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大门，巨大的夜幕似乎能包裹住从上至下的每一处，只有这么一个背影，定格••••••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小人物，小到被解雇后就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重量，小到在危难时刻连一个温暖的拥抱都是奢求，小到卑微成一粒尘埃都无法躲避巨大的笼网。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或者他们，知道深藏在诡谲背后的丑陋和卑鄙，一旦被暴露在阳光下，立马轰然倒塌。当然，它的构建者，是永远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保密条款的补充条例，或许会永远扼住知密者的喉咙。是正人君子？抑或是卑劣小人？在金钱，家庭，柴米油盐的压力下，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膛担保自己，会毫不犹豫，站在阳光下，揭露这一切。
    
    随后，便是无休止的黑暗，恐惧，害怕，侮辱••••此时，影片从容而又不乏波折的节奏才在这一刻有了转折。对于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背水一战才是最好的选择。当Wigand的面庞，如此清晰地出现在镜头的那一刻，影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if you’d ask me,would I do it again, do I think it’s worth it ?yeah, I think it’s worth it .”
    似乎到这一刻，Wigand的所有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是在这一刻，一个小人物，获得了他生命的重生，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里，他漂亮的完胜了第一仗！

    接下来，如此浓墨重彩的叙述，如此隐忍含蓄而又不乏张力的表演，在Wigand和Bergman镜头的切换中真正将影片掀向高潮。水墨画般晕染开来的墙壁上一点一点蔓延开他的家庭，他的女儿，对着电话那头的Bergman，突然疯了似的咆哮道“我一定得让我的孩子们看到！”是啊，是自己的承诺，是自己的说服，让他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出庭作证，妻离子散，而到头来这一切只是一场空。“get on the fuching phone！”于是，忠诚和背叛之间，他们都选择了忠诚，在信义和自由之间，他们都选择了自由。
    
    Wigand的选择已经在出现在电视台的那一刻让我们看到了他最明确的答复，而Bergman的选择，在此时，也愈发明朗。“我们是商人吗？不，我们是新闻人，我，还有其他人，我们都是新闻人。”
所谓新闻人，就是揭发一切已知事实。所谓新闻伦理，就是心中的一杆秤，就是在“说与不说”中作以权衡。新闻，最忌讳的是虚假新闻，然而，选择“不说”是否意味着真实？选择掩盖“已知”是否意味真实？不，在Bergman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小人物，即使他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权力和金钱面前，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因为你既无法阻止烟草公司的收购，更无法说服为了商业利益而抛弃新闻职守的顶头上司。甚至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在其他任何人看来，都是疯狂而又愚蠢的，但，这“关乎以后媒体的公信度，这关乎新闻自由，这，关乎所有人的知情权。”
Bergman深知仅凭自己的蛮力是无法抗衡的，于是其接下来的行动不得不让观影人惊叹他的勇气和智慧。将已知线索，将现有困境，转卖给自己的同行，依靠行业内的竞争对自己所在电视台施以压力。这一招，可谓走的惊险而又绝妙。一步走错，不仅会害的Wigand名誉扫地，也会使自己深陷于危险之中。

    最终，节目顺利播出，Wigand的两个孩子坐在家中看着父亲坐在面前的电视机里，或许这时的他们只能懵懂的明白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他所需要的，只是儿女的理解，他所能做的，只是成为一个好人。另一头，Bergman的妻子说，亲爱的，你们赢了。 “赢了？但是我们又赢了什么？”

    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人生，两个小人物，为了他们不认识的人做着同样的努力，为了一样的坚持做着同样的努力。他们赢得的，是人们期盼许久的光明，是从未消失的正义和从未消失的道德。

    不过，Bergman还是离开了，因为他“说到做到，说话算数。未曾出卖过任何一条线索，为抛下任何人，直到现在。”而他，已经“无法面对下一个告密者了。”只留下一个背影，消失在未知的尽头••••••

157分钟，有些地方的情节让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拖沓了，而有些地方，比如Al Pacino帮Russell Crowe证明他的人品神马的那段又有点好像有点快，弄得我不是最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帮了他，稍微会觉得有点跟不上，这种节奏上的把握似乎不是最好。
至于故事本身很棒，对于媒体操守的探讨有点像凯特贝金赛尔阿姨的《真相至上》，Al Pacino演技没话说，发起火来的他是那么的有魅力，这种爆发力强劲的表演没有几个人能和他比。帮Russell Crowe赢了之后躺在床上那一句win what又真是让人鸡皮疙瘩一地啊。
不错的片子，推荐一看，4星。

 看文学作品宣扬提倡什么，就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它存在的必要。敢于说真话，是我们社会中最缺乏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会受到利益的冲突，甚至是生命。我国历史上推崇“武战死，文谏死”，文人冒着杀头的风险，顶撞皇帝，海瑞就是杰出的代表，有人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也是一种博出位，可以名留清史。现代我们也有马寅初、张志新之流，欧美有太多类似的电影，我以前介绍过的《应许之地》，老片《惊爆内幕》，由艾尔-帕西诺《教父》、《闻香识女人》，罗素-克罗《角斗士》、《美丽心灵》等，两大影星主演的，光这两个人的名气，都够你去看的，我可能以前看过的，重温了一遍，这是部真实事件改编的，主人公说真话的代价是失业，胜利了也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该妻离子散还是这样，该学校教书也还是去教书，但是六大烟草公司为此付出了巨额赔偿，让人大快人心，怪不得美国会出斯诺登，那要怪你的影视作品，把这类敢于说真话的人，视为英雄，看多了谁不想试试正义、英雄的味道。如果我们的普通人也能有这样的胆量，那地沟油、毒奶粉等黑心厂商，就没有那么从容生产、销售的机会，但是很遗撼，我们大都是消费者、记者揭露出来，鲜有从事生产、销售的职工站出来揭发，可能我们太在乎自身的利益了，我们可以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但其实是躲不了的，只是易糞相食），生存是第一位的，正义、真相真有那么重要？

——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郭宇宽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

郭：老实说我是通过盗版碟，才看了《惊爆内幕》这部影片，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应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能给很多人带来鼓舞。

伯：其实这部片子在美国也很低调，而且能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 发行的不作大规模宣传的影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后很多人以为我像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一样帅，见到我都会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里的罗素克罗（Russell Crowe）扮演的杰弗里，面对坐牢的危险在大海边苦苦思索，猛然转过身，对你说“去他妈的，让我去作证。”真实的故事是这样么？

伯：是的，杰弗里为此承担了很多，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初是我说服他站出来公开接受专访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匿名证人，因为这样对公众有更强的说服力，可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压力是包括我在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会说要勇于为捍卫正义而承担责任的道理，而当这个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头时，作出无愧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郭：你受到了杰弗里一样的压力么？

伯：我的压力和他不一样，不可能有人来粗鲁的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记录下来然后公诸于众。来找我的一般是穿着高级西装的律师，措辞一定无懈可击，非常得体，但微妙的给你传递一种压力。我的老板也不会跟我说：因为我们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他们会用堂皇的说辞来劝你，但我不是白痴，他们不管说什么背后的意思都是“忘了这件事吧!”

郭：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所对抗的不是一个两个坏人，而需要违背保密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

伯：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在体制中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

郭：在你成为著名的《60分》栏目制片人之前，你的职业经历如何？

伯：在进入商业广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电视台，我们是由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播放广告或者接受赞助。听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以国家台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还可以为公司做广告，这和我们很不一样。

郭：对于公共电视台，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决定你们报道什么？

伯：要明白我们事由纳税人养的，而不是政府养的，它没有权力决定我们报到什么。假如我坚持，没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要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比如我们报道巴以冲突，往往会让犹太人社团感到不愉快，他们就会通过参议员提出质询, 或者发起诉讼。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让美国政府难堪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违背国家利益而遭受指责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职业标准基本上不会，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干的就是批评政府，和一些大企业。说到这里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是89年我曾经到广东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美国企业由于国内的严格立法转向在中国倾倒垃圾。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我在一个台湾商人的配合下，装扮成一个欲来投资的美国商人，我的摄像师几乎完全是大摇大摆的用摄像机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那次报道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评美国企业和美国法律的漏洞，美国商业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自私，顺带也对中国一些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长远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相信即使在体制内也要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这非常重要。

郭：作为享有很大话语权的制片人，如何避免个人的偏见对判断的影响？

伯：当然实际上一个人作判断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有很多的媒体可以构成话语上的平衡，但理论上讲作为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带有党派偏见，也就是站在一个党派立场作出判断。

职业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后来你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像你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比如和老板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

伯：我的政治观念总是和老板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上学时我就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有比较强烈的质疑精神，但关键是能否坚持下来。有时候你的新闻理念和上级甚至整个理性的制度系统之间的冲突会让你非常沮丧，你需要做出选择是去影响他们，还是被他们控制？而老板会考虑什么是他需要的人，一个能为他赚钱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干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听话的庸人。

郭：在商业媒体工作时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么？

伯：其实商业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职业理想，并不是生意人，但老板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变得非常“性感”（sexy）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让我感到厌恶，但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种平衡。

郭：你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么，比如在我的经验中有时让一个尖锐的报道得以发表需要做很艺术的处理。

伯：我也有这样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时，商业台的老板有老板的思维，在商业电视台里老板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得罪企业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广告客户，如果我总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业，老板会非常紧张，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会告诉我“嘿，你整天盯着那些有钱人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犯罪现象？比如凶杀和黑社会。”所以我常常把一个揭露企业内幕的报道包装得像一个犯罪故事。我会告诉老板“最近经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脚，他们还受到威胁如果说出去就的不到赔偿。你想知道幕后黑手么？”于是老板说“喔，这个故事太棒了！”于是我干成了我想干的事情。

我们不是大人物，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职业值得尊敬

郭：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这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和他们平等对话，而在公司里却不得不服从老板，如何把握心态的平衡？

伯：记者不要因为自己见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当成大人物，这是荒唐的。有一次经历我很难忘，那是我遇到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你知道他比我个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视我的姿态，大概我的什么报道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对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么？”他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把我带进一家豪华的餐厅，在我们聊天的不长时间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走过来向他问好，根本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么？这些都是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但我们这些记者又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老板面前挺起腰杆，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郭:能否理解为这种职业的崇高感使你愿意为此付出？

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职业需要我冒险，但我从不鲁莽，也许爱夸张自己的职业危险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笑）。有一次布罗考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告诉大家他在战地现场，其实他所处的位置，比站在纽约街头还要安全。并且我认为记者需要冒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价值有所权衡。

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连你也不敢碰的题材？

伯：有，比如说宗教极端主义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这很有意义，但我个人是不想碰的，因为即使是黑社会，他也有他行事的逻辑，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可关于宗教极端势力，常常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理性的。

郭：那么你和杰弗里所作的一切，后来所付出的代价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今天看来值得么？

伯：很难说值得不值得，但确实很遗憾，我失去了一份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丰厚，当制片人还可以省很多顿饭（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真正让一个有抱负的人动心的是他所能达到的影响力，在《60分》你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达到美国最广大的观众，他们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诚的担负起责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也是支撑你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时常的挫折感而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郭：相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言，这个收入听上去不是非常高，据说一些节目主持人，比如麦克华莱士可以赚成百上千万。

伯：这就是一个记者和电视明星的区别,我是一个记者不是电视明星。在学校里我总是告诉学生们，任何社会里一个好记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个记者永远不做政府和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记者永远不会是一份让你发大财的工作，不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还会作出当时那样的选择么？

伯：(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一个记者必须作的事情!

关于《惊爆内幕》（《insider》）及背后的真实故事

    自“水门事件”以来，“深喉”变成了令一些人充满敬意，令一些人咬牙切齿的称谓。人们总是将诸如“伟大”一类的词汇加之于那些用于揭露内部黑幕的局内人，但是，以“职业道德”为名，一些道德的压力也压制于这些人的身上。在阿尔帕西诺和罗素•克劳1999年版的《局内人》中，便探讨了在职业道德和大众权益之间的抉择，局内人的光荣与辛酸都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故事梗概看，这部电影和过去的揭露黑幕的电影没有太多不同，勇敢的新闻人士，暴露内幕的大企业内部人，公司与媒体的斗争，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的纠葛等等。但是这部电影对人物内心冲突的表现更为细腻，无论是罗素•克劳扮演的原烟草公司的高层维根，或是阿尔帕西诺扮演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人伯格曼，都在整个事件中承受着外部巨大的压力和内心深处的巨大煎熬。但是，两人又各有不同，两位优秀的演员展现了同一事件下身处不同位置的人物的不同心态。
    维根是片中显得既高大又很脆弱的角色，一个曾经的烟草公司的高层，拿着丰厚的薪水，却因为利益关系被公司开除。在片中，他显得很平凡，一个落魄的失业人员在公司做出继续过去福利的承诺后签下了保密协议，却又试图揭露公司内部的丑闻，职业道德和公众利益的矛盾在这里冲击着他。应该说，他对保守公司机密的“职业道德”并不是十分在意的，他更多的是考虑着个人的利益，考虑着这么做可能失去的福利，甚至在与伯格曼见面后谈论曝光内部后的酬劳。起初，他的举止显得不是那么崇高，那么伟大，他也承受着过去公司的压力，妻子离去，甚至可能被合作的媒体抛弃，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是小人物的他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韧性，他顽强的抗争着，终于在那一刻越过了平凡和伟大的距离，成为了一个维护公众利益的局内人。就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无所谓好或坏，只是一个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但是在一起维护公众利益的事件中，他显得伟大，这与人当时的地位无关，更关乎他个人的为人准则和底线。
    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士，伯格曼显得更为老成，见多识广的他对大公司的压力一点不屑，他蔑视着大公司和大人物，秉承着一个新闻界人士的良知与勇敢。他更多面临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是执着的，他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参与到揭开烟草公司内幕的行动中来，对维根他鼎立相助。但是，他虽然蔑视大公司，但是他服务的媒体本身就是一家大公司，于是在公司利益的漩涡中，他又显得无能为力，他的理想主义信念在现实利益面前受到重挫，他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太偏执。但是，他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恪守着信念与做人的准则，坚守着个人道德的底线，不再受到公司支持的他无力凭借个人之力抗拒强大的势力，却选择个人顽强的抵抗，他没有抛弃提供线索的维根，却继续支持鼓励着他，并且终于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暴露了媒体的内幕和烟草公司的内幕，采访一个局内人的他也无意中也成为一个局内人。面对他信仰的新闻价值观受到侵犯，面对他个人的信念受到挑衅，在现实利益和价值信仰之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这个有些歇斯底里的新闻人那么真诚，那么率真，那么高尚。最后，妻子一声淡淡的“你赢了”，而伯格曼依旧穿着风衣，走在揭示真相的大路上。
    在这部影片中，都有个人和公司的冲突，个人都受到了所在公司的制约，特别维根签署的“保密条款”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冲突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个人价值观与公司利益的冲突，公司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都围绕着这个商业社会法律保护下的制度化的“保密条款”展开。在我看来，“保密条款”是现代商业强势势力构建的价值体系的象征物，“保密条款”很有代表性，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又是签署人个人信用的负载物，所以任何违背条款的人都可能陷入法律和个人道德的双重拷问。所以，维根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高尚，他违反了法律，他背弃了信用。但是，完善的法律和价值体系从来不是一边倒的，所以，面对强势的商业势力，我们需要对所谓的“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做出约束，一方面有法律的如信息披露方面的约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个人的良知闪光点，对制度建设的强调从来不会磨灭一位位勇于为公众利益承受强大势力高压和内心焦灼折磨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毫无瑕疵的完人，就如维根在揭发原公司丑闻后被揭露出的人生污点，但是，平凡和伟大的距离就往往在于一次抉择，在那一次抉择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一刻便是个人伟大的一刻，而有益于公众利益的选择使得这一个人伟大的一刻可以与社会更多人的福利紧密联系，所以，人生的些许没有突破价值底线的污点不会损害以维根为代表的局内人们的形象，他们在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的揭幕之后，生活又归于平静，我想无论他们之前的生活有怎样的污点，无论他们之前的抉择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在他们做出了惠泽更多人的伟大选择之后，他们的余生都将在内心的安宁中平静度过。

http://handsomewang.blogdriver.com/handsomewang/1197203.html

阿尔·帕西诺挺适合这样固执的角色
关于个人信念，职业道德，新闻自由
既然如此，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
我有老婆孩子，我要养家
其实，可以说的不多
影片不算剧情曲折怎么怎么样
但是两个半小时看过去，你不会觉得厌倦，你可以感受到传递出来的情绪，那种冲击
在国内，我们大多时候说权力，几乎不提及权利
或者在前者的照耀下，后者实在是太渺小了
新闻自由，这种东西，在国内不谈也罢
我更觉得劳埃尔是为了一个承诺赌上一切，而不仅是为了这则新闻
发生过的事情又怎能当作没有发生
心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