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零年

La vie difficile de la famille, l’Allemagne d’après-guerre a été dévastée, ils vivaient avec 5 autres familles, tout le monde ne se faisait pas confiance, manque de nourriture et d’électricité, les rations alimentaires étaient très faibles, le frère était un soldat nazi qui n’osait pas sortir pour s’inscrire et obtenir un permis de travail de peur d’être fiancé, son père était en train de mourir d’une crise cardiaque, sa sœur ne pouvait sortir que pour accompagner les gens pour gagner de l’argent, et son jeune frère Edmund a essayé de creuser un cimetière trop jeune, voulait vendre des balances au propriétaire mais a été vendu de force avec deux canettes, a rencontré l’ancien professeur qui a soutenu les nazis et est parti, il lui a demandé de vendre des disques et a présenté deux enfants trompeurs, Le grand fait semblant de vendre du savon et s’enfuit pour de l’argent, volant des pommes de terre ensemble la nuit et passant la nuit. Le père était en mauvais état et le médecin a trouvé une connexion pour se rendre à l’hôpital, mais il était difficile de rentrer à la maison, et le propriétaire a volé de l’électricité et a été piégé par la coupure de courant. Le professeur nazi a dit que la loi de la jungle mourrait s’il mourait, en conséquence, il a vu son père à l’hôpital prendre du poison, est rentré chez lui pour faire du thé et a tué son père, et il est arrivé que la police est venue et le frère ne s’est plus caché selon le père du vétéran désespéré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et pouvait travailler, en conséquence, son père est mort, ce qui a rendu tout le monde triste, et s’est demandé s’il avait des vêtements de valeur, et les a enterrés avec désinvolture. Edmund s’est reproché d’errer et de ne pas rentrer à la maison, le professeur nazi l’a grondé, la fille orpheline qui a passé la nuit avec lui ne voulait pas de lui, les enfants n’ont pas joué avec lui sur la route, et finalement il s’est suicidé en sautant du toit du bâtiment. Une représentation nue de la vie difficile après la guerre et de l’empoisonnement des jeunes par les restes du fascisme.

罗西里尼现实主义三部曲第三部。将故事放在了战后的德国。主角男孩因为被举报年龄太小而失去了掘墓工的工作。因为战争摧毁了无数房屋住宅，男孩不得不和父亲，哥哥，姐姐四人被政府安排在一个中年男人的家里寄宿。父亲病重卧床无法工作，哥哥由于身份敏感不敢外出工作只能在家啃老。姐姐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不得不在晚上去风月场所陪酒，为此也遭到了房东的鄙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幼的男孩不得不继续寻找工作。他在街头遇见了曾经的老师，老师交给了他在曾经的集中营废墟旁贩卖希特勒音像制品的活。显然这是对战后纳粹残余势力的影射。男孩赚到了200元，老师给了他10元。男孩替房东把人体秤拿到街头上买，要价300元。结果被精明的路人用两个肉罐头打发了，回去被房东责骂时，房东提到了男孩一家寄生在自己家吸血，尤其他们的父亲整天卧床咳嗽不干活，还不如去死……这是影片第一次出现父亲应该死的讯息。

父亲的病情变得严重不得不住院，在医院里父亲因自己拖累家人而自责。由于经济窘迫，父亲决定出院。但家里已经穷的没有食物。男孩找到老师帮忙，老师却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理论明示成为负担的父亲死了也许更好。显然，这只是老师打发男孩的推脱之词，可单纯的男孩听了进去。就这样，男孩将医院偷来的毒药混入了父亲的茶水里，将父亲毒死了。面对父亲的尸体，房东嫌弃的要求赶快处理掉，而一旁围观的人却讨论着将父亲尸体身上的衣物占为己有。在贫穷面前，人性不堪一击。

此时哥哥在警局登记了身份后获得了自由，他可以开始找工作赚钱了。但父亲已死，男孩在自我怀疑和悔恨中找到了老师，告诉老师自己的弑父行为并怪罪到老师身上。老师立刻与他撇清关系。在深深的负罪感和绝望的情绪下，男孩在废弃的烂尾楼上纵身一跃结束了生命。

罗西里尼不愧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三巨头之一，德意志零年这一部电影看了之后，令我毛骨悚然而又唏嘘不已。

令我惊惧的点在于战争带给儿童的不可磨灭的伤害。埃德蒙是一个特别的儿童电影主角，他和大部分电影中无忧无虑的儿童不一样，他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他的童年充满了磨难。影片从开头至结尾，埃德蒙在不断地经受各种困难，从挖墓穴的工作被辞退，围观看马被赶走，家里的粮食不够，父亲卧病在床，哥哥是在逃战犯，他的生活充满着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孩子，他无从依靠，还要承受着撑起摇摇欲坠的家庭的压力。

同时，他又有着儿童特有的直接简单天真的思维，所以他才会愿意帮老师去黑市倒卖希特勒的录音带，他也愿意继续听从老师的教诲。也正是对老师的话的偏执误解，导致了最终他杀死父亲，又走向自杀的悲惨结局。

罗西里尼选择从孩子的视角入手是非常巧妙的，每个家庭都有孩子，社会的未来也是孩子，从战争带给一个孩子的影响，就能看到战争整个社会以及社会未来长期的影响。

埃德蒙的悲惨人生，放大去看就是整个德国的悲哀。虽然德国是纳粹法西斯的根据地，但是无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同盟国，战争带给人民的伤痛是一致的。

最近在看《电影是什么》，巴赞对其评价如下，做个摘录，供观众参考

神秘事物使我们惶遽不安,孩子的面孔可以激起一种矛盾的欲望。我们之所以喜欢孩子的面孔，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和特别稚气。这就是米克.罗尼获得成功和美国童星多长雀斑的原因。秀兰.邓波儿的时代早已结束，它是戏剧、文学和绘画美学的不适当延伸。电影中的儿童尤其不应当再像瓷娃娃，不应当像文艺复兴时代的童年耶稣像。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不要有神秘感,我们不由自主期望这些脸反映出我们熟悉的情感，因为这些情感也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希望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到能够唤起共鸣的特征,希望当孩子们表达出成年人习见的情感时，观众会陶醉动情和伤心落泪。因此，在凝眸注视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在寻找我们自己，连同我们已经失去的天真、笨拙和稚气。演出催人泪下,但是我们难道不也是为自己而落泪吗? 除了个别例外(譬如《操行零分》,在那部影片中，讽喻的成分很浓),儿童影片实质上是在我们对小孩子的模糊的兴趣上做文章。细想起来，儿童影片所表现的童年生活仿佛都可以得到我们的理解和问情，成人化是儿童影片的一大特征。《欧洲一地》也没有背离常规。拉德瓦尼极为巧妙地利用了常规。我无法责怪他蛊惑人心，因为我接受这套巧妙做法。纵然我也像大家一样止不住流泪，但是我很清楚，用手风琴拉《马赛曲》的10岁孩子中弹身亡的情景只是因为近似于我们成年人的英雄主义概念而如此动人。相反，由于并非重大的原因(偷了为十个挨饿的孩子预备的一一大块面包和一片黄油)，孩子们用一根铁丝残醋勒死司机这件事就显得无法解释和出平意料，它属于难以把握的儿童心理的神秘性。但是,就整体言,这部影片竭力利用我们对孩子的可以理解和表露出来的情感所抱有的同情心。 罗西里尼的深刻独创性在于有意避免唤起任何温情脉脉的同情，绝不落人成人化的窠臼。他描写的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而通过剧情和表演为我们揭示孩子内心世界的奥秘似乎比较容易，甚至已成常规。然而，我们对这个孩子所思所感的了解始终不是靠直接可见的面部征象，甚至不是通过他的行为，因为我们只是以印证和推测去理解他。当然，纳粹学校教师的一席话是杀死一名不能自理的病人的直接原因(“弱者必须给强者留出生存的空间”),但是，当孩子把毒药倒入茶杯时，我们在他的脸上只能看到专心和认真的神情。我们无法由此定论孩子冷漠无情和心地狠毒，也无法定论他会感到痛苦。一个教师在他面前讲了几句话，这些话灌人他的脑海，使他作出这个决定,但是他是怎样作出这个决定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冲突?这不是导演的事，而是孩子自己的事。如果罗西里尼要把自己的的解释投射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反映出这种解释，以便为我们提出一种诠释，那就必须求助于技巧处理。影片最后一刻钟表现孩子到处寻找同情和慰藉，但遭到所有人的冷落而终于自杀的过程，在这一段中罗西里尼的美学得到最明显的体现。首先是教师拒绝为这个学生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怪他连累了自己。孩子被赶出校门,踯躅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废墟中东找西寻,但是人们一个个抛弃他,周围事物也与他无关。他的小女友和伙伴们在一起 ;这些嬉戏的孩子见他走近就赶忙把球收起来。但是，为这个无尽的历程造成节奏感的特写镜头仅仅为我们揭示出忧虑、担心也许还有不安的面部表情，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黑市的一桩买卖?为了换两支香烟的一把小刀? 为了担心回家后可能挨一顿痛打?唯独结尾情节于事后才交给我们解谜的钥匙。这完全是因为做游戏时的神情和死亡的迹象在孩子的脸上可能是相同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相同的,因为我们无法看透他的内心秘密。孩子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旁单脚蹦跳，在碎石和废铁中捡到生锈的铁块当手枪摆弄，在颓圮的雉堞旁瞄准假想的靶子:啪、啪.啪...然后，就像嬉戏一样，不由自主地把假想的枪简对准太阳穴。最后,是自杀的情景，孩子走人家对面的一幢大楼，沿着炸坏的楼梯爬上高层，他望着一辆充当灵车的大卡车,卡车拉走了棺柩,送葬的一家人留在路旁。一根钢梁顺着倾圮的楼板斜卧下来，就像轨道雪车上的一个斜坡;孩子坐到上面，顺坡滑下,坠人空中。他的小身躯跌落到地上，落在人行道旁一堆碎石的后面，一个妇人放下手中的草提包,蹲到孩子跟前。-辆电车驶过,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妇人仰身背靠碎石堆，双臂低垂，神态酷似绘画或雕像中表现圣母玛丽亚怀抱基督尸体时那种永恒的哀戚。 我们深知罗西里尼如何必须以这种方式处理他的主要人物。这种心理的客观性符合他的风格逻辑。罗西里尼的“现实主义”与以往电影所表现的一切真实截然不同(雷诺阿的电影除外)。这不是主题内容的现实主义，而是风格的现实主义。也许，世界上唯有他这位导演善于在表现一个情节动作客观如实地放在背景和场面调度的同层面上的同时，还能激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情绪不掺杂任何感伤成分，因为它不得不折射在我们的理智中。使我们激动的不是演员,也不是事件，而是迫使我们自己从中领悟的含义。在这种场面调度中,道德含义或戏剧性含义从不浮现在现实的表面，然而，只要我们用心思考,就一定能知道它有什么含义。不改变人和事的原貌，迫使人们自己动脑筋作判断,难道这不正是艺术中现实主义的确切定义吗?

一家人的艰难生活，战后德国满目疮痍，他们和另外5户人寄居在一起，大家互相不信任，缺食物缺电，食物配给极少，哥哥曾是纳粹兵躲着不敢出门登记获取工作证怕被搞，父亲心脏病将死，姐姐只能出门陪人挣钱，而弟弟埃德蒙试着挖墓地年纪太小，想给房主卖秤却被以两罐罐头强卖，遇到前支持纳粹、离职的老师，他让他卖唱片，又介绍了两个骗人的小孩，大的假装卖香皂拿钱就跑，晚上一起偷土豆、过夜。父亲情况很差，医生找关系去医院，但回家又是困难，房主偷电被断电陷害他们。纳粹老师说弱肉强食，死了就死了，结果他在医院看父亲拿了毒药，回家泡茶杀了父亲，而碰巧警察来了哥哥按照一战绝望的老兵父亲意思不再躲藏，可以工作，结果他父死去，让大家悲伤，还想着他有没有值钱衣服，随便埋了。埃德蒙自责，到处游荡不回家，纳粹老师怒斥他，一起过夜的孤儿女孩不要他，路上小孩不要一起玩，最后在楼顶他跳楼自杀。赤裸裸地表现战后困难的生活，以及法西斯残余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