那个年代的快速发展。一部电影，尤其是像这种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街上游荡的电影，和所在的城市密不可分，就像《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偷自行车的人》一样，但不同的是，《过年回家》除了室内戏以外都是实景拍摄，而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经常用到的“real production”（在摄影棚中搭建场景并把真实的街景投射到屏幕上作为背景，怎么感觉跟曼达洛人里面的虚拟拍摄有点像），这是非常不同的。真实场景的拍摄也给了影片更多的真实感，更能表现陶兰刚出监狱时对已经翻天覆地的社会的无所适从，也表明这条回家之路也是十多年监狱生活之后她的重返社会之路。

而这部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又是不同的，老马认为，第六代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现实主义，《过年回家》是其中的代表。

对白，是本片的另外一个特点。张元是南京人，但他从来不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故事。他不是北方人，于是他请了余华和朱文分别写了本片当中的对白，且彼此都不知情，然后张元选择其中出彩的部分。“是，队长”是朱文想出来的台词，简洁明了地反映了多年的牢狱生活对陶兰的思想上有怎样的改变。

在《过年回家》之前，张元已经在国际上获得认知，但自己的作品却从未登上过中国的银幕，因此张元视《过年回家》为自己返回地上的作品。已经习惯面对国外观众的张元却并不知道如何面对国内观众，所以也在筹备期间格外焦虑。为了迎合电影局的好感，尽可能地对电影做出了修改，带着镣铐跳舞是张元对这部作品创作经历的总结。不过当时电影局并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不仅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太积极阳光的灯光，还有结尾父亲说的为了五块钱搞成这个样子。最后这部电影在上映7天后就下映了。为了收回成本，张元找到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盗版发行公司，并承诺可以给他们未释出的素材。不过他们开出的价钱并不算高，但是影片质量却很好，而且是威尼斯版本。

“很多著名的导演，拍了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在讲一个故事，尽管从不同的角度和答案来拍摄，但还是一部电影。但张元不一样，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不同的电影。但是不变的是，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他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