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

   最近失去了一个兄弟，心里非常的沮丧。现实的生活中诱惑太多，太多的人为了一些自私的目的或儿女情长舍兄弟情谊于不顾，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也让人十分伤感。
    下午，看了阿汤哥的《最后的武士》，被感动的一塌糊涂，被友情、也被理想。事实上，我对日本人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由于二战而对其异常反感，另一方面，日本的文化确实有很多让人向往的地方，这并不是因为我爱日本文化，因为那其中的精髓尽从我们而来。文革加上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传统在北方已经荡然无存（可能香港和台湾还保留了一些），只留下近乎迷信的行为，一国的精神渊源要看别国的作品才能体现，想起来就tmd不舒服。《英雄》和《天地英雄》都试图做着振兴，但处处流于形式，张艺谋的眼界也越来越小，不清楚《十面埋伏》和《无极》能做到什么地步。
    扯远了，回到片子，《最后的武士》说的是一个美国的军官内森怀着对战争的痛苦回忆来到日本，帮助明治政府训练新军；另一方面，森胜元（皇辅）作为代表武士道传统的最后支柱，带领旧式军队实行兵谏，对抗实用洋枪洋炮的新军。一次战斗中内森被俘，被森胜元带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并在那里接受了武士道的精神转而投入敌方。在最后的决战中，武士方全军覆没，内森则归隐山林。
    幕末和明治时代，武士阶层已经没落了。作为领主的家臣，武士随着幕府的倒台也沦为为人卖命的浪人。而森胜元做的，就是要维持菊花与刀的统治，并劝谏明治不要接受不平等条约。与前者，他所做的应该算是逆流而动，最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与后者，他的死也改变了明治的抉择。内森在捧着森胜元的剑跪在天皇面前时，明治问内森：“他死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嘛？”“是的。”“那你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不，陛下，我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活着的。”
    内森加入叛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他在美国参加了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参加了对妇孺的屠戮，为此，当他来到森胜元的村子，看到那里恬淡的生活后，才决定用剑保卫这一切。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与森胜元英雄相惜。我不清楚女人之间的友情，也许家庭才是第一位的，但我深以“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话为然，这也许就是《天地英雄》里那几个兄弟放弃小家毅然跟随着校尉李的原因。“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信义二字做为立命天地的根本早就被人踢到九霄云外了。
    说起渡边谦一扮演的森胜元，让人对国内的影视圈心存忧虑。中国的影视圈弥漫着一种雌气，真正让人感到像男人的屈指可数，姜文、陈道明、孙红雷……，更多的是一大票下巴光光演技平平待价而沽的小二爷们。最后，所有的武士都倒在了机枪的扫射下，那是技术的胜利，重伤的森胜元在内森的帮助下切腹，所有新军的士兵全部脱帽下跪，为一个人生而伟大、死而荣耀，那是精神的胜利。
    另外提一句的是那里面唯一的女主角真的很不错，虽然不是非常得漂亮，但是一举手一投足让人看着非常舒服。看来要拿给老婆作为教育片看看。

网络资料：

在20世纪中后期,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深层背景与成因的学术活动逐渐盛行,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诸国)的现代日本研究活动。甚至出现了“日本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之类的术语或机构。而我国的日本研究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显得落后和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才大有好转。我认为,对日本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日本文化这条主线。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又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为代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茶道、武士道”,特别是“茶道”既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中的奇葩。因为日本曾经侵略我国,所以我们也熟悉“武士道”一词,并对此十分反感。“茶道”与“武士道”可谓孪生兄弟,同在禅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长,但性格迥异。一文一武,一静一动。虽都在文明中诞生,而“武士道”却最终走上了反文明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茶道”和“武士道”的产生及发展又与禅宗有怎样的联系呢?属于佛教的禅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在此,本文以“茶道和武士道”与禅宗的关系为重点,谈谈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 禅宗的日本化及其特点

    所谓“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通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慧“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或“六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另一种形态——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诞生,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A.D.1141—A.D.1215)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样,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等等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他在《兴禅护国论》中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但这种真理“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他将“禅”分为“约教分”、“约禅分”、“约总相”三种。另外,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两方面,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强调“持戒”,大概是为了迎合新武士阶层的自我修养,与武士的修养结合,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另外,荣西的“禅”是与密教结合的教禅兼修之禅。

    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主张正身端坐、结跏趺坐,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为防止恶苦练身心。而中国禅则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但中国禅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士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道元(A.D.1200—A.D.1253)将曹洞宗传到日本,其著作有《普劝坐禅仪》和《正法眼藏》等,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他认为临济禅所依据的《楞严经》是祈祷性的,因而加以排斥,并厌恶临济禅与世俗妥协、与权势携手的态度。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A.D.1477—A.D.1568)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家训”及武士的“礼法”之中。禅宗为了严正宗风使禅僧们能排除干扰,一心悟禅,制定了种种清规。一些上层武士也纷纷效仿,订立“家训”和“礼法”,并逐步演变为“武士之习”,即武士道的规制戒训。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北条重时订立的《六波罗殿御家训》,“六波罗”本是禅宗用语,指体悟真如的6种形式。此家训共43条,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礼法”的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深谙禅苑清规,并对此极为推崇,便据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武士道的许多内容,与其礼法颇有关联,可视为禅宗对其影响的实证。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禅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选定进路,则必义无反顾;在哲学上主张生死无别,重视直觉体悟。这些都可成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禅之修行特点是单纯、直截、自恃、克己的。这些戒律式的倾向,与武士战斗精神颇为相合。禅宗除了为达到究极信仰而采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异常的意志力,这也正是武士所必备的。

    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有许多尊禅者,说明武士的观念与禅有一种内在关系。为了尽到武士所应尽义务,就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哲学观念上坚持一种锻炼主义;一是要觉悟到“常住死”,这正需要如禅家那样的修养。武士的许多修养方法,与禅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禅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响及于剑法、刀法、枪法及各种武艺,形成许多武术派别。在进行交战时,武士只有斩断生与死的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勇敢精神。

    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

同样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同样从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向所谓的西方文化转变，我觉得日本做得的确是好过中国太多。现代文明来源于欧洲，改变着这个星球的每个国家。但是每个接受外来文化的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痛苦，即如何面对陪伴了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我不认为中国吸收了现代化的一切设施、管理模式甚至日常生活的这些食物、节日就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的文明国家。
相对于日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对于西方文化有选择性的吸收。中国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则是毫无保留的浅层次一概全收，而真正促进西方文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则完全拒之门外。
武士们有着几千年来伴随而来的武士文化，这种文化在武士生活的各个细节得以体现。小至每个家族的家徽，家族所传的武士剑、铠甲和武士所独特的发饰，大至面对战争的信念和对生命的思考。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东西深入骨髓地影响着每个日本人。西方文化使武士文化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但我觉得现在的日本人依然被传统文化所影响着。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日本的剑道。在日本，人们还会像以前那样鞠躬，节日仍然会穿着传统的服装，对于祖先的敬仰。以及日企的管理模式都在散发着传统的日本文化，武士文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点点滴滴地影响着这个民族。
在中国，看似我们舍弃了一切糟粕的旧文化，一切推到重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一切，建筑风格，食物，着装方式，现代医学，计算机，甚至于性开放。但是我们都是在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头脑去打量着这些外来的东西。一切的引入只是让我们看起来更像西方国家。只是看起来像罢了，除去这层外衣，现在的中国思想和几百年前的相比只有很小的变化。

感触最深的是，电影正反两个角色（圣元将军和大村）所对应历史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命运。

先从电影Last Samarui的历史背景说起。一般认为圣元将军的原型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反派人物大村的原型是维新三杰的另一人--大久保利通。

“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的同乡，都是靠自己奋斗起来的下层武士。他们都是倒幕府、恢复天皇皇权的忠君维新派，但性格与处事方式导致了他们人生道路的不同：

西乡隆盛自幼受传统严格的武士教育，性格既尚武又极度忠孝仁义。在其服侍的第一任藩主岛津齐彬_百度百科死亡后，西乡本打算自杀殉死，后来经月照和尚苦劝，才放弃自杀念头，立志进行幕府改革。在倒幕勤王过程中遇到挫折，西乡被驱逐，他感到倒幕勤王改革大势已去，便与月照和尚相拥一起跳河自杀，所幸被救起。后来，在掌握了大权的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重返权力核心。在维新改革中，传统武士士族利益受到侵害，西乡隆盛所在的萨摩藩的武士造反，拉开了西南战争的序幕。尽管西乡隆盛并不在萨摩藩，本可脱离干系，但他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依然为义所困，回到萨摩藩统率士族，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砍下头颅。日本最后一场内战结束。

反观大久保利通，虽然同是萨摩藩下级武士出身、同为倒幕勤王，却是八面玲珑、铁血无情、不念旧情。年轻时落魄的大久保利通与同乡西乡隆盛成立了政治团体“精忠组”，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比西乡的性格看，在藩主岛津齐彬_百度百科病死，西乡准备自杀殉死之时，大久保利通决心在新的实权人物（久光）身上下功夫，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发现久光爱下围棋，便苦练棋艺，以便交流。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他便设法弄到多达28册的《古史传》分册借给久光，并乘机在书中夹带纸条以让久光明白自己对形势的见解。功夫不负苦心人，久光终于逐渐疏远保守派，开始重用大久保利通， “精忠组”也获得合法地位。在倒幕勤王过程中，大久保利通纵横捭阖，与不同政治派别分分合合，通过联盟、政变等手段逐渐控制朝政。并且保回流放在外、自杀未成的西乡隆盛，自己处理内务配合西乡，由西乡统帅军队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彻底回到明治天皇统治时代。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因为是否征韩，大久保利通（反对征韩）与西乡隆盛（提倡征韩）产生分歧，最终大久保利通在政治斗争中再次获胜，西乡隆盛被迫辞职。

介绍了正反主角的历史背景，返回题目，即“最后的武士”给我的感触。电影总要塑造正反，在对比中丰富剧本。圣元将军（西乡）不放弃传统武士精神，在传统落伍之际宁愿为殉死，用生命捍卫传统的尊严，值得尊敬。需要大家知道的是，被刻画成懦弱多变的大村，其原型大久保利通的真实结局是这样的：【山吉走后，大久保便到太政官（相当国务院）去办公，乘马车来到曲町清水谷。大久保在马车内还利用时间阅读了文件，不料8点左右，遭到石川县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不久倒向前方断气了。时年49岁。】

大村（大久保利通）同样是对传统皇权极度忠诚的，在变革难以避免的时代，为了恢复皇权、振兴日本，忍住个人痛苦，投身纵横捭阖的恩怨情仇、身不由己之中。由于有了大久的掌控权力，几次只知殉制的西乡才有被召回权力中枢的机会；有了大久的后勤保障，西乡才有统帅三军平定幕府的战功。作为传统武士，大久所忍耐的难度与痛苦更甚。如同有过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

越来越有一种应当被批判的价值观，为了理想活下去、成就理想后死于非命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PS 渡边谦好帅。

我叫纳森.阿格伦。
　　　　我的军衔是上校。作为一个战士，在美国的战场上为征服而战。
　　　　当国家没有了敌人，我就成了一个醉鬼。
　　　　卖笑，卖我那从战场上带来的悲伤。我不能够从酒精中解脱，因为酒精麻醉的只是口齿，心中的伤痛永远不会洗清。
　　　　但是，机会来了。
　　　　我受政府委派去日本为天皇训练日本的第一支现代火器军队，明治天皇打算借此彻底铲除掉旧日将军势力最后的残留物——武士，为制定更加西化的新政策以及推动对外贸易打下基础。
　　　　
　　　　1876年7月12日，大海的空旷给我片刻解脱，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解脱只是片刻的，训练那些从来没摸过枪炮的日本人比想象的要困难，何况还有一个很让人恼火的上司。
　　　　在我还没把他们训练好的时候，我就被派出来带领这些日本人第一次拿起了火枪，与武士们为战。
　　　　结果输得很惨，我也成了战俘。当然，我不似那些日本人那样软弱，我也杀了他们头领的弟弟。
　　　　武士们没有杀我，还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家乡。
　　　　没想到武士们居住的地方风光那样优美，广阔的田野，古典的木屋。
　　　　我知道，在这里，我们作为敌人将相互了解。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日本武士。他们彬彬有礼，他们讲究仁义理信，也许那些精神来自东方的另一个国度。
　　　　想不到的是，首领让他的弟媳负责照顾我，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同桌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
　　　　很多时候我们会尴尬，但是命运的安排总是很奇妙。比如我一个美国人竟然与一个日本漂亮的女人同桌吃饭。
　　　　
　　　　1876年冬天，那个季节的日本很多雨天。
　　　　我们在雨水中互相鞠躬。
　　　　我杀了她的丈夫。我一直满含愧疚。
　　　　我总在想帮她做些事情的时候听见她温柔的声音。
　　　　她说：日本男人不做家务。
　　　　我说：我不是日本人。
　　　　对不起，我终于说出这三个字。
　　　　那一刻，她微笑着流泪。
　　　　也许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我不再仇恨武士，她也已不再仇恨我。
　　　　
　　　　春天来了。
　　　　樱花树下，武士首领眼神有些悲伤但充满坚毅。
　　　　在我眼中日本的最后一个武士对我说：冬季花开，值得等待。我一直试图将我的梦写成诗。可是......
　　　　他还说：从一朵花中一杯茶中感受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武士道。
　　　　我仔细的倾听，发现武士的心中都有那么多生命力在伴随鲜血涌动。当武士希冀的一切没有实现，鲜血将会在胸腹的裂口处喷涌。他们用自杀成全一切。
　　　　
　　　　最后还是要离开，为了一场场的对决和征战。我已经和武士们站在一起，面见天皇，然后捉对厮杀。
　　　　在温泉边，我向她道别。她一袭白衣，头发黑湿。
　　　　我说，你对我很好，我不会忘记。
　　　　她要哭的样子差点将我挽留住，从那一刻起，我想，如果我不死，我就会回来。
　　　　
　　　　明治天皇剿杀武士的决心在一些人的推动下愈发坚定，最后一战势所难免。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变了，从剿杀他们到现在离不开这种武士道精神。也许是因为男人，也许是因为女人，还有孩子。我已经成为一个武士，为武士道而战。
　　　　
　　　　我把在美国内战时所用到的战场战略应用在了日本人身上，可兵力悬殊。我和日本最后的武士们一起进行这场有败无胜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武士从此在日本消失。
　　　　
　　　　有些结果早已注定。
　　　　我没有死，我把首领阵亡後遗失的剑交给了明治天皇。
　　　　我知道他很痛苦，因为他自己消灭的是保护他登上皇位的武士。自己培养，自己剿灭。也许是宿命吧！武士的宿命。
　　　　
　　　　一切结束。
　　　　死亡。永生。相伴而生。
　　　　其实，我才是这个帝国最后的武士。
　　　　因为我曾经和这个帝国最后的武士有着最近的距离，亲眼看他们怎样将一种武士精神在这片天地间如何发扬，更重要的是武士道精神从来不曾死去。因为我就在其中。
　　　　
　　　　我还是要回去的。不是回国，而是回到一个女人身边。
　　　　因为我发过誓——如果我不死，我就会回来。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穿着非常鲜亮的盔甲，戴了个鬼面具，骑着大马冲出来，不错的亮相。可惜好景不长，脸都还木有露出了，2分钟之内被阿汤哥灭掉了……

本来嘛，在杀人如麻的好莱坞电影当中，当个没有露脸没有台词的炮灰那是一点也不丢脸的。死了就死了呗，反正死那么些人，5分钟之后就没人记得你了。

问题在，导游非让他的老婆孩子大舅子都活蹦乱跳地继续表演到最后，不断提醒观众这个红盔武士有多么地杯具。

首先，大舅子收留了杀他妹夫的阿汤哥，呃，算了，大舅子嘛跟妹夫也没多亲，何况还有政治原因。然后，老婆跟杀夫仇人阿汤哥搞上了。这也罢了。反正老公死都死了，搞别的男人那也是正经事。最后，居然连儿子都投靠了阿汤哥，嗷呜，我鲜血狂喷倒地不起了～杯具啊杯具～～～还可以更杯具一点吗？

本剧唯一亮点还是渡边谦演的胜元老大（我们就不要计较为啥保守派的武士英语讲那么流利了）。冲着这个角色才给了4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