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国倾城

看看狄龙和姜大卫，那时的年青，俊美不得不让人艳羡。本剧各部分，让人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腻，恰到好处的，收纳自如。萧瑶的妖娆，也为本片增色不少，她的犹豫仿佛就是皇上的写照，在这个深宫里，她和皇上显的那么的和谐。剧尾小太监义正言辞的迪上奏本，他仿佛就是皇上的另一面，皇上和他或许就是一体的，一面是受慈禧压迫的皇上，一面是有热血的爱国青年。慈禧当然招架不住。

寇连材（1868—1896）原名寇成元，进宫以后被赐名为寇连材。一八六八年，生于直隶昌平州（现在是北京市昌平县）南七家庄，家境小康。其父寇士通，粗通文墨，秉性豪爽，好打抱不平，为受欺压的穷苦农民出气。寇连材读过几年私塾，稍大即边务农边自学，不仅读了经史子集，还通过在城里做事的亲友，借阅了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写的书籍报章。加之京畿消息灵通，对于朝廷的帝党后党之争，以及列强的步步侵略，也多有所闻……

当时时兴早婚。寇连材十五岁时与铁匠营村张氏女结婚，生有两男一女。一八九一年，寇连材二十三岁时，他父亲寇士通为管穷朋友的事，与鲁疃村的大地主赵灿打官司。赵灿的儿子、女婿都在衙门里做事，官官相护，反诬寇士通有通匪嫌疑，结果有理的官司没打赢，自家的几十亩地倒被赵家讹去，几乎倾家荡产。寇士通一气之下，卧病不起，含恨而死。

23岁寇连材，接连遭祸，无法维持生计，只好跑到北京去寻找出路。经一个太监的介绍，被阉后进了清朝皇宫，给慈禧太后梳头。由于他聪明能干，做事精细谨慎，“侍西后久，颇得力”，很受慈禧喜爱，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待遇十分优厚。后来随着慈禧对寇连材的进一步信任，又把自己屋内的经费收支一并交给他管理。

然而慈禧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在她面前看似柔弱、自称“奴才”的太监，后来针对她做出的一系列与社会进步相左的行为时，竟表示“大不谓然”，并因此向她“屡次几谏”。当时慈禧尽管恼怒于寇连材身为太监，竟敢对她说三道四，口出狂言，但最后还是念其“少而贱”而饶了他一命，只是对他严加痛斥，然后把他贬黜到其他部门打杂。直到一年过后，才重新把他召回身边。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绩，慈禧卑躬屈膝，竟然下命让清政府与日本在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主权进一步落到了日本侵略者手里。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提倡变法维新，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却不肯刷新政治，一味搜刮和向外国举债，以交付赔款来供个人享乐，置国家与人民于水火之中。

寇连材“日愤懑忧伤，形于词色，时与诸内侍叹息国事”，进一步看清了慈禧的嘴脸，忧患着民族的危亡。强烈的爱国心，驱使着他下定决心，以死向慈禧进谏。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又见慈禧“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造谣言，称皇上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君（寇连材）在内廷大忧之，日夕皱眉凝虑，如酵如痴”。以至众太监都认为寇连材不是疯了就是病了。连慈禧见到寇连材，也对他作如是观。

梁启超描述道：“丙申（1896年）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慈禧）方垂帐卧，君（寇连材）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君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即（使）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显然，这个已经有过教训的太监，竟敢继续如此大胆忤逆，居然还到她的床榻前进谏，慈禧若不是以为寇连材病了疯了，这次应该不会再轻饶他，岂是骂一声“滚”就肯善罢甘休。慈禧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一顿臭骂，将他赶了出去。

口谏不成，寇连材下决心书谏。接下来，寇连材说家里有事，一连请了五天假。原来此时寇连材已暗下决心，要向慈禧最后冒死一谏，他这次请假回家，一是向家人诀别，二是将一本笔记托付给弟弟（一说哥哥）保存，里面是他多年在宫中做太监记录的私人档案。他决心既定，家人哭求也没能拦住他。五天后回到宫里，寇连材又把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分送给了其他太监。

在2月15日，他把早已写好的奏折交给慈禧太后。他自然明白，随着这份奏折递呈给慈禧，他也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慈禧。这份奏折主要内容有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软禁）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今天看来，这最后一条建议简直就含有劝慈禧“禅让”，以实行“全民选举”的意思，这不分明是要慈禧“下台”吗！显然，寇连材此举已不是一般的“出位”，简直是用刀子捅慈禧！对此，梁启超也不由感慨道：“其（寇连材）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这些内容，字字饱蘸血泪，条条切中时弊，充满忧国忧民之情，都是当时许多人决不敢说的话。寇连材居然写进奏折，直接送给慈禧，可见他抱定了一死的决心。暂且不去对寇连材这份奏折作思想评判，但就他身为太监而能作出此举，便不难想见他得拿出多大的勇气。以致慈禧看到这份奏折，都不敢相信这是她曾经宠爱的太监寇连材个人所为。

于是，盛怒之下的慈禧当即将寇连材召来，厉声责问道：“汝之（奏）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寇连材回答得斩钉截铁：“奴才所自为也！”这样的口吻，一定让慈禧觉得寇连材怎么看怎么不像奴才，倒更像是光绪皇帝的“代言人”。而且越是这样认为，慈禧越是希望“审讯”能有所突破。这时，只听她厉声命令寇连材道，这份奏折既然是你写的，那你给我复述一遍里面的内容。结果寇连材岂止是复述，简直是一字不拉地把那份奏折全文背诵下来。慈禧没有想到寇连材会写出这样一个指责自己的折子，不禁怒火中烧，问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政）事者斩，汝知之乎？”寇连材答：“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而后慈禧以“内监言事者斩”的朝例，加上“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的罪名，下令把寇连材送交刑部，立即正法。

   2月17日，寇连材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处决。临刑前，他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宫殿拜了9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地说：“如此足千古了！”围观的群众无不为寇连材爱国忧民、舍生就义的壮烈行动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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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电影及电视剧中扮演慈禧太后的女演员之风格总结帖。
最近看了《苍穹之昴》，觉得田中裕子绝对是我心中的慈禧NO.1了——那么至于之前俺认定的最佳慈禧，果然还是这部拍于1975年的《倾城倾国》中之卢燕版慈禧。

1975，大陆闹文革正闹的厉害，估计谁提拍清宫戏迟早都得落得《清宫秘史》的下场。倒是香港的《倾城倾国》清味儿十足，占尽了金马奖的便宜和风头。
想到这点，多少有些嘘唏，为啥咱们在搞运动，人家却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来？据说演慈禧的卢燕是李桂芬的女儿、梅兰芳夫人的干女儿……这样的人本身就都是故事，留在当时的大陆，绝对是得浪费了。

慈禧太后其实是个从来都被脸谱化很厉害的角色，演好她不容易，也容易不了。
《清宫秘史》的唐若青版慈禧，只能让我想到同儿媳妇耍狠人心换不了狗心的邻家婆婆。
刘晓庆似乎在四五部电影里都慈禧过，可她辣味儿太过，没什么女人味，让人实在摸不透咸丰咋就宠爱过这个人……
《两宫太后》的方舒版慈禧有女人味了倒是，然而爷们儿气不足。说实话，那片儿我是当作恐怖片看的。
姜文主演的《大太监李莲英》中之老年慈禧的扮演者，令我印象深刻——要狠毒是真狠到家里，只可惜我忘了演员叫什么了。
说到连续剧就更多了，什么《戏说慈禧》啊，《少女慈禧》什么的，不过始终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出彩的印象……

慈禧首先是个女人，她能得到咸丰的宠爱，必然是有很小女人的一面存在着；
而她掌权48年，杀伐决断皆出于珠帘之后，斩肃顺除新党，这种女人又具有男人一般的意志。
所以这两点调和不好，就只会出现“典型慈禧”，代表演员，就是刘晓庆。

卢燕版慈禧，好就好在她完美地演出了慈禧太后这种集两性性格于一身的矛盾感。
一方面，她的存在能让后宫中脂粉气温暖馥郁，一派歌舞升平花月春风；另一方面，她横眉立目起来，场景能在瞬间政治化极深，就好像片子开头梳断她头发时手足无措的太监……前一秒钟她是慈祥的老太后，而后一秒钟一条人命就攥在她手里——这才是慈禧。

看似慈眉善目，实则城府极深，轻描淡写摆平事变，厉害之处则要结尾才现——此乃本人对此卢燕版慈禧爱慕有加的最直接原因。

另外，这部电影中很多细节处理的不错，比如慈禧口中将“做”念作“科”，这绝对是当时满族上层社会的妇女常说的话。
再就是有关慈禧所居之处储秀宫氛围的把握，大都参考了《宫女谈往录》，细心地观众能看见此书中的影子。

写这篇影评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回顾一下有关慈禧的影视作品中我以前最喜欢的慈禧——之后就比较喜欢田中裕子版的慈禧太后了，虽然是两较取其所爱的事儿，但实际上这两版慈禧之细腻程度不相上下，实在是想推荐给清宫戏的爱好者们。

已故故宫著名专家朱家溍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能学到很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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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片《倾国倾城》订正史实

朱家溍

之一：西太后的言谈举止

          很久以前有一天，在梅兰芳夫人家里，吃过晚饭，正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梅夫人从一个拆过的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她笑着说：“你看，我这有一张西太后的相片。”我拿在手里一看，果然是“西太后”坐在宝座上的照片，当然这不用研究就知道是扮演的。我问：“这是谁?”她说：“这是我那个干女儿，你知道，就是李桂芬的女儿卢燕，从前在上海常住在我家。”我说：“我想起来了，从前您给我看过她唱《汾河湾》柳迎春的照片，很不错，够得上梅派扮相。”她把来信也给我看了，我才知道这张西太后照片不是一时高兴拍着玩的，原来这位卢燕女士正在拍摄西太后的故事影片。

        从这幅照片上来看，她扮演得很有气派，貌美而老练，正是西太后这个角色应具备的形象。这里所谓形象不是说她面貌完全和西太后一样；以西太后60岁左右的照片来看绝不能给人以美感，不过她年轻的时候曾经美过，既然是拍摄彩色故事片，当然需要卢燕这种形象。过去的电影或话剧演这个角色，总是老丑一派的，我认为西太后这个反派角色，要从本质性格来构成人物形象，如果仅仅以老丑来体现，反而减弱这个反派女性人物的深度。

       后来梅夫人约我去看这部影片，我才知道片名叫作《倾国倾城》。我向来对于话剧或电影只看看现代题材的，我最不愿意看历史故事题材的话剧或电影，因为这种题材总是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可笑感觉。这次因为有卢燕的照片先人为主，又因为应梅夫人之邀，所以就去看了。关于卢燕的扮相和演技，给我的感受和从照片上得到的印象没有两样，的确很好，并且觉得美丽而生动。影片拍摄技术也很好，但影片本身却是玩噱头的，不能算是历史故事片。看完之后，梅夫人问我：“你看怎么样? ”我说：“还是您的干女儿演得好，不过整个影片是闹着玩的。”她说：“你看哪一点不对?”我说：“不是哪一点不对，而是所有细节没有一点对的。”

       例如，一、西太后屡次把“去”字，念成“克”，像是故意显示这个特点。实际北京旗人有某些字音词汇是有地区的差异（内城和三山、健锐营之间）和阶层的区别（宗室觉罗八旗和包衣旗人之间），例如把“去”字念成“克”。在北京旗人当中确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去”就是去，而不念成“克”。我虽然是1914年出生的人，但我青年时候，北京亲友中旗人，还有不少仍然保持原来风俗习惯的，据我接触到的他们上层人，“去”就读作去，而市民阶层的有一部分人“去”读作“克”。我问过载涛先生（光绪的弟弟），据他说“去”念“克”是一般八旗兵丁的习惯语。解放初期话剧《清宫秘史》里也有这个语音，据载涛先生说：“我们（指他的家庭）根本就不这样说话，宫里主位们（指后妃）更不说‘克’呀‘克’的。”

       二、影片中西太后吃早饭的地点虽没有表明具体的地点，但出现的景象，是在太和殿或皇极殿一类的大殿中，高高的宝座台上摆桌吃饭，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帝后传膳的地点虽无规定，但绝无到大殿高台上吃饭的例子。以西太后的寝宫而论，在宫内不外长春宫、储秀宫，或乐寿堂；在颐和园也是乐寿堂。这些地方都是接近住宅式的房屋。传膳就在室内当中摆一张椅子，椅子前面摆一张类似炕桌样子的宴桌，满洲语叫作“图思根”。在一张图思根上面又加摆一张图思根，两张图思根叠摞在一起的高度，相当于一个普通方桌的高度。在上面一张图思根上摆列食物。要更换一批食物时，就把上面一张图思根撤下，再换上一张，摆列另外的一批食物。在座前图思根上摆的食物都是她喜欢吃的。还有很多照例不吃的食物，都摆在一张一张的许多高桌上，是为了赏人用的。

      三、宫中演戏的地方，如在紫禁城内，有宁寿宫的畅音阁、重华宫的漱芳斋，在西苑则有晴栏花韵、南海的纯一斋。在颐和园则有德和园、听鹂馆。以颐和园为例，譬如在德和园演戏，戏台是坐南朝北的，看戏的地方颐乐殿是北房七间，和戏台之间还有大院子。太后坐在北房东次间的前檐炕上，光绪坐在西次间前檐炕上。皇后坐在东进间前檐炕上，妃嫔们坐在西进间以及东西梢间。赏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在东西两侧的房间内，分别其地位高下，有二人一间的，有四人一间的，也有六人一间的。其余就是宫女太监，各有职守，不是看戏的。所以真正看戏的没有多少人，院子里空着不坐人。如果是太后坐在正面楼上包厢，两旁坐满了人，楼上楼下，人山人海，拍手叫好，这种景象内廷演戏是没有的。从前北京在家庭中演堂会戏也没有拍手叫好的，何况皇宫?并且，宫中演戏是早晨六七点钟开戏，到下午就散了，从来不演夜戏。

       四、按清代制度，皇太后圣寿节，照例在慈宁宫大殿升殿受贺，中和韶乐设于慈宁宫檐下，设丹陛大乐于长庚门，表案设于宝座前，设皇帝拜位于慈宁门正中。在这一天的早晨，皇帝率群臣到慈宁门，大臣们立在慈宁门外。礼部尚书奏请皇太后御慈宁宫，由太监接奏，皇太后戴朝冠、穿朝服出宫，中和韶乐奏《豫乎之章》。皇太后在慈宁宫大殿正中宝座升座，乐止。礼部尚书向皇帝奏请行礼，皇帝在慈宁门正中站立，丹陛乐奏《益平之章》。鸿胪寺官引大臣们在慈宁门外各就拜位立。鸣赞官奏“跪”“拜”“兴”（兴就是起立），皇帝在鸣赞官口号中行三跪九拜礼，礼毕。礼部尚书奏请皇太后还宫，内监接奏，中和韶乐奏《履平之章》，皇太后从宝座下来，乘舆还宫，乐止。礼部尚书奏，礼成。皇帝从慈宁门退下，升舆还宫，王公百官退。

       影片中如出现西太后过60岁升殿受贺，就应该像上述情景，而不可能是大臣们都排着队进入殿内。按制度，皇帝只在慈宁门中，王公大臣只能在慈宁门台阶下。清代也没有在行礼时喊“万岁”的制度。

       当皇帝率百官退下以后，内监设皇后拜位于慈宁宫檐前正中，设贵妃、妃嫔拜位于左右稍后；公主、福晋、一二品命妇在东西丹墀，一切行礼仪式和前者一样。但两者是分别举行的，不是男女混杂的情况。

       五、光绪在西太后生日朝贺时，应该是朝服。按清代皇帝朝服，据《会典》载：“皇帝朝冠冬用薰貂，十月朔至上元用黑狐，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龙四，上衔大珍珠一。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春秋用青绒。”

       六、有几个镜头是特写西太后梳妆的，这几个镜头拍摄手法很好。但后侧面的特写镜头中看出，对“两把头”是什么样子，了解不够。

       我们中国妇女梳头，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梳“头”是指头上的髻而言，也就是说“发型”。髻的样式很多，但有个规律：就是这个髻有的在头顶上，有的稍偏后，有的在脑后，有的下垂在后颈部。清代汉族妇女的髻，早期是稍偏后，晚期则髻在脑后。满族妇女“两把头”的髻是梳在头顶上的，脑后只有平平下垂的雁尾。如她脑后还有个很大的发髻，和汉族北方妇女梳的“片纂”式头一样。另外还有“两把头”在头顶。影片中那种满汉双上的发型却是没有的。

      满族妇女头顶上这个髻，俗名叫作“头座”。这个头座盘成并用头绳扎稳妥之后，用一个形似眼镜架的叉子，插在头座上。以头座左边的一把头发往叉子的右圈上绕住，以右边的一把头发往叉子的左圈上绕住，前面以“匾方”别住。头座前面一排发中间分开，往两边横梳，也总绕在头座上。姑娘不露出鬓来，叫作“抿顶”；妇人则露出绞过脸的方鬓角。头座后面下垂的发，把发梢挽回来也扎在头座上，惟一的要求是越平平地贴在脑后越好。用黑丝线在中间缝出一道中线，最下端略微翘起一点，这部分叫作“雁尾”（音椅儿）。因为左右前后的头发都要绕在头座根上，所以这里有个“头箍”把这部分掩盖起来。这个头箍的制作，可以简单地用一条有花色的线针织品，在头座的根部围起来；也可以无限的奢侈，用珍珠宝石串成一个头箍。

      前面所说的两把头上的“匾方”就是一根大扁簪，可以是铜的、银的，也可以是金的、翠的。头座中间贴着头发插一朵较大的花，叫作“头正”，可以用绒绢花，也可以用珠翠一类的花，或鲜花。头座左前面插一支铺贴在发上的花，叫作“扒花”。右前面插一支翘起的花，叫作戳枝花。这支花的下面戴一根大耳挖，一根小耳挖。两把头的两翅上各有一个叉子针，插进去，在头翅上只露出一朵平铺着的梅花钉。头座后插两支“压鬓花”。以上的花可以全用珠、翠、宝石的金银首饰，也可以用绒绢花，或扎的珠花，也可以三者或两者穿插着戴。上述的是两把头的梳法和式样，以及戴首饰的规格。

      后来在方法上有所演变，就是说两把头不用真发来梳，改用青缎子做成两把头的形状，套在头座上。当然，头座还必须用真发盘成。前面一排发，也照原来的方法梳成，只是后面的发也梳在头座里面，而用假发做成雁尾，以线拴绕在头座上，以保持原来整个形状。但下垂的程度比原来的长，差不多垂过领口，这是因为这种安装青缎子的两把头，比原来真发梳的加大了，至于首饰的形式和部位，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子。

      七、太后在宫中，或西苑，或颐和园，不论住在什么地方，凡是从甲地到乙地，不但宫里人没有接连不断大喊“驾到”的情况，即使小声说话，也从来没有“驾到”这个语汇。宫中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太后或是皇后，譬如在颐和园住，有时从所住的宫步行出来闲走，当然前后总有太监宫女，如果看见前面有内务府的官员或工匠一类的人时，在最前面的太监有向对面来人暗示“主位来了”的责任。这种暗示不用说话，而是用嘴唇吹压低声音的口哨。这个对面的人就赶紧避开。如果地方较窄避不及的话，就转过身，面朝墙垂手侍立，等候主位过去再走。

之二：珍妃入宫经过

          有家报纸转来读者的信，问珍妃和翁同龢是什么关系，何以翁同龢推荐珍妃。又问李莲英害过多少人等等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想来都是由于看《倾国倾城》影片所引起。《倾国倾城》是根据杨村彬所编的《清宫外史》话剧本拍摄的。这些剧情只是剧情而已，请不要当真事来看。

      肯定明确地说，珍妃能参加挑选的行列和被选中为嫔，与翁同龢毫无关系，时间也不是在光绪大婚一年多以后才挑选珍妃。事实是光绪大婚时同时册封瑾嫔、珍嫔。光绪二十年同进为妃。后因珍妃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姐妹二人同降为贵人，二十一年又同进为妃。《清史稿 后妃列传》就是这样记载的，其他可靠的史料也相同。

      关于瑾妃、珍妃被选中的过程，据亲见此事、当时的御前首领太监唐冠卿讲，是这样的：光绪大婚前的冬天，西太后为光绪选皇后，在体和殿（西六宫之一的储秀宫前面）召备选的五个姑娘进内，依次排列。这五个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即西太后的内侄女；其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两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两女，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当时西太后面南坐着，光绪在座旁侍立，还有荣寿公主和近支几个亲王福晋都立在座后。

      座前设一长桌，在桌上陈设着一柄如意，四个大红绣花荷包。这是准备给选中的人的定物，如果选中为皇后，就给一柄如意；选中为妃嫔的给一个荷包。当时西太后指着五个姑娘向光绪说：“皇帝，看谁可以选为皇后就给她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光绪。光绪拿着如意就走向德馨的长女，刚要把如意递给她，这时候西太后大声叫“皇帝”，当时光绪愣了一下，看见太后示意，才明白太后的意思，不得已把如意递给首列的桂祥之女。太后匆匆忙忙叫荣寿公主把两个荷包递给长叙的两个女儿，就算挑选完毕，于是德馨的两个女儿就落选了。这次选定以后，次年正月大婚典礼。皇后由大清门，经天安门、午门进宫。瑾、珍二嫔是在皇后进宫的前一日由神武门进宫。以上是珍妃被选中的真实过程。

      光绪的意中人一一德馨的长女，后来和一位名叫占鳌的世家弟子结婚，过着正常的日子，可能比正位中宫的生活要舒服多了。

      光绪年间，北京有个名旦角演员余玉琴，据德、占两家的亲友们说，德馨的长女面貌很像化妆后的余玉琴。同时又据内务府的人说，光绪很喜欢看余玉琴的戏，常常点他的戏并且给很优厚的赏银，于是当时人们流传着一种猜想，就是说光绪看余玉琴，大概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这是一个笑话插曲，与上述史料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影剧中李莲英的妹妹也和瑾珍二人站在一个行列备选，这仅仅是剧情而已。事实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次挑选的性质是选后选妃嫔，而不是内务府一年一度选宫女子。李莲英的妹妹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行列中取得备选的资格。并不是像剧本里所说，因为什么“满不点元，汉不选妃”，这是一类市井里巷之语，皇帝不可能用这类市侩成语当作什么依据的。况且清代也不是绝对没有汉人妃嫔。顺治的妃嫔中就有几个汉人：恪妃石氏，滦州人、吏部侍郎石申之女。还有陈氏，生有皇子，名叫常宁。还有唐氏、杨氏都是汉人，至于旗人点元虽然只有一个崇绮（即同治皇后之父），也不能绝对说旗人没有状元。

      清代皇帝行大婚礼的，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朝。因为他们都是儿童年龄即皇帝位，到了结婚年龄，必须选后选妃。挑选的对象是八旗官员的女儿，而内务府包衣佐领下人员的女儿是不在被选之列的。另有一个类型，是在皇子时代已经结婚，如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即帝位时，原来的福晋（皇子之妻）就册立为后；原来的侧福晋就册封为妃或嫔，不存在选后选妃的问题。如果选，也只是属于例行的选秀女。平时照例选人宫中的秀女有两个来源：一种秀女是指八旗官员的女儿，地位较高。一种秀女，是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女儿，地位较低。八旗官员的秀女可选为嫔，或妃，或指配宗室王公大臣子弟。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秀女仅供内廷使令，叫作宫女子。每三年选八旗秀女由户部主办。每一年选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秀女由内务府主办。

      八旗秀女选人以后，封为贵人，或封为嫔、妃，都由皇帝的一句话来决定。例如西太后即属于这个方式选进宫，最初封为贵人。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秀女，当挑选时是有区别的，选的目的是供使令的，没有选入即封名号的前例。但作为宫女子如果派去伺候皇帝又得到宠爱的话，也是由皇帝一句话来决定，可以封为常在、答应、贵人，慢慢升为嫔、妃都是可能的。譬如说，李莲英的妹妹这样一个人，的确当时西太后曾经传进宫去，有时在左右像得宠的小猫小狗一样。她已经取得这样条件：假设光绪喜欢她，也是一句话，就可以给她一个常在、答应的身份，然后升为贵人、嫔、妃都是完全可能的，无须参加什么备选行列的手续。不过光绪并没有喜欢她，所以一切都没有了。

之三：召见官员

          影片不止一次地在银幕上标出历史年月字幕，当然是以历史故事的面貌出现的。我向来认为，以历史故事为背景的题材编写小说或剧本，除了大事不能变更以外，对于剧中角色和情节是可以创造的。但创造的人物必须是那个时代可能出现的人物，说话必须是那个时代人说的话。情节的发展必须不违背历史条件。而这个电影剧本中的人物以真实人物而论，例如：光绪、翁同龢、李鸿章、恭王等人在银幕上出现的言谈举止，绝不是他们应有的言谈举止。

      一、影片中新创造的人物，例如寇连材，在皇帝召见大臣的房间突然出现，慷慨发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连续喝酒，以及向太后上条陈；程月楼在颐和园晚上和珍妃相会。寇连材、程月楼这类人物，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不可能有的。

      二、光绪召见官员应该穿常服。常服冠冬季用海龙或紫貂，春秋用青绒，夏用织玉草或藤竹丝，上缀红纬、红绒结顶。穿常服袍，颜色可以用宝蓝、古铜色、枣红等，四开楔。外罩石青色的常服褂（没有花色），穿靴不挂珠。

      三、光绪和翁同穌、李鸿章三人密谈，这属于召见的性质。召见的制度，如果地点在紫禁城内的话，习惯是在乾清官西暖阁，或养心殿东（或西）暖阁。皇帝坐在木炕的座褥上，由奏事处太监到值房传旨：“叫×××”（都是叫名字，不叫大人老爷等称呼），然后领着被召见的人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被召见的人进门。奏事处太监立即退出到院外，原来是内殿的随侍太监也退出。

      被召见的人进门，先跪安，口称“臣×××恭请皇上圣安”。起立后，走到炕前，在已经铺好的红边白毡厚垫上跪下。皇帝先说话，到谈话完毕，还是由皇帝说“跪安吧”。这时候被召见的人跪安，然后倒退几步，到了接近门槛的地方，转身出门。召见，可以召见一个人，也可以同时召见几个人，但室内只有皇帝和被召见的人，严格规定不许有另外的人，包括太监都不准停留在室内，这种召见的仪式和规定始终未变。如影片中光绪和翁同龢、李鸿章三人平起平坐，是绝对没有的情况。

      恭王奕是光绪的伯伯，但他进宫见光绪，还是照前面所说的属于召见的仪式，没有例外，不可能并座，更不可能躺在床上休息，也不可能有珍妃在旁服侍。

      四、西太后召见恭王和召见李鸿章、翁同龢时，恭王和翁同龢都不可穿便服。李鸿章虽然曾经赏穿黄马褂，但马褂是“行装”。在北京也无须穿。这三个人被召见都应当常服补褂朝珠。这三人的常服冠的形式质地都一样，就是普通所谓的红缨官帽。恭王是红宝石顶；李鸿章和翁同龢都是珊瑚顶；李是三眼花翎，翁则一眼翎。三人的补褂都是石青色；恭王的补褂是四团龙，前后是正龙，两肩行龙。李鸿章是前后四爪正蟒，翁同龢的补褂，应当是仙鹤。

     五、恭王见西太后，在历史上前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仪式。在同治初年，恭王是议政王身份的时候，召见的仪式是。进门跪安，然后站着说话，在他的身旁有个茶几，放一碗茶，但这碗茶从来也不喝，谈话完毕跪安，倒退到门槛，然后转身出门。在光绪年间则是以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出现，就完全和一般召见的仪式一样了。但是也绝不可能出现大吵大闹的情
况。

     六、若是西太后称恭王为六爷，而恭王向她说话却是“你”怎样，“你”如何，这在当时是没有的。太后在召见其他大臣商量事情的时候，如果提到恭王，她是说“恭亲王”怎样怎样，但当面在必须叫名字的时候，还是叫名字。而恭王见太后时则口称“皇太后”，不可能有“你”“我”等代名词。珍妃没有和恭王见面的可能，更不能称恭王为老祖宗。

     又，称李鸿章为李伯爷，这也是设想出来的称呼。他虽然封爵是肃毅伯，后来晋封为肃毅侯，在当时社会上习惯称他为李中堂，从来没有人称他李伯爷、李侯爷。因为清朝大学士就是相国，比侯伯更尊贵。也不是对李鸿章一人如此，和他同时的人曾国藩、左宗棠都是侯爵，都是大学士，人都称他中堂，而不称他曾侯、左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三品卿衔出使外国，人都称他曾侯爷；李鸿章的孙李国杰袭侯爵，作的官是广州副都统，人都称他为李侯爷，而不称李副都统，这是因为官职没有爵位高，所以很自然地称呼为侯爷。

     七、官员们见太后时，一面叩首一面说着如“老佛爷万寿无疆”等等的话，这在当时是没有的。官员们不论是见皇帝或见太后，都是跪安，说：“臣××请皇太后圣安。”以下就是回话，或说所要奏明的事情，没有其他废话，也不能叫老佛爷。官员们当面必须称她“皇太后”。至于太监，譬如李莲英正在“该班”（值班）的时候，太后从屋里走出来，李莲英这时候只垂手侍立，既不需要行礼，也无须说废话。如果太后问话，他立刻跪下回话，如果他主动要奏明什么事，也要跪奏。如果不是他“该班”的时候，他主动进来奏事，一进门先跪安说“奴才×××请皇太后圣安”，不是说什么“老佛爷吉祥”一类的话。当时“老佛爷”这个语汇是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们背地对西太后的一个代词，但当面还是称皇太后，至于大臣们不论当面或背地都不叫“老佛爷”。道“吉祥”这种问候方式，是太监们彼此之间见面互相问候时说的话。太监在帝后面前没有这种规矩，见大臣们也没有这种规矩；只有内务府的一些低级官有的染上这种习气，见了有地位的太监表示是自己人，问候一声“××老爷吉祥”。在那个社会，有不少语言很讲究分寸。是有区别的。

     八、一群穿戴朝珠补褂、顶翎辉煌的人在街上吃豆腐脑，这种情景在当时是不会出现的。这种打扮的人必须骑马或坐车，自己无车也要雇用街上的车。从前较小的官员也有步行上衙门的，他们是把靴帽袍褂包在一个包袱里拿在手上，身穿便服，走到衙门里才换上官衣，这是常有的事。至于朝珠补褂穿戴齐整的官员，有没有在街上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有的，但一定是叫跟随的仆人，或车夫去买了来，在车里坐着吃，绝不可能自己在街上吃，那属于“有失官体”。

之四：怎样看待李莲英？

           关于李莲英的传说，从前只听到他贪污受贿的罪恶，没有听见过说他曾经害人的事。陷害珍妃这类事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些不属于害人的事，例如什么演礼时，大家都在等他一人，这类事也是不可能的。朝贺礼，无须演习，即使要演礼，也无须大家都等他。他也没有不到的可能。

      关于宫门费，在当时有些官员向太后进贡时，要向经手的太监送宫门费。李莲英当时是总管太监，当然要多拿的，这是事实。至于剧本中李莲英向皇帝要宫门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曾经有过传说：李莲英调唆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不和，或者说遇事刁难光绪等等，有些野史、笔记也有过这类记载。

      我曾听见三个人说过一些关于李莲英的情况。这三个人．一是名画家溥儒，我曾经向他学过画，他是恭亲王奕之孙。一是我从前的邻居蒙古王阿拉坦瓦齐尔，他是光绪年间御前大臣、亲王伯颜诺谟祜之孙。一是故宫博物院的技师徐文璘，他在光绪年间当过宫中造钟处的“柏唐阿”（满语，工匠的意思）。

      溥儒说：“李莲英，在当时能那样聚敛发财，都是内务府那些人替他造的声势。譬如有个记名海关道，正在等待外放的时候，内务府有一种掮客式的官员，就向这个人来游说，他可以走李总管的门路，包你一定得到肥缺。于是说出一个数目，经过要价还价的过程，最后成交，银子被经手人拿走。等‘引见’过后，旨意下来‘苏松太道，著××补授’。某人得到这样效果，当然觉得投这笔资真是划得来，这条门路真灵。掮客也可以拿这件事作为活人广告来吹嘘，他就可以有更多的生意。行贿的人固然达到目的，可是李莲英并不敢向太说。这件事的效果也并非连英的力量。因为，西太后这个人的性格，是以英明自居的，丝毫不肯大权旁落，怎哪能容忍让李莲英一个太监来操纵。假设李莲英真有一次向太后说某个官员贤否的话，不论这个官员是真的贤或否，李莲英便会立刻革去总管。

    “李莲英是个非常狡黠的人，他不会干这样蠢事。实际一些等待放缺的官，已经预备引见，不过有头等肥缺，或此等的区别。总之会得一个缺，即使不走门路，也一定得到一个。这次不放，将来也必有。那些花钱走门路的人，得到好缺，其实也是碰运气来的，但他认为是走门路的效果。又有些人花钱走门路，然而得次等缺的人，则遗憾地认为自己钱出少了，某人某人得到好缺一定比他出钱多。至于没得缺的，也认为这次钱没花到家，再等一次吧。这样相因相果，加上那些掮客也故神其说，就造成更大的声势。

      “李莲英只是一心一意全副精神把太后伺候好，如果有人参奏李莲英招权纳贿卖缺的话，太后当然不会相信。她可以这样想：李莲英招什么权，他从来没向我保举过什么官，也从来没说过某个官员不好。这就当然参不动，于是李莲英的地位就更稳固，进银子的机会就更多。”溥儒先生这些说法，当然来源于他的上辈。

      阿拉坦瓦齐尔的祖父伯颜诺谟祜是教光绪一切礼节和骑马射箭的师傅。在毓庆宫和翁同龢一文一武，每天和光绪在一起，两人同是光绪的心腹近臣。如果说当时朝中有帝党后党的话，这个伯王和翁同龢都是地道的帝党。阿拉坦瓦齐尔对于李莲英的说法也是来源于他的上辈。阿拉坦瓦齐尔说：“李莲英这个人，可谓真圆滑，不但西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也喜欢他。光绪从小时候就是由李莲英担任看护，光绪叫他‘谙达’（满语：老伙伴，也含有师傅的意思），并且对我们太王爷（指伯王）还夸奖过‘李莲英忠心事主’。”以上是阿拉坦瓦齐尔所说的话。

      徐文璘先生在光绪年间除担任修理钟表以外，还负责到皇帝屋中给钟上弦（弦就是发条），他对于常去的地点和所接触到的人都很了解。他说：“光绪住南海的日子，李莲英住中海的 ‘福禄居’。光绪常带着随侍太监到‘福禄居’找李莲英聊天。每次去的时候，李莲英出门跪接，然后跟着进屋。在前檐炕上，赏李莲英坐，他叩过头就坐在炕前脚踏上，陪着说话。光绪喜欢西洋钟表，李莲英也爱摆弄钟表，有时拆卸了装不上，就叫我（徐自称）去。”以上是徐文璘先生所说的话。

      这三条不同来源的资料，彼此没有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补充。我认为溥心畲先生说李莲英是非常狡黠的人，阿拉坦瓦齐尔先生说李莲英真圆滑，这两个评语都很恰当。当时太后已是老年人，而皇帝还年轻，谁都估计是太后先死。李莲英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反常的估计，所以两面讨好的做法，对于李莲英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他也具备这种手段和条件，而故意刁难光绪以及调唆西太后整治光绪的传说，似乎不合逻辑。因为如果这样做，对于李莲英自己是不利的。并且两宫不和是事物本质决定的，李莲英也起不了那样大的作用。

      太监的服装没有什么特殊。有的话剧或电影工作者，都因为曾经看见过一张流行很广的西太后照片，前面站着李莲英、崔玉贵等人，太监都穿蟒袍，误以为太监或高级太监以蟒袍为制服（甲午风云》故事片也是如此）。其实不然。按清代制度：元旦、冬至、夏至和帝后的寿日等盛大节日，七品以上官员都穿蟒袍。当然有品级的太监也如此。皇帝或太后生日每次穿蟒袍还不止一天，在这个期间内叫作“花衣期”。不过穿蟒袍外面还要罩补褂，这一套叫“吉服”。只有在夏季免褂期间，可以敞穿蟒袍不罩补褂。西太后带着穿蟒袍的太监那幅照片，一定是在免褂季节内“花衣期”照的，所以说，并不是敞穿蟒袍就意味着高级太监。

       李莲英和寇连材对面说话，李莲英的衣服戴着领子，而寇连材光着脖子没有领子。可能是想以这两人的服式不同来区别他们的地位高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一个人有顶戴，一个人没有顶戴来区别；或一个蓝顶，一个金顶来区别，就合情合理了。清代服装制度，穿官衣只有伏天的日子里规子，所以李莲英的衣服无论质地多么高级，寇连材的衣服无论是什么样的次品，但在戴领子或不戴领子这个细节上，二人必须一致，不然便成为在同一场景或同一镜头中，有穿着不同季节服装的人了。

                                                                                                                                                                       1979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