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情人

【幕后制作】
 
　　本片改编自路易斯·德·伯尼尔斯于1994年首次出版的同名小说，作为轰动一时的畅销小说，该书曾稳居英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三年之久，先后被译成18种语言出版发行，平均每20个英国家庭就拥有一本《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 。
　　小说刚刚面世不久，制作人凯文·娄德就买下了改编拍摄权，他找来好友罗杰·米歇尔担任导演，并将小说推荐给就职于Working Title Films的制作人蒂姆·贝万。贝文说：“尽管小说的叙事结构非常复杂，可其中的丰富情感和爱情故事非常适合拍成电影。”一拍即合的三人开始了漫长的筹拍过程，可当距2000年5月的开拍日期不到半年时，罗杰·米歇尔突然患病，只能遗憾的退出拍摄。虽然当时选角工作尚未展开，但尼古拉斯·凯奇已经签约主演，开拍日期无法更改，制片方急于找到一位能够把握此类题材的欧洲导演。贝文回忆说：“曾执导过《莎翁情史》的约翰·麦登是我们的首选，而他在看到剧本的当晚便欣然应允。”麦登解释说：“影片中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着我，因为那是占领军在被占领国邂逅的爱情，这种独特的背景非比寻常，年轻的女主人公必须在忠诚与爱情之间苦苦挣扎，她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当得知小说原著其实源于真实的历史现象后，麦登对影片的兴趣越发浓烈起来，他发现意大利人与德国人之间的盟友关系并非与生俱来，而看似充满敌意的意大利人与希腊人却是同一类人。
　　为找到展现影片故事的理想地点，主创人员几乎走遍了爱奥尼亚海的所有岛屿，甚至连地中海和爱琴海的小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不过既然要呈现塞佛罗尼亚岛的灵气和壮美，实地拍摄自然必不可少。在岛上考察时，主创人员还有幸拜会了曾在当年收留过意大利兵和难民的当地人。在麦登着手选角的同时，制作人马克·哈夫曼频繁往返于伦敦、雅典、罗马和塞佛罗尼亚之间，以将拍摄所需的一切运抵距希腊西海岸500海里的岛屿。在助理制片的一再游说下，希腊政府同意为剧组提供人员、武器和战舰，希腊旅游局也决定在塞佛罗尼亚岛的旅游旺季协助影片拍摄，而装载影片拍摄器材的64辆卡车经过长达一周多的艰苦跋涉才从伦敦抵达塞佛罗尼亚岛。
　　作为影片的领衔主演，尼古拉斯·凯奇不但要忍受在50多度的高温酷暑中穿着毛料军装的痛苦煎熬，还要硬着头皮学习弹奏曼陀林。他回忆说：“其实我毫无音乐天赋可言，只能不知疲倦的反复练习，我模仿和默记下3、4首歌曲，这种方法确实立竿见影。”另外，在扮演意大利角色的众多演员中，只有凯奇不是意大利人，所以凯奇在影片开拍的7个月前就开始学习意大利语，而任其方言教练的正是曾参与拍摄《辛德勒的名单》和《泰坦尼克号》的琼·华盛顿（Joan Washington）。“尼克的口语听起来棒极了，他能和剧组的意大利演员流利交谈，”华盛顿说，“尼克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所以尼克不但貌似意大利人，而且会用意大利人的肢体语言，他的血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相关影评】
 
影片后半段为成年影迷打造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阿波罗导报》

尽管尼古拉斯·凯奇有着意大利血统，但他仍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奥斯汀纪事》
 
　　曼陀玲弹奏轻快灵动的乐声，抵御战场硝烟的刺鼻气息。《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实践了这一奢望。金戈铁马的萧瑟在爱情萌发的瞬间被消融得了无痕迹。尽管现实生活中，个人命运是难以跳脱历史时空的，但是二战烽烟中希腊小岛塞伐罗尼亚面临意大利和德国入侵的历史，被英国作家路易·德·伯尔尼埃涂上了玫瑰色。爱情能否化解仇杀？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角的生死恋情，以纯真化解了两个家族间的世代怨恨，似乎提供了一个文学范本。与它的悲凄结局相比，《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尾声美满，只是姗姗来迟，如同一声悠长的叹息，带着韶华流逝的感慨。
　　炮火如死神使者的狞笑，面对它的威胁，战争中的爱往往是匆匆一现，却又璀璨无比。文学两大母题——爱情与死亡，交织纠葛，好事的文人墨客想让自己妙笔生花，有不少就在这个框架上跳跃腾挪。《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同样毫不示弱，惹得电影界按捺不住，将之搬上银幕。如果看了电影再读小说，就可以明白小说文本的深邃。与文学拷问人性的烈度相比，电影犹如一杯泛着亮丽泡沫的香槟。原因是小说的色彩载负着希腊神话和罗马古文明的余光，笔触沉重。即使在描摹勾勒意大利军官科莱利上尉与希腊美女佩勒姬亚的缠绵情意时，亦不时展示德意法西斯独裁者的凶残丑恶。可以说小说放纵恶，让它如同疯犬一般撕咬美。也许正是在二战这一历史氛围里，抒写爱情面临死神的强暴，才使作品获得了1995年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的荣耀。
　　海报据说小说出版后，书中对二战时期欧洲这段历史的叙述，激起不少非议，尤其是有关希腊的。如果只将它视作文学作品，按理不必求全责备。看来人们似乎对意军上尉和希腊姑娘的这段恋情当了真，才有如此反响，从一个侧面看出作者笔下的爱情感染力之强烈。事实上，书中对历史的述说淡化了爱情小说的传统韵味。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目的是还原生活中爱情本应占有的比重，还是源于他对历史的特殊爱好。书中对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无忌惮的嘲弄、对希腊首相梅塔克萨斯的形象描绘等，如同一个个不知趣的不速之客，频频入侵科莱利上尉与佩勒姬亚爱意交织的领域，使嗜好言情小说的读者不免添几分恼怒——这败坏了他们多年来养成的胃口。然而，小说作者却毫不理会，他固执地这么写。交战中入侵者与当地居民间原本只有国仇家恨，如何让恨转化为爱，必须有个有说服力的充足理由，这理由又必须诞生在历史的土地上，滋生在那个时空里。
　　战争和屠杀无情地践踏人性。对二战时期德意法西斯罪行的痛斥，粗率地责难远不如对士兵内心的具体剖析。当然这么写难度增加了，可却是对作家文学才华的检测。小说成功地写活了科莱利上尉，也写活了德军中尉冈特·韦伯这个善良的纳粹军官。从这些人物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是如何强奸士兵的人性的。那才是对战争、对纳粹的深刻揭露，沉重使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时期都无法摆脱，也似乎永远无从忘却。同样，战争对佩勒姬亚的未婚夫、希腊渔夫曼德拉斯个性的摧残，也是小说中令人无法忘记的。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尽管常常用历史干扰爱情，但爱情仍成为小说的主调，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已成为七旬老翁的科莱利上尉与鬓发如霜的佩勒姬亚重逢，感慨万千，也使读者为他们的美满结局感叹不已。假如没有战争，青春年华绽放的男欢女爱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岁月沧桑。可如果没有战争，他与她又如何能相识？历史造就了这对有情人，正是历史，使这段爱情如陈酒般醇厚。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酿造了这段爱情！曼陀铃的乐曲只是作为背景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