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迷高跟鞋

西班牙这个奇特的民族孕育了无数艺术大师，在电影方面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可算是一位非凡的鬼才导演。
他的电影都有着现实与幻想相互纠缠的气质。主题，画面，人物，语言充斥着丰富的想象力，游走于客观记录与幻想超越之间。作品大都不怀旧，不反省，也不考虑人类社会未来，但非常注重现实社会；镜头语言洗练，简捷，敏锐；多种艺术手法方式如情节剧，通俗喜剧，新现实，黑色幽默，后现代，夸张等等相互融合，创造出一种由传统文化，好莱坞文化，现代通俗文化，后现代主义，巴洛克文化等多种艺术特征相混合的艺术。
这部《情迷高跟鞋》摄于1991年，是一部表现母女关系，探索女性世界的作品。影片中的道具呈现出鲜明的巴洛克风格，具有强烈的人工美学色彩。1992年获得了法国恺撒奖。它讲述的依旧是女性题材——瑞贝卡在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明星母亲，父爱缺失，社会传媒的影响，及被忽略的生活，使她渴望被母亲重视，因而杀害了继父，嫁给母亲的情人，又因母亲的归来，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断案之后，瑞贝卡被释放了，母亲因病去世了，临死前替瑞贝卡顶了罪，母女重归于好。
在成长方面，由瑞贝卡的闪回不难发现，她是被忽略的。家庭的错误教育给了她一个错误的成长方式；而大的环境正是复杂的相互碰撞的墨西哥殖民文化。因为家庭对她没有庇护引发了她谋杀继父的事件，由此孩子的价值观沦丧了，这些也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主观原因——主人公性格的因素。在她成长中，时刻都伴随着电视、广告等大众传媒，这些大众文化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所起的引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切都塑造了这个女主人公的性格成因及事件发生的原因。往后女孩长大了，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却变为陌生人般的生疏，即便一瞬间的情感流露也是社会所需。最后母女言归于好，可却是在攻击、嫉妒、猜疑之后，而且母亲还替女儿顶了罪，但这前提也是母亲即将死去，所以母女之间的情感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并有不纯洁的因素在其中，但幸而和好了，也就无所谓讨论其真实性，但这是女孩成长的过程——重拾昔日的亲情。
既然是女性题材，当然要讨论女性话题。片中女性角色是错乱和迷失的，用黑管这种男性乐器配乐即表明了女性被赋予男性的身份。当女人的情感遭到冲击，即便是母女亲情也立刻转变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嫉妒。甚至在片中的情爱场景中，也表现了男性征服与女性的慌乱成为弱者姿态。在社会上，女性还是处于被追求的弱势。片名的“高跟鞋”正视女性的象征，“穿了高跟鞋不能下来”隐喻了女性不能由上向下的自主选择，是现代社会随波逐流的被动性。在囚牢跳舞，透过铁窗看女人——女人只是被人观赏的囚徒。女性在这种环境下内心的独白，嫉妒与牺牲等等是生活的无法挣脱。
这部影片除了成长与女性外，还有关于传媒，关于人物方面的不确定的性格等等，就不一一叙述了，毕竟成长与女性是主要内容。
影片大量戏用了广告、情节片、凶杀片、电视节目特征，透析出导演对现代人在大众传媒影响下变态的评价倾向；在使用情节片特征时平行蒙太奇的处理所具有的艺术表达方式。
在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中艳丽的色彩，偏执的主题及热烈的情爱让人目瞪口呆。但这一切都无所谓，在佩德罗眼里，生活和生命都是多余的，他的一生都在沉重晦涩之中嘲弄和戏谑，他的每一个故事都怪异可笑而发人深省，征服和被征服都成了他作品中点石成金的符号。边缘人群和另类的爱情在他镜头下成了一种主流，那些诡异的氛围和艳俗的色彩竟是那么顺理成章，仿佛那就是生活最初的形态。

阿尔莫多瓦又感动我了。《高跟鞋》是用鲜明的表情表达最强烈的情感，大声说出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故事。
 
身为著名歌星的女儿，母亲的成就高不可攀，Rebecca不管做得多么优秀，心底深处永远有那么有一点点不自信，神色慌张，质疑自我，矛盾冲突的高潮时，她最强烈的心声永远是：“承认我，赞美我，爱我！”

那岂不是在说我么？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孩子啊。

影片最动人一幕让我心中悲戚：女儿刚被投入监狱的第一天晚上，正是母亲演唱会的首演，台上的母亲强忍心碎，带着克制的悲伤，把第一首歌献给她的女儿，那首动听得不可思议的西班牙歌曲响起，（Luz Casal的Piensa en mi），狱友的收音机现场直播这场演唱会，女儿在监狱的床上捂住耳朵，痛苦翻滚，恳求狱友把收音机关掉。

但是，阿尔莫多瓦要说的不是对抗。在三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中无不透出浓浓的温情，在充满凶杀、犯罪、变性人的情节背后是浓浓的温情，就像〈回归〉的终结句：妈妈，我需要你。

影片的最后，母亲临死前在枪上印下自己的指纹，替女儿顶了罪，她对神父忏悔时说：“即使我撒谎那又怎么样，我是她的母亲，我当替她负责。”母亲死去时，地下室临街的窗给室内洒进温和的夕阳，女儿扑在母亲的身上，久久哀恸，镜头极缓极缓地、无比凝重地淡入黑色，像一幅描绘悲剧场景的画，影片就在这样温暖的哀伤中结束了。

把情感纠缠于悬疑和谋杀，把泪水掩盖于纯正艳丽的温暖色块之下，把高跟鞋混合于手枪……《高跟鞋》是个古怪的片子。

不能否阿莫多瓦影片中人物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大多来源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重重障碍，然而阿莫多瓦执著于交流，并且对交流进行了深刻贴切的阐释和表达，因此，他在九十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时期成为大师级人物决非偶然。在他的影片中，人们的情感交错着在时空中彼此贯穿，互相撕扯黏附着，只有用最怪异的方法才能将这纠葛解开。

看看这纠缠不清的复杂情节吧——这样的故事并不讨好，有人说：“一部电影中，需要观众记住的要素绝对不许超过十六项，除非这片子是拍给黄药师他老婆看的。”但是一旦深入其中，它却如此令人着迷——因为它的主线和思想都非常清晰。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神经质的女儿先后杀死明星母亲的丈夫和情人，她认罪后坐牢，母亲突发心绞痛，在临死前替女儿抵罪，女儿后来和一个人妖法官生活在一起。

对于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材（我喜欢耸人听闻。阿莫多瓦一定也非常迷这个。），导演却并没有直指谋杀——甚至颇有些轻描淡写。与此相反，在影片开始便让女儿在机场等候母亲的时候去回忆往事，这样就奠定了本片精神分析的基调。

我们注意到母亲和女儿的高跟鞋：母亲一直穿红色的，女儿则是不打眼的黑色。两双高跟鞋暗示了两个人的身份和命运：母亲光彩照人，她是一个强大而有天赋的人；女儿则是“一幅苦瓜脸”，性格孤僻。母亲是女儿心目中的偶像，女儿爱她爱得发狂。我们看到女儿固执地带着十年前与母亲一起买的耳环，在机场等待母亲时激动得浑身发抖，她一直模仿母亲，学母亲那样走路、说话，像母亲一样向文艺界发展。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根本没有天赋。她是生活在母亲阴影下的可怜虫，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地位。她的爱是不完整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女儿略微有一点受虐倾向，她必须使自己成为他人生活的一部分，否则她便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她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穿了高跟鞋的脚跳下来会摔伤”。母亲的离去让她备受打击，她有些病态地嫁给母亲从前的一个情人，企图从中寻找母亲的影子——她把自己看作母亲的影子，她嫁给贝尔纳这个行为更像是一次假想式的从自己到母亲的转化仪式。

母亲则因为强大而过于独立了。她离开女儿只身前往墨西哥，一去便是十年。她依然爱着女儿，但是却害怕这种爱成为自己事业和生活的障碍，结果是她什么也没能带给女儿。但母亲并不幸福，她除了事业成功之外一无所得，“红色高跟鞋”也未必就是美丽的。影片中母亲住在地下室里，她解释道：“我从小就住在这座房子里，从通风孔能够看到街上行人的鞋子。”她从自己的贫困童年联想到女儿的不幸童年，并且感到内疚——甚至是一种恐惧，她固执地住在地下室里可以看作是对自己不负责行为的一种惩罚。

第一次谋杀来源于女儿对母亲爱的索取，只因为母亲随口说到：“如果你父亲让我去墨西哥，我就永远和你在一起。”这个才十三岁的女孩便间接制造了一场车祸导致父亲遇难。然而母亲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依然离她而去。当母亲归来时，女儿的第二次谋杀便无疑是一种报复了，或者说是“爱杀”。她哭诉道：“我什么都不如你，只有一点，我得到了贝尔纳，可是你一回来就夺走他！”如果把女儿对贝尔纳之爱看作是她对母亲的爱的移情，那么女儿杀死贝尔纳无疑也是对母亲的谋杀——后来母亲之死可以看作对此的映证。用手枪来驱散高跟鞋带给她的阴影——这一点在电影画报上表现得非常清晰。她要摆脱母亲，摆脱自己不幸的源头：对母亲的爱。

替代与模仿导致自我损耗，这就是女儿的悲哀。影片安排了两个次要角色与此呼应。一个是模仿母亲唱歌的人妖，一个是想要取代女儿地位的手语播音员。人妖同学是影片中起关键作用的角色——只有他一个人正确处理了爱与自己和他人的矛盾。他钦佩母亲，于是他模仿她，但是他不是她，他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自由和爱别人的权力。而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分裂——分裂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大问题，阿莫多瓦表现了它，却没有对它表露更多的警惕和关注。

于是影片中出现了一处断裂：女儿向全世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却在法律面前撒了谎；母亲对上帝说了实话，却对所有人撒谎。创作者用情节上的巧妙转换——人妖对女儿的信任和爱慕掩盖了这处断裂，从而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监狱生活重唤了女儿对爱的体验：对自由和热情的向往，封闭状态中的舞蹈，友情的美好。她忽然晕倒，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同时这意味着她的新生。可是她不知道怎样洗刷自己的罪恶——表现在她不知道怎样安放那柄作为杀人证据的手枪。一个有罪的人还能够重新去爱么？一个亲手扼杀爱的人还能够继续爱么？母亲在临死前成为她的拯救者，同时拯救了自己。

由此影片制造出真实与谎言的完美和谐——一种适当的坦诚，保持一定距离的爱，人们彼此相爱，但既不过分依附，也不相互孤立。这个观点在对当时（91年）的世界局势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阿莫多瓦作品《情迷高跟鞋》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上午10：55-11：10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阿莫多瓦作品《情迷高跟鞋》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马以乐、金爱武、李春华、袁康、武蔚（观影者：陈杏生、何吉、姬伯庆、方永根、蔡智云、张云、吴疆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武蔚

女主角蕾贝嘉在全片中等于是先后间接、直接地杀了两个大男人
范达明：《情迷高跟鞋》是阿莫多瓦1991年导演的片子，和上一次看的片子《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在风格上有一致的地方。本片这个女主角——电视台的女主播蕾贝嘉，实际上还在她是小女孩时候就是个很有心计的、心很狠的那种孩子，与通常的天真活泼的那种孩子不一样，她甚至通过偷偷把继父的药瓶换掉，导致了他车祸的死亡。在全片中，她等于是先后间接、直接地杀了两个大男人：一个是她的继父，一个是她母亲的情人也最终是成为她丈夫的男人。而他俩都是与她母亲有密切感情关系的男人。

片子里最大的悬疑点其实是那个法官
马以乐：这电影的情节还是蛮曲折的。人到底是她自己杀的，她妈妈杀的，还是外边人杀的，我们先是搞不清楚，到最后结论才下来。片子里最大的悬疑点其实是那个法官，法官对整个事情都清楚。法官想救她，也喜欢她，法官其实是当事人，他只是在想怎么帮她，怎么救她。结果，我们还知道这个法官就是那个人妖，这都是出乎观众意料的。
范达明：法官多明尼可以说是个“三栖人”，除了职业为法官，有时又成为“人妖”勒达尔，吸引了想念母亲的蕾贝嘉，因为“人妖”在秀场专门模仿她母亲的演唱风格——后者因想念远去墨西哥的母亲，就常去罗莎秀场看“人妖”演唱；此外，法官作为警方的眼线又扮演了穿红皮夹克的雨果，成为在监狱做女义工的葆拉的未婚夫。影片实际上是赋予了法官这个角色以某种超现实的、令人有点不可思议的功能。

影片的戏剧转折与最大的奇异有两点，并且都表现为角色的转换
范达明：影片的戏剧转折与最大的奇异有两点，并且都表现为角色的转换。一个是女主播蕾贝嘉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中直接承认是自己杀了自己的丈夫——由原本是媒体新闻的客观陈述者转换为面对全社会的凶案自首者。一个是法官如同全知的神那样竟然对于蕾贝嘉与人妖单独在后台化妆间的全部活动包括性活动了然于心——原来人妖就是法官装扮的。这里，我们或许会问，究竟人妖与法官原本就是同一个人，还是法官仅仅是偶然去装扮了人妖——影片在这点上似会让观众产生一些疑惑。当然，至少蕾贝嘉那天晚上到后台去所遇到的那个人妖，正是法官本人。
武蔚：应该法官与人妖始终就是那一个人。

母女之间压抑的爱与矛盾的恨，以及女儿对母亲的爱与恨及其转化
金爱武：最后女儿被释放了，慢慢自己调解出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妈妈对女儿的爱导致妈妈去那样做——母女之间的爱，以前的种种，使妈妈为解救女儿，也为了“赎罪”而来承担这个杀人的结果。最后大家的感情通过沟通舒畅了，以前是那种压抑的爱，矛盾的恨，最后恨没有了，只有爱。
范达明：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主要是围绕着母女关系的爱恨情仇构成的，母女之间的感情其实是很深的。但在影片最终也让我们看到，当母女的紧张关系完全释然之时，也是女儿永远失去母亲之日，这是异常悲凉的。

阿莫多瓦的片子关注亲情比较多，并和许多边缘的元素有趣地结合起来
李春华：我看过阿莫多瓦的几个片子，他关注亲情比较多，但是他的亲情和许多边缘的元素，就像把人妖这种元素很有趣地结合起来。之前有看过一个《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就是亲情多一点，我很喜欢他电影里面的类似歌剧的形式的运用。在另一部片子《对她说》里面，有一段默片，非常棒，我很喜欢。
范达明：你刚才讲的几部片子，我们都还会放，下个月还有他的4部片子。

影片的颜色、音乐与基调
朱未帆：原来《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也是阿莫多瓦拍的啊，这两部片子中的风格是比较一致的，里面突显出来的是颜色的冲击——红色，红色的高跟鞋，红色的衣服，像血一样的红色。还有片子里西班牙式的音乐。音乐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怀旧的回忆性的音乐、背景音乐，有比较浓厚的音色；一种是监狱里跳舞时的音乐，是整个影片中基调比较扬起来的音乐。虽然电影的主色调是红色，但整部电影的情感基调还是阴郁的。

母亲作为当红歌星魅力无穷，却绝不能由谁来单独占有
范达明：这部片子里的母亲作为当红歌星与《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里女主人公佩帕一样，都是演艺圈里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明星人物，她们本人都魅力无穷。影片事实上也反复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一是女儿蕾贝嘉，她对母亲是尽其一生去模仿追赶，一心想要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二是即使已经娶到了母亲的女儿的人（母亲的旧情人），一旦再次见到母亲后其旧情也还会“死灰复燃”；三是人妖所进行的秀场表演，也完全就是对于母亲的全部举止与演唱风格的模仿。
影片潜在地似乎还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系：母亲如此魅力无穷，如神一般，因此只能作为大众情人为大众所共同欣赏，而绝不能由谁来单独占有（至少在女儿蕾贝嘉心目中就是这样），否则给他带来的就必定是死亡。对此，似乎只有法官真正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法官也迷恋母亲，不过是适可而止，最多是男扮女装（异装癖地）以“人妖”的形象去模仿母亲，或者是仅仅达到占有母亲的女儿就可以了。影片中我们看到，法官通过变身人妖实现了对母亲的成功模仿，不仅相安无事，自己也出了名（当然是人妖的名）。相反，母亲的丈夫与情人（蕾贝嘉的继父与蕾贝嘉的丈夫）都因占有了母亲而死于非命；蕾贝嘉自己也一样——她想追赶母亲却由于自己天性不足（例如身材矮小等），永远无法达到母亲的气质与艺术高度，这不仅令她心中充满妒和恨，还成了杀人凶犯，毁了自己的前程。

影片关注视角是在人际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中情感与道德因素的一面
范达明：影片的结局是：杀夫嫌疑人蕾贝嘉因怀有身孕而被保释出狱，法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蕾贝嘉所怀新生命的父亲，他还要向蕾贝嘉求婚）；与此同时，母亲在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前，因对女儿的成长有负罪感而诚心地替女儿承担起了杀人的罪责。阿莫多瓦的影片显然把其关注视角放在人际关系尤其是影片特定的母女关系的情感与道德因素的一面。如果说在现实社会层面，常理中应是“法律高于一切”或“法大于情”的话，那么在影片的这个艺术故事中，这种关系则是被颠倒过来的。

2012年10月31整理，11月2日补充（纪要最后两节系会后笔谈）

   阿尔莫多瓦这部代表作如雷贯耳，好不容易才买到，译作《情迷高跟鞋》，不如“高跟鞋”直白简单。
    再一次证实了我和阿尔莫多瓦的心心相印，我不得不喜欢他的电影。近来一直沉不下心来观看电影，但是当拉丁咏叹调响起，艳丽的大红色浮现，我完全进入了西班牙的时空。
    我设想过一千个高跟鞋的故事，怎么也没算到他描述的是母女感情。当蕾贝卡孩子时必须听到母亲“咔、咔”的高跟鞋响起才能入睡，她如此依赖母亲，但身为明星的贝基却时常忽略女儿，甚至在答应和她共同生活后独自去了墨西哥。一分离便是长长的二十年。待到母女相见，贝基对女儿涌起万千柔情，她想补偿亏欠的母爱。但面对昔日情人的女婿，她显然无法平静。怪异的三角恋注定了悲剧的结局。蕾贝卡并不爱丈夫，她仅仅是为了证明她可以取得和母亲一样的成就而选择抢夺母亲的情人；当母亲再度出现并且与自己的丈夫旧情复燃时，蕾贝卡的不堪也是可想而知的。她杀了丈夫然后自首，都是对母亲的报复，无关乎爱情。
里面的爱情只有多明尼哥警官对蕾贝卡的爱。又是易装癖，阿尔莫多瓦始终撇不下这些边缘人群。多明尼哥化妆成俱乐部的舞女时爱上了蕾贝卡，两人在化妆间的激情戏无疑是阿尔莫多瓦设置的迷宫，它为影片增加了极大的娱乐成分，但也是谋杀案的一条隐线。阿尔莫多瓦的影片总是极尽娱乐，谋杀、爱情、同性恋、易装癖、明星崇拜，很好莱坞的元素却掩盖不了他社会学的犀利眼光和满腔的温柔情感。
    他的影片决不仅仅是故事吸引人，尽管他的故事的确离奇充满玄机，但作为一部电影的其他元素无一不令人着迷。音乐统统采用拉丁咏叹、吉他和多明尼戈舞曲，西班牙民族特色浓重；演员可塑性极强，适合千变万化的造型；美工永远是大红墨绿的暖色调，和简约的家具，极其刺激感官。
    有一个情节处理令我感慨。蕾贝卡自首后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她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对贝基的复杂感情，用了《秋天奏鸣曲》来做比喻。本来阿尔莫多瓦完全可以用他自己的生活来比较，直接引用就行，一样生动深刻。但他用了伯格曼这部描述母女紧张的经典影片。我不会硬生生说是向大师致敬，或许他只是认为《秋天奏鸣曲》确实太贴切完美了。一直很迷恋于探讨母女的话题，加上最爱的伯格曼，对这一情节我牢牢记住了。
母女既是朋友也是敌人，她们互相模仿互相嫉妒，她们可以亲密无间，但更有可能暗自较劲。假如有一儿一女，母亲一般更喜欢儿子，为什么呢？异性相吸适用于任一场合吗？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能确定母女的感情是有分水岭的，在女儿结婚生子之前对母亲的确怀有敌意，当自己也成为母亲后却能关系180度大转变。这种敌意来自于被他人类比，人们总会将同类作比较，由于女儿在未成年时总不自觉模仿母亲，于是她往往比不过母亲，于是自我否定之后就是对母亲的暗暗排斥。她开始希望自己独一无二，开始拒绝母亲意识的渗透。等到自己成为母亲，经历过孕育的神圣，她不自觉会将自己和母亲归为一国，那么感情自然加深了，关系也随之扭转。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到：“女人在轮到自己作母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便会取代她自己的母亲：这意味着彻底解放。”从此作为对等的独立的人格出现在母亲面前，而之前她或许都一直在母亲的束缚之下。


    附：阿尔莫多瓦的影片
    《贝比、卢西、鲍姆及其他女孩》,1980；
    《激情的迷宫》，1982；
    《黑暗的习惯》，1983；
    《我为什么命该如此》，1984；
    《斗牛士》,1985；
    《欲望的规条》,1986，里约热内卢电影、电视、录象节最佳导演奖、洛杉矶电影节新人奖；
    《神经濒于崩溃的女人》，1987，获欧洲电影节青年导演奖，1989年北美票房总收入最高、也是西班牙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
    《捆着我，绑着我！》，1989；
    《高跟鞋》，1991；
    《姬卡》，1993；
    《我的秘密之花》，1995；
    《鲜活的肉体》，1997，入围该年度戛纳最佳影片以及英、美当年十大最受欢迎影片；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戛纳最佳导演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大奖、欧洲电影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对她说》，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