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午餐

《裸体午餐》由cult片大师大卫·柯南伯格执导，于1991年上映，改编自垮掉派小说家威廉·巴勒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嗜好嗑杀虫药的作家在写作与嗑药的幻觉经验中再也难以分辨现实世界与迷幻世界的故事。

这部极具奇观性的电影展现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事件：打字机打字机异化成甲虫，用肛门与作家交谈，掌控作家思想使他杀妻。本片又集cult片各元素于一体：吸毒、贩毒、同性恋、间谍、性倒错，导演在本片提出一个概念：“卡夫卡式的快感”，因本片过于猎奇无法让我产生快感，我愿称之为卡夫卡式的战栗。

要理解这部怪异的电影，首先要了解《裸体午餐》这本自传性的小说，作者巴勒斯最爱的作家便是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人的肉身与心理在人际与社会的影响下逐渐被异化，人不再可能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巴勒斯对此感同身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二战的恐惧似乎已经走远，但战争过后人们心灵上巨大的创伤和空白无法用新的理想和斗争目标填补，只能借助药物来对抗时代的荒谬。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受艾伦·金斯堡公寓窗外层层叠叠的晒衣服绳子、金属楼梯、缠绕的天线的启发下构想出了一个名为“区间带”的未来城市，它由一个个金属网格连接而成，形成一个由小巷、通道、广场和隧道组成的巨大迷宫。巴勒斯赋予这个城市一种震动，类似昆虫振翅的频率，酷儿、瘾君子和酒鬼活动其间，这就是《裸体午餐》创作的主要背景，也是电影改编的基石。

柯南伯格改编的电影无意直接展现“垮掉的一代”淫乱堕落的生活，而是借助小说与现实迷人的同构性，虚构了另一个瘾君子作家，不但具有卡夫卡式的意识流的诗意，也是对作者创作过程传记性的再现。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与妻子吸食海洛因后用开枪打头上的苹果作乐，枪支走火，巴勒斯成为了杀妻者，使他终生陷入挣扎。在电影中，玻璃瓶取代了真实事件中的苹果，作家在杀虫剂的迷幻作用下经历了两次开枪杀妻，形成了一个绝望的闭环。

影片中撕开女性面具的男同性恋特工似乎暗示着现实中的艾伦·金斯堡，在《裸体午餐》写作期间，金斯堡扮演者巴勒斯的知己、合作伙伴和编辑的角色，这种密切的关系很快发展成一种感情，巴勒斯称之为“Schlupp”（融合）——两个人合并成一个实体，并通过融合进入另一种状态。这种融合并非一个主宰另一个，而是“进入对方身体，共用肺呼吸，共用眼睛看，获悉他的五脏六腑和生殖器”，这大概率就是影片中雌雄同体双面特工的设定来源。

影片中作家与另外两位朋友在餐馆的谈话更是一次对“垮掉的一代”的致敬。影片中的作家认为写作应该根除一切理性，这正是对巴勒斯“Cut-up”（写作切割）的一次致敬。写作切割是巴勒斯独创的一种写作方式，指将字句切开再重组，类似拼贴艺术，这样毫无逻辑的描写贯穿《裸体午餐》全书。巴勒斯认为这样的写作可以帮助他对抗“恶灵”，也就是理性。理性钳制了人类的想象力，理性的思想是一种外太空的病毒，一直在寻找宿主，人类之所以写作是因为自身难逃肉身的死亡，却能用文字让思想不死，而巴勒斯所做的就是把这种病毒拆卸重组，直到文字失去意义为止。而影片中作家的一位朋友主张写作应保持真实和直观，不做任何修改，他提出“最诚实、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这正是现实中巴勒斯的好友、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座右铭。

同卡夫卡的小说类似，柯南伯格的改编也具有许多寓言性的情节。《裸体午餐》中打字机突变为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意象直指卡夫卡《变形记》中同样变成甲虫的格雷高尔，当作家开始对市场上晒干的尸体心生怜悯时，这种心灵上的异化也直指格雷高尔在家人的梳理下对甲虫化对自己产生身份认同。同样，这台拥有自我意识，甚至暗示与诱导作家吸毒、杀妻的打字机，也直指卡夫卡《流放岛见闻》中杀死军官的行刑机器。可以说由卡夫卡到威廉·巴勒斯，再到大卫·柯南伯格，他们的作品在为人们阐释中设置的障碍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寓言性的情节晦涩又神秘，迷宫一般充满魔力。

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曾表示：“电影是个恶毒的媒介，有时候看电影就像遭受一次强奸”，热衷于将昆虫变异成怪物的大卫·柯南伯格确实给予了我感官被强奸的体验。作为肉体恐怖类型电影的代表导演，柯南伯格毫不吝啬地在《裸体午餐》中展现自己扭曲的情色幻想。作家与妻子缠绵时打字机勃起的性器官摇摇晃晃、分泌粘液，突蹿出一只长着人类屁股的百足蜈蚣扑在二人身上做着活塞运动，下一个镜头穿着皮靴的男扮女装同性恋特工把教鞭抽在妻子胳膊上，性倒错的要素过多，完美满足了导演的恶趣味，正如影片台词“那是诗意的兴奋，是卡夫卡式的high，让你觉得自己像只甲虫”。

相信柯南伯格的压抑在《裸体午餐》中得到了绝对的释放，他将脑海中所有疯狂恶心变态情色扭曲的幻想一并爆发出来，从此放下对这种肉体性的、生理性的变异的情节，转而开始探索心理的畸变，创作了诸如《蜘蛛梦魇》《大都会》这样的影片，《裸体午餐》也因此堪称他创作生涯的一部分水岭式的电影。

我已经过了那个迷恋cult片的阶段，回头再为如此逻辑混乱、粘液直流的电影写影评时直犯恶心，人类难免对自身形体的破坏和生理上的变异产生恐惧，即“卡夫卡式的战栗”。

我在注射你的除虫粉。 开场结构： 1.除虫 2.没粉被老板骂 2.1.被中国人训斥赶走 3.和朋友谈论文学，得到粉消失的结论 4.回家看到结果，完 “真是富有诗意的兴奋。” 莫名其妙的人试图带走男主，《审判》出现，之前的家中，妻子谈到“富有诗意的兴奋”即是卡夫卡式的兴奋，你觉得自己像一只虫，先谈作家，然后上演作家作品，这大概也算一种元叙事。 虫子或是幻想或是真实，管他呢，无所谓了。 重要的是平凡之物——公司的药变成了令人上瘾切珍惜的事物，他的神秘感使之替代了无数的东西，这样，男主必须去盗窃它，然而，它盗窃的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工作必需品。 凯鲁亚克评巴勒斯原著：“这个书名就是这些词的本意：赤裸裸的午餐——在所有人都看清了自己的餐叉叉着何物时那仿佛凝滞住的一瞬间。” naked lunch, a frozen moment when everyone sees what is on the end of every fork。 虫性的诞生，食物与被食，人性与虫性的混淆，一种物种对两种物种的惋惜，蚂蚁的启示。 换了一个地方，所谓密地，真实与虚拟的混淆开始达到某种不可捉摸的状态——【死人以非生前姓名和装扮的样子出现】。 借朋友之眼看到现实。甲虫代表了Lee的迷惘与孤独，蜈蚣和密地则代表了Lee恐惧无助。 做结构性调理的话，能拍的更好，上升到更深层次的固结，过去，以及未来，或是像考夫曼一样，着人来演自己个儿。

电影改编自威廉巴勒斯的同名小说，和小说中展现的脑内地震不尽相同，大卫柯南伯格结合了威廉巴勒斯自传三部曲《瘾君子》、《酷儿》、《裸体午餐》中的内容，描述了作家威廉.李在半梦半醒中逃离毒品控制，正视体内魔鬼的过程。两次杀妻构成了影片循环式发展的结构，它看起来像宿命重现，实则是作家击碎梦境，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从控制中心逃离到边缘地带的象征。就像拟人化的打字机 “克拉克诺瓦”弥留时所说的“作家应该生活在残酷的现实中”。

影片以“写作是危险的”作为威廉.李的台词，暗指作家即将开始一段危险的内心探索之旅。事实上，当蟑螂从墙壁的缝隙中爬出时，幻觉就已经开始了，蟑螂就是被毒品异化的瘾君子，灭虫员就是街头毒贩，毒虫躺在灭虫粉中贪婪如同享受饕餮盛宴，不知灭虫员即将用鞋底劈头盖脸给予三连击。当威廉.李第一次抱怨灭虫粉不够用时，街头代理人的回复是“不够用是你自己吃得太多。”

在毒瘾的作用下，威廉.李误杀了自己的妻子琼，当他慌不择路的选择逃亡时，一个魔鬼扑上肩膀的吊坠出现在镜头里，暗示威廉.李的心魔已占据了他的身体。此时骨瘦嶙峋的怪物在酒吧出现，他让威廉.李离开纽约，逃往地区间-Interzone，实际上就是退守至封闭的内心世界。他让威廉.李带上名叫 “克拉克诺瓦”的打字机给地区间打报告， “克拉克诺瓦” 就是连接作家思想和内心世界的读脑器。

现实和幻想在迷宫般的地区间-Interzone（丹吉尔）-交汇进行，这个像心脏构造的城市具备着梦境的一切要素，古堡，集市，咖啡馆，遮蔽的天空和无数个通往黑暗尽头的长廊。打字机的声音如影随形，它既是钢铁时代的奇响，也是作家脑中迸发出高亢激烈旋律的高音萨克斯管。金属键盘好比酷似亡妻的女作家琼的肌肤，当抚摸不足以表达爱意，汝须剥开键盘直至体内，情浓极处，汝更须猛烈敲击键盘，直至血肉淋漓的完全勃起。打字机的口、屁眼和生殖器合为一体，因为语言即病毒，它既是身份（同性恋）缺失后无法言说的恐惧，也是直接作用于脑部的交流电，它体现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通过语言、排泄物和性。当两台打字机在作家面前争吵时，就像脑内发出巨大轰鸣的噪音合奏，须将一台敲碎至零件方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就像 “克拉克诺瓦”对威廉.李的第一次引诱：“去接受这种新的视角（毒品空间），我就是靠着美妙的词句过活的。”

本威医生是地区间-Interzone 控制体系的代言人，他的女人皮囊就是他的政治伪装，如同毒品上面涂抹的糖霜，就像他第一次遇见威廉.李将黑肉（新毒品）掺进灭虫粉（旧毒品）所说的，新型毒品会隐形，就像潜入旧毒品世界的间谍。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开发新型毒品以控制退守至内心世界的人们，瘾君子通过怪物头上的吸管，靠吸食丑陋灵魂的思想为生，交出灵魂以换得本威医生所谓的“自由”。

为了找到琼，威廉.李将爱慕自己的男妓吉吉作为交换条件，换得了本威医生的地址，但是吉吉的死让威廉.李不得不再次面对自己的丑陋，这也为片尾威廉.李拒绝了本威医生的邀请，而选择带走琼埋下了伏笔。

在边缘地带安耐克斯-ANNEXIA的入口，两个哨兵拦住了威廉.李，威廉李掏出钢笔以证明自己的作家身份，哨兵说一支钢笔不足以证明你是作家，“你要写点什么”，威廉.李转过身去再次击中了琼的额头。在梦里再次杀死琼让威廉.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梦魇一击即碎，但是心中的污点却无法抹除，唯有面对残酷的现实——正如哨兵所说“你要写点什么”——将这段危险的内心探索之旅记录下来，它才有可能成为作家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