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主角的灯芯绒外套和鸭舌帽，让我有点想到以前电视里的高仓健。至于这个完美的结局，倒是令人想起另一个走向完全相反的【第四十一个】。

把任何两个人放在荒凉孤寂的自然界，让他们除了身边彼此就再无其他，再共同经历一段旅程或者时光，那这两个人总会变得亲密起来。这样的故事已经见过很多，也还会再见到更多，因为说到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都有同为“人”的那点共同的底色。但人多了，就难免卷入更多的元素，再然后就有了分歧，当分歧无可调和到一定地步，接下来就是战争。今年，现在，2020年的4月，有些事情已经变得明显，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与其余世界之间，分歧已经远远大过共同，当交流的共同基础已经荡然无存，那剩下的就是加速的分裂。很快，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是做一个中国人，还是做一个新移民？还是什么都不选？片中的主角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历史上跟着法国人撤回本土的Harki，他们之后在法国的命运也谈不上光明。如果此刻新移民选择转身投入墙那一侧的世界，无非也就不过如此了。

穆斯林犯人主动向国家机器投降，倒是诠释了国家机器从法律层面的刑罚，最有益的一面便是作为第三方去接过报复的角色，去抑制冤冤相报的私刑。很多反对死刑的人都会刻意地强调受害与加害人，而刻意忽略亲族与社会影响，无视惩罚不公可能带来的私力救济和由此产生的秩序失衡。

片中的荒漠让我回想起Ansongo和Menaka之间的那片荒漠，如今距离2017年已经很久，我也需要用力回忆才能减缓遗忘的速度：兜兜转转了很久，我所获得的也只有记忆，因此我当然尽力不去遗忘。而像那个主角一样独自呆在偏远与世隔绝的小据点中，2019年的下半年我也曾短暂又肤浅地体会过一阵子，那是在荔枝山脚下一个也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那里也有一所小学校，还有一个曾经貌美但随岁月而变得容貌平常的老太太......但现在我对曾经经历的那些场景，又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PS，观看时又想，片中他们出门长途跋涉，是怎么做到一只挎包就足够的？我想起在我有限的长途跋涉里，除了已经能塞满半个背包的食物和饮水，还需要带上每日替换的袜子/内裤/衬衫，还不算睡袋/防水布/手电筒/饭盒......一趟两星期的野外作业回来，便是全身粘腻并浑身散发着糟糕的气味，必须有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才能令人重新舒缓过来。我常常希望以后存款多一些时，可以去北非多旅游一阵，但......像Touareg式的轻装简行，依然想一想就觉得头疼，好比眼下想到雪山就更多只感到刺骨的寒冷，估计.....依然只能想象一下就到此为止了。Kinda of sad.....

“对于法国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对于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国人”。时代、出生的困境，个人命运的困局。我是谁？我生从何来？去往何处？哲学上的人生终极三问对世人发出的灵魂拷问，对生存在夹缝之中的男主而言，更为沉重难解。记得在哪看到对这三道经典哲学难题有这么三个回答：“我是我”，“我从我来”，“我往我去”，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从我出发，认识自我，坚持自我，“我是我”；身心合一，言行遵循身心，“我从我来”；不管出生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不管生活在家乡还是异乡异国，不管身处同族之中还是异族，在内心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扭转本性迎合环境和人事，不管世事变幻一生做自己，“我往我去”。男主生活在那样分裂的社会族群中，生活境遇是那样的困窘，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他一概以自己的人生信念作出选择，向善而行，向死而生。这样的人是跨越了国籍种族的，他首先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由头条推荐而在西瓜视频上免费观看。一如影片的空旷与冷静，看完后也很平静。没有泪滴起伏，没有千回百转。导演用平白而有力的语言，叙述了一段欧洲中部山区的陈年往事。主人公是个退役的少校，安心在山区担任一名教师，教当地的孩子们识字。他的部下和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的统治，经常干些屠杀的勾当。另外一派作了反对党，一心想着推翻现在的政权。当地的阿拉伯人老百姓，还是按古老的生活习俗，过着有仇必报、快意恩仇的中世纪生活。 如果本片有什么色彩的话，当然是主人公听说穆罕默德还是个处男，没有结过婚就得死的时候，带着他顺道去了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用一把上好的枪换来一个妓女，满足穆罕默德的小小欲望。顺便，老板娘良心发现，也白送一个娘们给主人公玩玩。当两人心满意足地重新踏上自守的三岔路口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主人公让穆罕默德另外寻找生路，不要白白的送死，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女人可以结婚。而自己呢？重新回到学校，打扫好教室，让完最后一切课，挥别阿拉伯小朋友。电影到了这些，就断了，后面由观众自己脑补。我给出的结尾，就是他重新拿起枪，寻找他的老战友，走上反抗军的道路。因为，政府军打死了投降的反对党，这是不对的。 整个影片，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就象一位年近古稀的长老围座地昏暗的火炉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如同三月里的小雨，絮絮叨叨，绵绵无力，但又似山涧小溪，潺潺流淌而不断。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欧洲西部片。

《远离人迹》改编自短篇小说《来客》。维果·莫腾森一直被我认作年轻版的哈里斯，两人我都挺喜欢。

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期间，默罕默德因谋杀堂兄被殖民政府逮捕，交由一名法裔乡村教师押送至几十里外的法庭接受审判（意味着接受处决）。默罕默德却出奇地乖，不逃，赶都赶不走，处处协助教师押运自己，更是在堂兄弟们沿途追杀的过程中救了教师的命。因为他宁愿死在法国人的手里，也不想因死于堂兄弟的枪下而为家族内部带来更深的仇怨。

但法裔教师在两种死法之外为他指出了第三条路。

由此，电影顺其自然地将战争背景下的罪案引向了爱与道义，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这位法国人眼中的阿拉伯人及阿拉伯人眼中的法国人，最终回到了教室，洗去满身尘垢，为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很清楚，他也即将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老实说，当看见满堂的孩子脸上都挂着泪水时，劳资也有点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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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要我交人，办不到。”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结婚是什么样的？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