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的商店

1965年，由杨·卡达尔（Jan Kadar）和艾尔玛·克洛斯（Elmar Klos）联合执导的电影《大街上的商店》，获得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这部电影聚焦1942年前夕，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故事。

教堂般的钟声响起，一堆枯草上，3只鸟静止在画面中，就像舞台上正在等待表演的候场演员。忽然轻快的音乐响起，一只鸟扑哧着翅膀飞往高空，在屋顶类似烟囱的地方停下，表演正式开始了。俯拍镜头下，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一群人围着圈有节奏的走着。镜头缓缓摇到屋外的大街，路上的行人和马车在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行着。一名穿军服的指挥官在人群中指挥乐队演奏，路上的行人，或与家人，或与恋人，都手挽着手行进着。他们的穿着是那么的正式，走路的姿态是那么的优雅，在四三拍的音乐下，他们的步调如此规律整齐，像精心排练过的一场表演。他们仿佛要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庆典，这一切看似安逸愉悦的景象，却已道出纳粹的虚伪面目。（看着开头的这几个镜头，我就想说，什么奖给他都不为过。）

本片的故事就隐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外表下。穷困的木匠工人托尼，有一个法西斯妹夫。正值纳粹雅利安化犹太人的时候，妹夫将犹太老太太苏特曼夫人的店给了托尼。托尼以为自己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富翁了，却发现苏特曼夫人的店早已虚有其表，内壳已空。在朋友亲犹太人库查的建议下，他以帮工的形式在店内帮忙以及保护苏特曼夫人，同时，他也可以获得一笔犹太人资助的酬劳。

影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虚浮外表下非常现实的故事。在喧嚣的时代里，托尼和妻子的家，异常宁静。虽然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是破败的农庄，可在我眼里却极具捷克乡土风情，令人神往。鸡鸭的声音环绕，让人看到一幅美好生活的景象。可从妻子每天不停地唠叨中，我们知道，她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她总是怂恿丈夫问出老太太的金库藏在哪里。托尼也渴望变得富有，但是在和老太太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老太太送他过世老公的高级服装、给他工钱，生气还会做好吃的饭菜哄他，像对待儿子一般待他。按照理想的逻辑走，托尼会真心实意的一直保护老太太。但不是，这也就是本片最现实之处。

当时的环境，亲犹太人比是犹太人更严重。好朋友库查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当街示众，挂上「我是亲犹太人」的牌子。在纳粹政府虚伪的用法律将犹太人骗上车，送往劳动营的那天，喝醉酒的托尼意识突变，要老太太听纳粹的话，拿上不超过30公斤的行李，同其他人一同上车，去往劳动营。与《波斯语课》中纳粹也有人性的一面相反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复杂的人性。“不是她，就是我”，托尼说。很多时候人都会选择自保。我们可以谴责吗？我想我做不到，我的确震惊、愤慨，但假若我是托尼，我该怎么办？然而现实远比我们残酷。苏特曼夫人在与托尼的抗争中死了。

《美丽人生》以喜剧述悲剧，《大街上的商店》在朴实的基调中以非现实叙现实。除了虚假的社会面貌，影片在现实的叙事里还插入了非现实的场景与对话。发现苏特曼夫人死后，托尼看着天花板上的倒钩，从柜子里找出一根麻绳，打开后院的门，把自己的狗放出去再把门关上。搬了一条凳子在倒钩底下，走过去将店铺大门关上，再走回屋内。镜头对准店铺大门，我们听到凳子倒地的声音，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实在令人唏嘘。开片的庆典音乐又响起了，店铺大门的两扇门自动开了，眼前是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

承接着上一镜头的白光，在一个类似现实的店铺一样非现实的空间里，苏特曼夫人穿着裙子撑着伞站在店门口，托尼穿着苏特曼夫人老公的衣服欢快地走出来，就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穿上这套服装，他像查理卓别林。而这一切就像卓别林的喜剧一样荒诞可笑吧。慢镜头中，两人手牵着手奔跑，经过一个正在表演的乐队，与指挥官行礼，边走边跳起舞来，最后在将要消失在镜头里的时候，向指挥员再次行礼告别。而乐队的表演还在继续。画面定格，影片到此结束。这一幕是否在说，民众已如梦初醒，而纳粹的表演还在继续，人们将要迎来真正快乐的生活？不管是何种意义，影片最后一幕的诗意表达，为我心中精彩的开片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光打在这位老妇人的脸上，更显惨白，眼睛睁着，嘴微微张着，痛苦的余息还在她脸上晃荡，就在大概5分钟之前———

托尼慌乱的把她推到一个小屋里，因为他看见妹夫——法西斯的拥护者——朝他的商店走来，一旦被妹夫发现，后果不堪想象，还好是虚惊一场，于是他返回到小屋里。

下一幕给我的观影体验不亚于从50米的高台上跳下去，心脏似乎被拿出来在沸水里泡着，全身都在燃烧，鸡皮疙瘩开始挤压毛细血孔。我望着诺大的银幕，真是暗自庆幸，早上六点半起床， 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只为北影节中国电影资料馆——上午十点档的这部《大街上的商店》。影院的座位还没有坐满，有些稀疏的样子。但我却心里一直念叨着：值了，真TM的值了。

《大街上的商店》是20世纪60年代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它也拿下了196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一开始所营造的舒适轻快的气氛几乎让我们以为这会是一部轻喜剧。它甚至让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那些闹剧般电影。

以飞鸟的翱翔来开端，用极为流畅自如的摄影来展现——1942年清理犹太人之前的捷克街上——人们和谐美好的状态，此刻摄像机取代了眼睛，不紧不慢的向前推进，向两边展开，匀速的，让人舒服的。紧接着主人公登场，言谈之间流露的市井气，大嗓门，多手势，像是马戏团的表演一样。

托尼，一位潦倒邋遢的木工，整日被妻子嫌弃，直到法西斯军官妹夫送给他一家犹太商店的管理权。本以为要重获新生的他，却发现商店只是一个空壳，并没什么货物，而老板是一位有点耳聋的犹太老寡妇，对外事一概不知，几番之下，托尼也不忍告诉她真相。

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定，很容易让人想到彼此治愈救赎的套路，甚至我们也会期待两人如何彼此拯救对方。我们有这样的期待也是来源于导演本身的狡黠：他设计了很多托尼和老妇人友好相处的戏份，像老妇人给托尼熬汤，托尼怕老妇人被抓，急匆匆去街上找她，两人一起听唱片上的音乐等等。

情感饥渴的人们希望来一场轰动的煽情大戏，至少有的观众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看到哪怕一帧的治愈，我们先是看到闹剧般的情节像幻灯片一样样在眼前闪过，人们大喊大叫，喝朗姆酒，吃甜蛋糕，互相亲吻，彼此拥抱，燃烧的衣服拜褽斗所赐，摔碎的酒杯是酒鬼所为。

歌颂法西斯的“金字塔”丰碑是看他起高楼的“高楼”，而最后犹太人被驱赶是看他楼塌了的“塌”。楼当然没塌，是人塌陷了。人们的欢乐情绪在“金字塔”完善的过程中一天天膨胀，就像一只不停鼓起的气球，终于在临界点爆炸了。欢声笑语变成了外面广播的刺耳点名声，每个人的名字此刻就代表了一个个的生命，被点到名的人也就意味着死亡，当犹太妈妈在找她的大儿子，我们还在为这个孩子担忧，而最后发现孩子被好心人救助时，这使得电影存留了最后一抹人性的温暖。

前100分钟所制造的欢乐甚至带着一丝吵闹的喧嚣，正是在为最后的高潮戏做最勇敢，也是最冒险的“牺牲”。从惬意滑稽的风格急转到严肃的审问，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愕然，呆住，就像是看到一个孩子在水里玩耍嬉戏，突然被潜伏很久的鳄鱼叼走。从电影一开始出现的背景介绍 ——“纽伦堡种族法”在捷克地区实行——就预示着鳄鱼的存在，也暗示着最后无可避免的悲剧。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会有激动人心或者印象深刻的镜头，它会在你脑海里萦绕，久久不能散去。《大街上的商店》本身的魅力，正是来源于最后结尾的发力，它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叩问和精神鞭笞。外部因素的压力和内部思想的煎熬，使得戏剧冲突达到一个错乱，癫狂，不可思议，乃至暗黑的高点。

选择保护老妇人，还是把她交给纳粹？选择良知，还是自保？这是托尼面临的问题。电影用了不少的笔墨来描绘他的心理，疯癫，无奈，痛苦，借酒消愁的他反而是火上浇油，当丑陋的自私战胜了善良，当黑暗的内心战胜了温情，托尼像疯狗一样扑向老妇人，想要把她交给外面的军官。

道德的沦丧让托尼“原形毕现”，或者说电影所刻画的就是一个“人”，善意的行为和肮脏的灵魂兼有，这样如此矛盾的个体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而这更快的加大悲剧的质变。但我们真的为此而讨厌托尼吗？他最终还是没有把老妇人交出去，他甚至为自己愚蠢的举止而自责，与其说讨厌，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可怜，一种挠心的无奈，一种无言以状的哀叹。

就像老妇人所说：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她看到曾经和她朝夕相处的犹太人被成批的运到卡车上送走，昔日美丽的景象顿时变成地狱。她眼前的这位——曾经看上去如此可爱的男人，如今也露出丑恶的嘴脸，张牙舞爪的向她逼迫。

但一切的矛头指向点真的是托尼吗？托尼背后的环境，社会体系，法律规则，才是制造悲剧的源泉，法西斯才是一切的元凶。“当法律迫害无辜之人时，也是它走向末路之日”。电影借托尼最后魔鬼式的疯狂，来痛斥法西斯的行为，来表达对这个混乱无序，荒谬残酷世界的愤怒和批判。

当摄像机化作审判的上帝（或者是观众，老妇人的鬼魂），它始终紧跟着托尼，逼迫着托尼正视镜头，正视他所做的一切，于是他最终直面无可回避的叩问，选择了自裁。这种令人窒息的主观镜头堪称电影的神来之笔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曝光发亮的虚幻世界，身穿黑衣礼帽的托尼，带着雍容华贵的老妇人，肆意的嬉笑奔跑，一切那么美好，那么可亲，那么陶醉。唉，那个老妇人呢，她到底怎么样了，她不是没有被交出去吗？

就在托尼自杀前的5分钟，我们看到老妇人已然摔死在楼梯下，托尼的那一推是致命的，他的失手杀人，让整个悲剧高潮达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巅峰，这是电影里最震撼，最痛心，最唏嘘的一幕。这一幕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我至今还能记住她的眼神，藏着惊恐，藏着遗憾，藏着不相信，藏着太多想说的话，更藏着对这个世界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