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首先说一下，我是中文系学生，算是大家认为的，比较会愿意为了一些历史差别之类的去较真的人。

我也觉得，本来我是不是该发一篇500字长评来讲一讲三国历史……问题是，有意义吗？我在进入大学第一天，到现在被导师一步步带起来，指导专业写作，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研究方向，叫做历史新编。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什么叫历史新编，我记得热评第一位的楼主长评中提到了历史虚无主义，大概是说不尊重历史就犯了历史虚无主义当时我就觉得……嗯，他可能是真的不知这个词什么意思，顺口说的。

这个词最早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评价鲁迅先生的一些历史新编会用到这个词，但这个词大多数情况下只针对普罗文学（即革命浪漫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在文学意义上的历史新编，有一条叫做改编应该贴近当下的社会，也就是用历史故事来影射现实，这个，当年做得最好的就是鲁迅先生。

有人谈到了三国演义，说要向三国演义那样改编历史？exm？你认真的？且不说三国演义里出现了大量的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事件的错写，我形象最深的应该是诸侯起兵讨董的时候，出现了曲解三国志，地名错做人名的误判。

那些标榜自己高知，吹捧三国演义的麻烦请快一点去万维里找找研究三国演义的学术文章，不要读了几本章回小说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了……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最大的差距并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站队问题，或者说，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站队？

三国演义成书是在明代中后期，蓝本除了三国志外，更多的是明代评书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因为当时正逢外族入侵，清兵在关外打着，中原汉族快要完蛋了，书里面的那句复兴汉室其实是有别的含义的！借汉朝的汉室，讲中原的汉族！用抨击和刘备抢天下的曹操，痛骂入侵者！

所以，三国演义其实一部披着三国外衣讲明末历史的小说！

所以，我真的很奇怪豆瓣上的一些人，为什么古代尚且可以接受大批量的历史改编用来反应当下？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这又不是历史记录片！

现在很多人根本就看不懂一部剧的好坏与否，只知道，只要不是正剧，随便踩，踩得越狠越能显示我有水平，我高贵？偶像剧一定就是脑残，网络小说一定就是胡扯，古装剧就一定玛丽苏汤姆苏，嗯，只要中国出品的非正剧，踩它一定不会出错。

说真的！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都没你们这么高贵！这么牛逼！我记得我的导师就是研究大众文化的，他说他特别惊讶于一些网络写手的写作速度，听说一个晚上能写出好几千乃至上万字，真的好快的速度，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古装剧对历史虽然有很大的改编，但是却让很多不喜欢看书的孩子对那段历史和提及的人物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对错且不论，但起码多知道了一些东西不是？

说真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越自卑的人越喜欢耍流氓，真正懂的人反倒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说那些来标榜自己了。

我觉得豆瓣有多少高知我不知道，但是文化流氓和白痴倒是不少。

看完两集，感觉陈寿和罗贯中都有一万句MMP要留给这部剧。其罪有三：其一，称谓混乱。其二，时间线迷离。其三，人物脸谱化严重。 我们先来说称谓，当着儿子和下属的面儿，卞夫人叫病中的曹操“阿瞒”，不会直接被曹操一巴掌扇死吗？（刘涛的张春华也挺辣耳朵，明明家里当官，还要说：“擅闯民宅！”）

众所周知，阿瞒是曹操的小名，类似于农村的狗蛋儿。人贵名贱，叫一个土一点的名字，孩子好养大。 “曹瞒”之称，最早见于《三国志》裴注所引之《曹瞒传》。晋代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 《曹瞒传》出于吴人之手，与出于魏人王沈的《魏书》相比，就裴注所引来看，二者有着各自鲜明的倾向性。《魏书》夸曹操，《曹瞒传》贬曹操，这是由于站队原因引起。

《曹瞒传》的正文叙述中虽未必称曹操为“曹瞒”，但“阿瞒”之小字仅见于此书，而此书又是裴注所引文献中记载曹操恶行最多的一种，且总其名为“曹瞒传”，如此称呼，表现了吴人对曹魏的敌意和贬斥，是一种轻蔑、戏谑的称呼。 不管是不是蔑称，曹操都是不喜欢这个名字的。唐人陆龟蒙写了一本《小名传》，通录了很多小名的由来。 其上卷载：“魏武帝曹操，字孟徳，一小名阿瞒。故有曹瞒传，南阳许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善。官渡之役，攸谏绍勿与太祖争。　绍不从，乃往诣太祖。绍破走，及后得冀州，攸有功焉。攸恃勲劳，时与太祖相戱。每在座席不自限。至呼太祖小名曰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行出邺东门，攸顾左右曰，此家不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人有白太祖，太祖遂诛之。” 曹操攻破邺城，占领冀州，许攸立有功劳，但许攸自恃功高，屡次轻慢曹操，每次出席，不分场合，直呼曹操小名，说：“阿瞒，没有我，你得不得冀州。”曹操表面上虽嘻笑，说：“你说得对啊。”但心里颇有芥蒂。一次，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说：“这家人没有我，进不得此门。”有人向曹操告发，于是许攸被收押，最终被杀。 另外有学者据《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描写“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认为曹操是“平目”，亦即眼睛细长。《说文·目部》：“瞒，平目也。”可见在东汉许慎的时代，“瞒”字还只有本义这一种意义。 看得出，曹操平时非常讨厌别人叫他阿瞒。《军师联盟》中卞夫人这么喊，不知道是吃错药还是想直接领便当。 困了，时间线和人物脸谱化不细谈了。华佗、郑玄、司马师出生、曹丕、刘备、袁绍的时间线全部对不上。如果以华佗公元208年下狱死亡，那么死于公元200年的郑玄，怎么可能去年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第二年被杨修引用？！

《军师联盟》第一集，华佗给张春华剖腹产，头胎出生的必是那司马师。若以司马师的出生公元208年，则此年华佗死亡亦符合史载。只是这其中，有诸多重大的时间谬误，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改编和戏说的范畴，吃相极为难看。 其一，衣带诏时间不对，晚了。《三国演义》家喻户晓，然而衣带诏的情节无疑是为了凸显曹操凶残。 从原始资料方面来看，“衣带诏”一事史证不足。在《三国志》中事件本身并不明朗，《后汉书》虽持肯定态度，但缺乏实证。 《武帝纪》说：“（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人谋泄，皆伏诛。”建安五年是公元200年，也就是说《军师联盟》硬生生将此发生时间明确的大事件“拖慢”八年。八年，抗战都打完了OK？一个衣带诏至于这么瞎编嘛。 其二，袁绍的存活时间不对，死晚了。如果衣带诏事件可以算作“小瑕疵”，袁绍在司马师出生后还活着，那就真的很难让人原谅了。官渡之战后，袁绍平定冀州各处叛乱，死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军师联盟》里查出司马防和袁绍这样一个dead people 通信，不应该十分惶遽？不能因为主角是司马懿，就把曹操政治生涯中前期的主要对手给从坟里“刨出来”吧！ 以这两个大事件的混乱为标志，《军师联盟》出现了各种时间线的崩坏局面。诸如十几岁的曹植成为杨修口中的文坛领袖，早已经死掉的郭嘉劝曹操不杀华佗等搞笑情节（郭嘉很应该让华佗死了替他到阴间看看身体嘛），科科。 另外，汉献帝的表演实在脸谱化。咱知道你怕曹操，可没必要摆一幅21三体综合征的弱智患儿样吧？刘备（于和伟）的曹操确实演得不错，但司马懿是不是有点戏太多了？你一成男主，这三国的时间线也乱了。整来弄去，就为了表现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男版“芈月”当真不为过！

描写汉献帝软弱，我没有意见。可你要说他低能，那可就太脱离史实了。献帝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现了一定才干，但最终无力回天,致使听任他人摆布。他想有一番作为，但最后一事无成;他不想成为傀儡,但却先后作了别人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献帝刘协,东汉灵帝妃子王美人所生。灵帝生前,曾想立刘协为太子。因故未遂,皇子刘辩即位后,封刘协为渤海王。189年董卓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刘协为皇帝,这一年他才九岁。 献帝年幼即位,不能理事,由何太后执掌朝政。纵观东汉一朝,皇帝幼年即位的很多,按惯例皆由外戚辅佐,_实权不在皇帝手中,一旦小皇帝长大之后,为了夺回失去的大权,就得依靠朝夕相处的宦官出力,而事成之后的宦官又多依恃功劳飞扬拔息,架空皇帝,此时皇帝又得依靠外戚驱赶宦官。如此循环往返,周而复始。 献帝即位后,大权掌握在何太后手中。太后兄何进,企图依靠凉州军阀董卓捕杀宦官,不料消息走漏,宦官先动了手,杀死何进。之后,袁绍又起兵歼灭宦官两千多,再往后,董卓引兵到洛阳,何太后被杀,东汉历史上外戚、宦官集团终于一起寿终正寝。 这件事，于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皇帝赖以维系统治的支柱却被完全砍断。如果这时献帝还有若干忠实于他毫无野心的朝中大臣辅佐,那局面也完全可以改观,但这条道路最后又被堵死:董卓入长安后,当皇帝的野心已经暴露,以王允为首的朝官和外官联络,企图一举歼灭董卓,董卓以武力抗衡,大开杀戒,史载“诸将言语有磋跌者,便戮于前,人不聊生。” 后来王允借用吕布杀死了董卓,但王允又不执行分化瓦解政策,一味株连“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李傕等董卓部将请求赦免,也遭王允拒绝,李傕等走投无路、收兵十多万人攻打长安,长安打下之后,朝中大臣被杀无数“吏民死者万余人,狼籍满道”。 献帝被迫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然后,李、郭等处死了王允,砍断了献帝又一支柱。192年9月,李、郭再次封侯，朝政皆由他出。李、郭执掌朝政后互相猜疑、各自引兵相攻。李傕扣留献帝,放火焚烧宫殿;郭汜拘押群臣,一时间演出了一幕幕丑剧、用杨彪的话来说，那就是:“君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 此时献帝已完全无力自保,成为李、郭争斗工具。可以说,他之所以成为朝臣的傀儡,这时就开始了,到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只不过是前者的继续罢了。 他不同于后来的白痴皇帝晋惠帝，也不同于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显得还颇有一点才干。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解值钱五十万(而梁武帝天监四年时米解30钱),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议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汉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五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和平时大不相同、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汉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汉五十,于是悉得全济”。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如此评价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亡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空头皇帝而已(威权去已),这些小恩惠不能抓住老百姓的缘故。 《军师联盟》中的汉献帝，除了抹黑真实形象外，完全是为了服务于和伟饰演的曹操。这个脑残剧天然的以为，只要汉献帝演得越傻，曹操的阴狠就能越突出。 该电视剧想当然的忽略了三国时期的君臣关系，将一些暗涌的斗争公之于众，生怕大家“看不懂”。汉献帝在曹操面前未必软弱，曹操在汉献帝面前也未必倨傲。 实际上，三国时期的君臣关系呈现出一种二重化的结构，亦即以汉献帝为中心的君臣关系和三国中各自的君臣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 一方面,尽管汉末的社会大动乱导致汉室衰微,但一直到魏文帝曹丕称帝之前,汉朝廷仍然是名义上的合法政权,汉献帝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其合法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威灵仍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也因为汉室衰微,权力结构崩溃,地方州牧、豪强割据一方,他们实质上已不受汉帝节制,在其势力范围内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性君主。以这些地方性君主为中心又构成了一重君臣关系。 曹操初无篡立野心,而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长,加之在军阀混战中获得了较高的民望,遂起异志,虽未敢在生前称帝,但其进爵为王、加九锡的举动已足以表明其专擅威权,视献帝如傀儡而玩于股掌的做派。对曹氏的专权擅政,汉献帝颇为不满,不然怎么会有建安五年的衣带诏事件。

作为通俗演义的《三国演义》，虽然在部分史实上有所改编，但这些改编无疑都是合乎情理和人物个性的。比如在君臣关系的二重化结构上，拿捏恰当。曹操有野心，但迫于那种道德压迫，终身不敢僭越最后一步雷池。荀彧作为汉王朝的殉道者，小心谨慎，但在曹操自尊魏公的时候，以大义阻谏，最终服毒。 我不知道这个剧的四亿都投到哪里去了，但是绝对少了两本书钱。麻烦在到处买水军瞎吹的时候，给编剧在地摊上买一本陈寿的《三国志》，再不成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成。 现在的历史剧，不是说你把一堆大伙儿熟知的历史人物凑一块儿就完事儿，那样还不如拍曹操、刘备、孙权三人聚一起斗地主呢！然后郭嘉、诸葛亮、鲁肃三人在旁边入股靠膀子。 你说自己不是历史正剧，可以不遵循《三国志》，那你就算是演义戏说，你也好歹先高仿一下《三国演义》吧？《军师联盟》既没有正剧的严肃，又缺乏演义的神髓。自己搭建的世界，时间线混乱，人物幼稚，怪谁啊？！ 看完两集，只给两星。我宁愿窝在被子里看画质粗糙的央视老三国，都不愿看什么破《军师联盟》，至少那会儿的编剧没脸让华佗给张春华弄剖腹产。 并非对国产剧刻意吹毛求疵，但是那些叫嚣着“别从电视剧里学历史”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孩童对电视剧缺乏鉴别能力，他们往往“先入为主”，我幼年的许多历史谬误均由电视误导所致，这在多年后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力才逐步弥合。 小孩子看《三国演义》也许会把刮骨疗毒的人记成是关羽和华佗。但实际上，《三国志》的原文并未说给关羽刮骨的医生姓名。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既然华佗是当时名医，且擅长外科手术，把医生改成他，显得更为真实可感。这和金庸把飞石杀死蒙哥的人物，设定为杨过一般。既然历史无名，何妨合理的设定一个？这种改编虽然部分失实，但却无伤大雅。 平心而论，《三国演义》这个情节对小孩子有无妨害？我认为利大于弊。而《军师联盟》中混乱的时间线和扭曲的人物形象对小孩子有无妨害？我认为弊大于利。“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确制作方并没有打着正剧的旗号宣传。但既然沾上历史，本就不该抛却责任。 都说有历史的背景的剧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可《军师联盟》呢？是“大事全虚，小事要拘”。整体氛围如此辣眼睛，那些打五星的人良心不会痛吗？ 司马懿也许是你们《军师联盟》的，但三国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 ···············································分割线623更新···························································· 继续看了第三、四集，当第四集末段曹丕对司马懿说：“药不能停”的时候，《军师联盟》的遮羞布彻底被撕扯干净。

按照第三集的线索，第一集张春华生的男娃是“昭儿”，亦即司马昭。那么，纠正前文的时间线判断，误差从八年达到了十一年。其余，杨修的父亲杨彪入狱和满宠当许都令的时间也凑不上，关键史载杨彪并未因衣带诏事件入狱，而是因为曹操怀疑其和袁术勾结。当然，这不是今天我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军师联盟》的主创团队一再申明这是一部“男人戏”，可是很明显，在朝斗、武侠、战争等看似“男人戏”的表壳包裹下，却藏着一颗“女性向”的内核，玛丽苏味儿呛人。 这当然不怪编剧常江是位美女，该作品彰显了一种“女性本位”的心理趋向。在《军师联盟》中，“大历史叙述”是通过男性的“情义千秋”实现的。 一方面，电视剧让这些男性（主要是司马懿）扮演了“白莲花”的角色，并通过“基情”和“颜值”获得合法性，以此完成主流价值的复归；另一方面，该剧反转了“白莲花”传统，塑造了一批张春华、郭照等“女装花木兰”形象（第四集安排劫法场），将这些年来“网络女性主义”的突破成果推向大众视野。 “男装花木兰”和“女装白莲花”的搭配足够功利讨巧，但并不值得推广效法。“男装白莲花”与“女子玛丽苏”有着微妙的不同，“玛丽苏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们可以敢爱敢恨、任性妄为，“白莲花”却是道德的化身，只做看起来“正义”的事。 司马懿虽然口口声声不想伤及无辜，但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司马防，他的做法和他眼中卑鄙的杨修一样，都是通过陷害和反咬。（杨修模仿司马防笔迹伪造书信，司马懿诈死联合荀彧骗杨修代替司马防画押）。 总的来说，司马懿是正义而睿智的，而荀彧更是“白莲花”中的“白莲花”，他自始至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既要效忠汉室，又不肯欺骗曹操。一旦发现杨修手段卑劣，就联合司马懿换许都一个清凉世界。 正是主角身上这种与传统道德吻合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气息，规避了《甄嬛传》被批宣扬“比坏”价值观的前车之鉴，使《军师联盟》电视剧成功地被主流接纳并肆无忌惮的“洗白”。 有读者在评论区对《三国演义》直斥其非，殊无必要。平心而论，《三国演义》推刘贬曹，确实不好。可是按照《军师联盟》的发展迹象，曹门全家国贼司马家满门忠烈，这样又有何积极意义呢？如果洗白的必经流程是要抹黑，那么如今历史剧的圣经是否就是“主角洗白，配角背锅”？ 这样看来，《军师联盟》其实不过是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性转版”《芈月传》《武大头传奇》。我们再怎样痛心疾首，也挡不住资本逐利的疯狂。 在这种疯狂中，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有人说，《三国志》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历史，作者你瞎逼逼啥？我连苦笑都很困难，《三国志》不是，《军师联盟》是正史行了吧？没看到我在每天看剧，认真学习“真三国”呢？ 我们已到了泛娱乐大时代，所谓精神皈依已经停留在蒙尘的阁楼。三国题材越拍越偏，下一部的主角说不定就是小乔。当下电视、网络主流是话语和视觉上的狂欢。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分割线624更新·························································· 继续看了五六集，时间线延续前四集的毛病，无甚可说。曹娥碑，曹操和杨修比较才智的情节添加得亦颇为有趣，只是地理上犯了小错：曹娥碑的地点不该在曹操前往官渡的路上，这一点《三国演义》的改编稍胜一筹。

这一集，主要想探讨司马懿早期与曹魏政权的关系：他躲避做官的行为，究竟是真的隐士还是假的做作？ 《军师联盟》的做法是自己压伤腿，这一改编比较得当。关于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的活动，《晋书》卷一《宣帝纪》只记寥寥数语，并说：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 （司马懿） 知汉运方微，不以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 “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都是找借口不当官，史书的借口是风痹，《军师联盟》是腿伤。而且曹操方面都派了人对司马懿进行试探，史书是间谍刺，电视剧是杨修刺。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上，第五六集的改编相较前四集有所提升。继续观望，我会酌情调整早前的评分。 因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虽然强迫司马懿出仕，对他始终不太放心，“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狼顾相，也就是反相。这种被迫出仕，不仅屈了节操，且为曹操以其有狼顾相进行测试所辱，对司马懿来说，不只是一种心灵的折磨，而且还是一种人格的奇耻大辱。 史家对这段材料历来有争议。周一良先生引宋人叶适《习学记言》“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操惧惮之至此?且言不欲屈节曹氏,亦可笑也”,谓“叶氏之言近是”,对司马懿是否真不愿入仕表示怀疑。今人张大可也认为,司马懿“未急用于世,不受曹操征辟,坐作声价”,并非真不愿入仕。 从阶级出身上看，司马懿和曹操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 司马懿的家族河内司马氏是当地的望族,服膺儒教,其家族成员世代为官。以士族出身而屈从于寒族出身、欲图篡汉的曹操,显然与其从小接受的社会观念和儒家思想相冲突。这是司马懿当初不愿屈节曹氏的一个原因。 另外,《三国志·魏志·胡昭传》注引《高士传》载:“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陟险,邀生于崤、渑之间,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 胡昭是当时的著名隐士,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多次对他礼辟,他都婉言谢绝,终生不仕。他比司马懿年长十七岁,二人有如此至深的情谊,可谓忘年之交、生死之交,由此可知二人在思想观点上必有极强的共鸣。曹操征辟胡昭的时间与征辟司马懿相仿,故此时少年司马懿有避世之心也属自然。这是他不愿屈节曹氏的第二个原因。 在清议鼎盛的汉末，拒辟以养名，几乎是每一个被征辟者所例行的程序，这也可以解释司马懿在魏武时期并未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建安十三年辟为文学掾之后，据《晋书》卷一《宣帝纪》： “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 曹丕立为魏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那么司马懿似乎在近十年时间中位处闲职，这一点也不难解释，建安十三年（208）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形成，曹操的功业也接近巅峰。 除了建安十六年（211）平定关中和建安二十年（215）征张鲁外，中间基本没有大的军事举措，此时期作为文学掾的司马懿既无军功也无资历，况且曹操一直着重“唯才是举”、“任贤惟能”，自然对其没有大的升任。 至于后来司马懿任丞相东曹属、主簿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那么他很可能在建安末年出任二职，又迁“军司马”，也就是说，在魏武末年， 司马懿开始进入曹操的丞相幕府， 对此，《晋书》又有一段记载：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 ”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这段中所谓的“三马同食一槽”的描述，颇有干宝《搜神记》的色彩，显然是后来的人附会宣、景、文三父子，《晋书》于曹操与司马懿之间的关系，以疑忌始，以猜忌终，但随着曹操的去世，司马懿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随着剧集的发展，青年司马懿的空白逐渐减少，《军师联盟》的犯错空间也随之变小。曹操的猜疑、杨修的妒忌、司马懿的隐忍在第五六集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与妻子张春华的夫妻打闹、晒书、河边散步都为紧张的情节起到了舒缓作用。 在质感上，《军师联盟》确实好过同类许多剧，但是前四集犯下的笑话也不容忽视。另外，郭嘉死前对曹操的嘱托，是前六集君臣关系描摹的一个小高潮，值得玩味。但是没事儿学人家贯中笔下的诸葛亮，高仿台词。内事问谁，外事问谁，吃相殊为不雅。 还是那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625更新··································································· 本着大胆批评，谨慎给分的原则，昨日我已将此剧评分从两星调整到了比较折中的三星。但是第七集，《军师联盟》又回到了前四集的尿性。

时间线的问题，已不打算深究。比如第七集末段，曹操看的竹简，上面的内容是“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 这很明显是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讲的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主题，剧中曹操拿刀刮改，显然是觉得文辞还有推敲余地。 我初看到这里，竟有一种编剧和道具组认真了的错觉。居然已经知道抄《典论》了！可是仔细一想，问题也很无奈：《典论》作于曹丕当魏王世子期间，而此时的剧情曹丕还没有当上世子。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小瑕疵。诸如曹操叫儿子曹冲“温书”，卞夫人再次叫曹操阿瞒的梗，在《军师》中实在不少。 去年年末，我在兼职的公号写了一篇题为《不错，我就是那个打“一星”的人》的文章，针对的就是当时“恶评损害国产影业”的言论。 有观众为《军师》鸣不平，说《琅琊榜》豆瓣高居9.1分，这部剧也该上八上九。人家琅琊榜可没有瞎蹭历史题材的热度，剧集拍摄基本架空，迫于播出限制才套了一个南梁背景。 有观众说不给《军师》鼓励，活该一辈子看《楚乔传》《上古情歌》。制片方又不是我家亲戚朋友，我给《楚乔传》一星，《军师》三星，这难道就没有差别心了？ 每个观众看了电视剧，不喜欢自然评分低。你还别说，这还真就是“主观”的。艺术评价怎么算“客观”？“趣味无争辩”这句话总听过吧。恰似，有人觉得刘涛辣眼睛，有人觉得养眼，太正常不过。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如果一个产业的生态环境，被区区几篇“恶意影评”所毁灭，导致只能不停拍出《楚乔传》，那么是不是变相证明这个生态环境自身的“不堪一击”？ 雾霾严重，一定是有人恶意篡改环境监测的数据。国足萎靡，一定是有球迷恶意唱衰。口碑不佳，一定是评分网站观众有恶意评分。这样的逻辑，叫人不禁想起王小波的《花拉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某些电视剧的公关方和它背后的群体，也同花拉子模的君王一样天真。评分，就算有恶意，也无法伤害电视产业。对于负面评价的无法容忍，才有着令人刺骨的恶意。 在批评观众对国产剧过于严苛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性无视我们对国产好片其实也是过誉的？《大圣归来》、《老炮儿》、《湄公河行动》，事实上都获得了超出其水平的口碑和票房。 我们爱国产剧，希望国产剧好。但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好剧无批评，那么如何让它变得更好？何必争一时利益长短，长远看，观众的严苛投票，让国产好片正在黎明的路上，这才是国剧真正的未来。 ·······································戳破模范夫妻假面······························································· 真洗白还是假恩爱：说一说《军师联盟》中的张春华

《军师联盟》中不仅不少人物形象脸谱化，司马懿和刘涛的夫妻恩爱也十分辣眼睛。史籍中的张春华，被司马懿称作“老物”，我不知道剧中的恩爱当真是为了歌颂爱情，还是强行给司马懿添加一段主角的“幸福婚姻”。 按《晋书.宣穆张皇后传》记载，司马懿对张春华属于典型的“有恩无宠”： “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 司马懿躲避曹操的征辟，不想做官。有一次晒书，遇到下暴雨不自觉自己站立起来收书。家里一个婢女看见司马懿能够站立，张春华担心她泄密，就亲手杀掉婢女，自己做饭。这才得到司马懿的重视。 同志们，张春华为何得到重视？靠的不是男女的情爱，而是职场的强悍啊！而她后来如何失宠呢？史载： 其后柏夫人有宠，后罕得进见。帝尝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惊而致谢，后乃止。帝退而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因为有了新欢柏夫人，张春华连司马懿的面都很少见了。一次，司马懿生病，张春华去看望。结果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一句：“老东西，别来烦！” 张春华也很绝望啊，她就干脆绝食想自尽，结果几个儿子也不吃东西。司马懿大惊失色，这才向张春华道了歉。结果张春华一走，司马懿就对人说：“老婆娘死了无所谓，关键不能苦了我的好儿子们”。 这个骂老婆的故事，后来还成为著名的“憎老物”，被收录在元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中，典型的失败婚姻，无甚光彩。 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子、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帝王夫妻，深宅大院。貌合神离者，何止司马懿张春华一对？我不羡慕《军师》中波叔和刘涛的荧屏模范夫妻，因为那本就是编剧对爱情奢望下的意淫。 ·····································6.26更新············································································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军师联盟》到底在宣扬什么历史观？ 很多人都爱做翻案文章,不仅是历史学家。有名人之乡为本地名人翻案的，如武大郎之如何高大威猛;有孝子贤孙为先人鸣不平的，远的如方伯谦的后人召开研讨会，试图将方氏的祖居树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的如潘金莲的后人为祖先鸣冤叫屈，说它是立了大功的。 而司马秀波是如何做的呢？他自个儿当了制片人，投拍了这部《洗白联盟》。剧中“白莲花司马懿”，忧国忧民，胸怀天下。

起初一幅造作的样子不远当官，冒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了时机成熟，无论是衣带诏还是曹植曹丕夺嫡，他就蹦出来“献言献策”，美其名曰“我救你一命”；明明史载他对老婆张春华语言暴力，骂人家“老物”，却偏偏要设计拳拳锤胸口的恩爱情节。总总颠覆历史真实形象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一种道德化和历史循环论的历史观，所谓圣君贤相、孝子忠臣成为历史的主角和评价人物优劣的根据。这种道德化情结已深深地固化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过去的小说戏曲扮演的都是这类角色，而近年来的一些所谓历史大戏也以新的形式强化这种集体记忆。 无论是乾隆,还是雍正、康熙都是那么治国有方,勤政爱民,公正无私,圣君贤相互相辅佐,治国平天下,俨然尧舜再世。而文字狱、闭关锁国、妄自尊大,造成中国百年积弱,横遭宰割都统统烟消云散了。 与这种泛道德化的神化相对应的则是一股对权谋的无原则崇拜。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胡雪岩的官商之道到市场上泛滥成灾的帝王名臣的权谋汇编，阴谋权术让一些人陶醉玩味，不能自拔。 这些影视作品，文化品格和艺术含量虽有差别，但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两种倾向：对权力尤其是皇权的歌颂和对诡谋的有意无意的欣赏。 中国早熟且持久的专制统治，及其相依存的官僚政治，是复杂多变的权谋滋生地，也是某些以兵法形式存在的权谋文化的应用场所。以《厚黑学》为代表的权谋书籍铺满了过街天桥、车站及菜市场，早已是流动书摊的镇宅之宝。 《厚黑学》重现江湖，带动了同类书籍的出版与畅销。最近几十年，各类书店、书摊，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书： 《谋略学》、《历史上的智谋》、《历史文化中的智慧》、《中华权谋》、《权谋大全》、《权谋营销学》、《传统权谋学评析》、《权谋处世学问》、《诡秘的权谋哲学》、《博弈生存》、《博弈智慧》、《奸佞·诈伪·诡道》、《老猎人鬼点子》、《谋略论》、《谋略思维》、《谋略经纬》、《人生智谋》、《说谎与反谎术》、《中国权智》、《中国智慧》、《中国谋略事典》、《智慧生存黑皮书》、《办公室防人成功学》、《办公室政治：写字楼里的潜规则》、《中国历代权谋大观》、《诡谋》…… 这些书籍，可以说基本上表现的是一种“厚黑文化”。不妨以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诡谋》一书为例。这本书，以说书的腔调，分门别类、一个一个地讲述史书所见的先秦时期各种诡谋。 而以《军师联盟》为例，其剧情掩盖之下的内核，终究国人长盛不衰的旧宠——“权谋”。先有杨修模仿司马防笔记，陷害司马懿的父亲，以救出自己的父亲杨彪。后有司马懿反将一军，与荀彧联合，用诈死的方式戳穿杨修的假面。再接着司马懿不想出仕，曹操于他斗智互相试探。最新更新的八九集的情节，也是因夺嫡而引发的权谋大战。 鲁迅曾这样描述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 梁漱溟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聪明心思”，都用在了捉摸他人、防范他人、对付他人上了。 所以《军师联盟》饱受欢迎，乃意料中事。中国权谋文化深远，该剧实可以将一两集分成小单元： 《别跟着杨修学当秘书》、《如何在有疑心的领导手下工作》、《韬光养晦抢班夺权的时机》........ 但真正让人感到惶惑的是，《军师联盟》为了洗白司马懿一人，而篡改和抹黑了绝大多数“配角”的历史形象： 为了体现曹操的凶狠，汉献帝就必须变成一个唐氏综合征患儿；为了表现司马懿的才智和道德水准，四世三公干部家庭出身、平时爱卖点小聪明的杨修直接变成了一个缺乏教养的下流胚子；为了塑造司马懿未来领导的英明神武，曹丕又成了一个心系天下的五好青年；为了展现除开司马懿意外的名士形象都是垃圾，建安风骨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滑稽戏和中二病........... “以历史事实为主,存在合理的虚构”,对这样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正剧来说,这个创作原则无疑是妥当的。但是,电视剧播映出来的却与此相去甚远。为了美化司马秀波的需要,编创者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或随意裁剪历史,或作不合理的虚构,玩历史于掌中。对司马家族不无“隐恶扬善”,突出了某些事实,抹去或虚构了某些情节。 电视剧的名称是《军师联盟》,事实上贬抑的是除开曹魏的另外两方政治势力，赞扬的是曹操、曹丕、司马懿等所谓的“乱世枭雄”。 这些左右三国政局、互相谋算篡夺的统治者，却被打扮成忧国忧民的悲剧政治家。在历史的拐点上，他们都是被迫做出了不光彩的篡位和政变，但是目的却是为了黎明百姓的安康，主动“背黑锅”。为了以战安民，宁愿受尽万世唾骂。你们这么伟大，我给你们鼓掌好不好？

诚然，电视剧和历史教科书不同。教科书必须依据史实，不能虚构。电视剧则必须有虚构，不然不能成为历史剧，也会流失观众。 但是，既然沾了历史题材，就要受到历史时代的制约。所谓，改编也要按照基本法，不能耍流氓。还是前面我说过的老话：司马懿也许是你们《军师联盟》的，但是三国是所有中国人的。

一种“生活化”的历史剧

历史一旦被尘封，我们对他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色彩。尽管历史文本（譬如“正史”）与文学文本的性质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性”，只是文学文本有意“虚构”，历史文本则往往是在力求客观时，不知不觉中调动了人类的想象天赋，以试图还原历史真实；何况，一些历史文本还会囿于官方禁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避讳或夸大，这些无疑也是“虚构”因素。既然“虚构”不可避免，是否意味着“历史真实”只是虚无呢？《军师联盟》第一集其实就给出了答案：“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上合圣贤之精神，下利国民之策略，决不是断章摘句，相互争斗。这篇文章（指《咸有一德》）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就应当流传于后世。研究注疏，怎么能说是无用之功呢？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于文字，更关乎于态度。”当然，司马懿（吴秀波饰）的这段台词所谈论的是学问，但或许也融入了导演和编剧有关历史剧的见解。早在郭沫若，便提出过“失史求似”，即强调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从而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这种“历史精神”大抵正是台词里所说的“态度”。而历史剧本身也正是“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既然是“重塑”，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还原”。或许，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知自我，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乃至完善我们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这便是“重塑”。换言之，“重塑”实际上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过程：我们在断简残章中和古人进行精神交流，并在此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

月旦评上，司马懿与杨修的精彩论辩

《军师联盟》无疑是一次“重塑”历史的尝试。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历史剧”，该剧的确另有风格，故而不少观众认为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通过观看全剧和该剧的纪录片后，笔者窃以为该剧的某些“漏洞”未必是因马虎而留下的“疏漏”，反而可能是创作团队有意为之的“革新”。就从该剧总体上看，它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模式。最为典型的“宏大叙事”便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聚焦于某一帝王的历史剧，上述这些电视剧当然不失为佳作（其中《康熙王朝》可能硬伤较多），但几乎无一例外以某位帝王为主要视角，其关注的也多为重大历史事件（如《雍正王朝》中的九龙夺嫡、摊丁入亩等，《康熙王朝》中的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等，《汉武大帝》中的七王之乱、凿通西域、汉匈战争等，《贞观之治》中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等），总之，总逃不掉一个“大”字。此外，《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历史剧又属另一类。这类历史剧不再聚焦于帝王，而从较为微观的事件出发，且这些事件往往还具有鲜明的虚构性，如前者的“改稻为桑”和后者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均为编剧刘和平所杜撰，但又都还原了历史精神，可谓是“以小见大”尽管以“小”入手，落脚点仍是“大”，这个“大”即包括历史社会风貌，又包括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如《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帝朱厚熜的“制衡之术”及海瑞的“君臣共治”，再如《北平无战事》里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文化传统（如两剧中的士大夫文化及《北平无战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乃至两剧都有所表现的“贪腐文化”）及其嬗变。总之，以往的历史剧，无论是聚焦于重大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以微观事件切入，其所表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大”有关，这或也符合多数观众关于历史剧的“期待视野”。《军师联盟》却打破了这一“期待视野”，它着重关注的是“小”。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议论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如果说以往历史剧更多关注的是“飞扬”，该剧则花费了不少笔墨去表现“安稳”。首先是三国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都将历史记载与人物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如华佗的麻沸散及古代外科手术与张春华的难产，华佗的五禽戏与司马懿的每日晨练，再如曹操的节俭与清汤蔬菜汤饼以及曹丕对葡萄和弹棋的痴迷。上述戏剧细节均依据于历史文献记载，但基本又都是远离“宏大”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处理，基本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赞许。此外，该剧的又一“安稳”化尝试却遭来了一片骂声，这便是该剧后半段（自曹操去世后开始）大量的家庭生活描写以及渲染这一描写的喜剧色彩。而有趣的是，无论东西方，大抵喜剧总不及悲剧高贵：悲剧常以英雄为主角，鲁迅语“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格调崇高；喜剧则常以普通人为主角，鲁迅语“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气氛滑稽。平心而论，观剧时，我也觉得后半段总体上不如前半段，并认为这些元素和影视剧的商业性密不可分。但结合该剧纪录片中导演和演员的解说，我同时又建议不妨将这些处理视为该剧创作团队的一个尝试，即试图在与“宏大”息息相关的历史题材中表现日常生活，从而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诚如导演张永新在该剧纪录片《何以论英雄》中所言：“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不想去做伟大，我们要做的是实在，要每一个人都是脚踏实地的、双脚踩在泥土里的人。”故而，我们在剧中看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被一笔带过，以司马懿夫妻拌嘴为代表的各类鸡毛蒜皮，却被施以浓墨重彩；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重视细节描写，如曹丕没完没了地吃葡萄，再如曹操把落在桌案上的面片捡起来吃，又如杨修美滋滋地烤肉（都是吃货）。全剧，也以司马懿个人视角为聚焦，尽管在上部里多少有些“美化”之嫌（在上部四十二集中，司马懿的人物塑造没有曹操、曹丕父子的人物塑造成功），但大概还是表现了司马懿作为普通人的欲望、理想、情感以及喜怒哀乐惧等情绪。只是，目前来看，电视剧对司马懿野心骚动不安的表现或许略有不足；不过，司马懿是一个成长性人物（任何人都是），性格亦极为复杂，大概并非是天生的野心家，其性格是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慢慢积累而成的，相信在下部中，吴秀波会有更为精彩的表演。

“肥皂剧”既视感的司马府故事线

诗人与政治家

于和伟饰演的曹操无疑是众多版本的曹操中较为丰满的一个。鲍国安扮演的曹孟德自然珠玉在前，尽管有《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镣铐”，鲍氏却依旧将曹操的亦奸亦雄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幼时观看剧版《三国演义》时，竟然对曹操又爱又恨。于版的曹操亦不逊色，尤其横槊赋诗的情节最为观众津津乐道，这里的确鲜活地展现了孟德“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夕阳浊酒，瘦马西风，壮心不已，英雄迟暮。“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孟德之诗，妙就妙在对人生苦短的深刻揭示上。曹操是卓越的政治家（“揽申、商之法术”）、军事家（“该韩、白之奇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政治家和诗人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能将二者集于一身，正是曹操的超凡之处。政治家所需要的是刀剑般的冷静，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避免最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求得生存；而诗人所需要的却是烈火般的热情以及春水般的柔情，是深情，他们所渴求的又往往是“求得最好”，在理想世界中寻觅世外桃源。总之，政治家难免是冷漠的现实主义者，诗人则常常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当然，政治家和诗人都有万般不同类型，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因此，曹操时而残暴如恶魔，时而又慈悲如菩萨，时而如强盗般可憎，时而又如婴孩般可爱。剧中的曹操，对政敌心狠手辣，毫不留情，逼迫董承咬舌自尽、缢死董贵人，并将王子服和吉平枭首示众。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这种“心狠手辣”却必不可少，甚至可被视为一种当机立断的果决，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在权力的游戏之中，你不当赢家，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中间地带。”（[美]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卷一：权力的游戏》（全三册），屈畅、谭光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吕思勉先生亦在《替魏武辩诬》一文中议论道：“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是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页。）《三国演义》里，董承一方被赋予了“政治正确”，代表匡扶汉室的“正义”一方。实际上，董承一方也未必没有政治野心，须知，刘协先后为董卓、郭汜李傕挟持，后又成为曹操的傀儡，倘若董承“诛曹”成功，也未必不是下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于和伟版的曹操，除去“横槊赋诗”的经典桥段外，有两个片段令笔者印象深刻。其一，是官渡之战后，在焚烧部下通袁书信前对两位儿子曹丕、曹植的考察。前者建议“查而后烧”，从而将通袁者一一找出并剪除；后者则怀揣宽仁之心，认为应该付之一炬。此事载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本只有寥寥数语：“公（曹操）收绍（袁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剧中，编剧则发挥想象，加入了曹操试探二子态度的情节。这里，二子的不同态度或共存于曹操心中：以曹公之聪明，未必不知有哪些人可能暗通袁绍，他心中也许早有警惕与提防；但在另一方面，孟德又有宽厚大度的一面，能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从而理解、包容他们：“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此外，曹操也有其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一面（田余庆便持该观点，见其《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载其《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曹丕“矫情自饰”、工于心计，曹植却“性简易、不治威仪”，率真随性。（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曹操对曹丕的苛刻、对曹植的偏爱，大概也投射着曹操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他或许厌恶权术，崇尚真情。除此之外，曹操对曹冲的宠爱，或也与该幼子的宅心仁厚有关，曹冲曾为救一库吏（仓库中马鞍“为鼠所啮”）“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7页。）可惜，曹冲早夭，曹植也似缺乏君王气度。一次擅闯司马门，一次被征解救曹仁时“醉不能受命”（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致使曹子建最终与魏太子之位无缘。曹植之性情放纵不羁，于审美上看固然潇洒脱俗，但于现实中看却荒唐至极，魏晋名士之风度多类此（如《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即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0页）虽为一篇政令，却也是一篇抒情性自传，字里行间，真率诚挚之情如泉而出、如溪而下。他坦率承认，他不会因贪恋虚名而放下权力：“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作为诗人，孟德不乏率真之性情；作为政治家，曹操又不得不紧握权力，乃至一再集权，以适应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军师联盟》第一集，华佗劝说曹操归隐山林，曹愤而将华下狱，便正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与多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际上，曹操年轻时，也一度欲隐居山野，以待政治清明，可惜不遂人愿：“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一旦开始“权力的游戏”，便至死难有片刻安宁，乱世之中容不下一声空山鸟语。奉天子于许都后，曹操一再集权：先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元年九月），不久又将大将军一职礼让给袁绍，改任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元年冬十月），后又升任丞相（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最后乃至相继受封“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甚至“设天子旌旗”（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戴十二旒王冕（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架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以上集权行为，一方面显示着曹操日益膨胀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是迫于形势的应对策略：“汉末魏初，三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曹操、曹丕父子

言归正传，除曹操借军中通袁书信考察二子外，剧中又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曹操戏，是曹操、荀彧诀别一场。荀彧对曹操的情感复杂，既失望于曹操与匡扶汉室的理想渐行渐远，又始终感念其明公的知遇之恩，并真诚敬佩曹公的经天纬地之才。曹操对荀彧的态度极为复杂，不能简单以真情假意论之。一方面，作为普通人，作为荀彧的朋友和同僚（二人皆为汉臣，一为司空、丞相，一为尚书令，荀彧为汉廷官员，并不在司空府、丞相府任职），曹操对荀彧自然有掏心掏肺、坦诚率性的一面，剧中曹操与荀彧的一番话，也当是肺腑之言；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作为荀彧的主公（曹操与荀彧虽同为汉臣，但事实上荀彧也追随曹操多年，视之为明公，曹操也将荀彧誉为“吾之子房”；这里很有意思，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一心复兴韩国，任为韩相，与刘邦也本是联盟抗秦的关系），曹操却不得不剪除异己，以维护政权稳定与政令统一。因此，曹操既希望能与荀彧继续同行，又担心他对汉室的忠心会威胁自身的统治，矛盾之中，最终以空食盒试探之。空，或许多义——既可以是已无汉禄，请君自裁；也可以是虽无汉禄，可食魏禄，这全看荀彧自己的选择。因此，荀彧之死，虽无疑有曹操暗示与胁迫的诱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荀彧的自我选择。荀彧之死，大概也使曹操羞愧万分，记得易中天说过，曹操不敢篡汉，或许也是因为他无法忘怀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剧中，荀彧死后，曹操命人细查荀彧的书简，这又是他政治家的一面了，但此事并不能代表他真诚的一面就是伪装，只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面，这些不同层面之间可能还看似矛盾，但又都是事实。人是什么？一撇一捺，一笔是兽性，一笔是神性，这才立起一个“人”。一言以蔽之，不是人有好有坏，而是每个人的人心都有好有坏，而且这好坏的界限往往含糊暧昧，或只在一念之间。

荀令君

“这江山谁也带不走。”二十三集，魏王曹操薨。曹操死前，又会想到些什么？是黄泉下向自己追问“母亲（指丁夫人，长子曹昂之养母）在哪”的曹昂，还是为救自己而身亡的猛将典韦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军师郭嘉，或是因为继承权而渐行渐远的三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也许，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时他只是付之一笑，也许觉得正合心意，也许暗想狗屁不通；能臣或奸雄，本也只在一念之间；能臣或奸雄，又岂能全凭自己选择？

在父亲曹操文治武功的耀眼光芒之下，加之曹植的“八斗之才”，魏文帝曹丕似乎稍显黯淡，其实曹丕并非庸才。尚为魏太子之时，便能当机立断地平定魏讽之乱，足见不乏果敢之胆识。称帝后，曹丕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政治上限制宗亲、禁止后宫外戚干政，推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尽管此制度为门阀垄断政权之肇始，但在当时看的确有效地巩固了魏国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在军事上以伐吴名义和安抚方式解决青徐豪霸割据问题，还重新凿通西域、设西域长史府 ，尽管最终未一统三国，这些都显示了曹丕作为一位君主的政治、军事才能。事实上，曹子桓文学上的才华，也并不逊色于其父其弟。南朝梁，刘勰便在《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中探讨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页。）刘勰充分肯定了曹丕的文才：“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同时，刘氏又指出了这二曹的差异：曹植才思敏捷，诗歌绮丽、奏表俊逸（“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相比之下，曹丕则更为理性，致使其思考往往缜密完备，也因此使其笔力稍显迟缓（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加之，南朝的谢灵运、钟嵘等奉曹植为诗歌天才，故使俗论多扬曹植而贬曹丕。这其中大体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如崇尚藻饰、讲求对仗等。此外，“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丕因为身居九五之尊，其文学才华反被忽略；而曹植则因身世坎坷而博得众人同情，从而使其诗歌“益价”，同时，“诗可以怨”，政治上的失意又确实为其后期诗歌创作增加了厚重感，这便是名副其实的“以势窘益价”了。

及至明末清初，王船山（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中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对二曹的认识：“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清]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在王夫之那里，曹植反成了堆砌辞藻的“凡才”，而曹丕则成为清新脱俗的“仙才”。就曹植的诗歌创作而言，的确多用对偶，辞藻华美，大概符合南朝的主流审美，故被谢灵运尊为“八斗之才”；曹丕之诗婉丽幽深，更开创七言诗之先河，其散文则清新流畅，饱含深情，不落窠臼。载于《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两篇《与吴质书》，便是散文中的佳作。尤其第二篇，深情流露，字字恳切，足见“矫情自饰”的曹丕亦有真诚坦率的一面：“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东汉末年以来，江山飘摇，世事动荡，士人常有人间无常之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亦感慨道：“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其实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之文才，各有优势，“文人相轻”之弊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已一针见血地指明：“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曹丕此论，颇见政治家的博大胸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魏]曹丕：《典论·论文》，载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军师联盟》不止一次出现了曹丕的这句名言。）但魏文帝曹丕终未完成其父未尽的统一功业，其后，司马氏的大晋江山也仅在不足四十年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至公元316年洛阳陷落），便只余下江南；但前者的《典论·论文》却流传至今，大概文字一直是人类对抗遗忘的一种有效方式。

作为诗人，曹丕亦是个有趣之人，剧中着重表现了他喜吃葡萄的“吃货”侧面以及爱好狩猎、弹棋的“城会玩”侧面。实际上，曹丕擅长弹棋，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37页。）曹丕可能还爱美，陈寿《三国志·魏书·方计传》载：“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咬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杀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2页。）该故事在《军师联盟》中也有所移植，只是加入了郭照（即历史上的文德郭皇后），此外，马儿的命运在剧中也好得多，不但没有被杀，还充当了一回“月老”。曹丕还颇有幽默感，其中亦饱含深情：“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见余嘉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原著，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8页。）

曹丕弹棋

政治家的无奈

《军师联盟》中由李晨扮演的曹丕，最出彩之处，是表现出了曹子桓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无奈。李晨在此剧中的表演可谓渐入佳境，一开始当看到曹丕屡遭父亲曹操的冷落和政敌杨修、丁仪的挑衅或暗算时，笔者几乎忍不住要喊：“子桓，快撕杨修和丁仪的名牌啊！”直到李氏曹丕像个渴望被肯定的孩子在父亲面前哭泣时，我终于感受到了子桓的真实血肉。其后，没有“汉臣”概念的曹丕身披铁甲、腿跨骏马、剑履上殿，接受刘协的禅让。他一方面趾高气昂、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给了刘协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山阳封公、保留天子礼仪，多少给乱世留下了一丝温情。汉献帝（山阳公）刘协和之后的魏陈留王曹奂，也均是禅位的末代君主里少有的善终者。

曹丕得到了帝位，但在曹丕称帝的背后，却盘踞着两大集团。首先是以曹仁、曹洪、夏侯惇以及第二代曹真、曹休、夏侯楙、夏侯尚等为代表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姻亲集团，他们与曹操一同起兵，追随多年，大体是“寒族”地主，至少算不上儒家观念中的世家大族；与之相对的则是以陈群（颍川陈氏）、司马懿（河内司马氏）以及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为代表的士族地主集团。这两大集团间的斗争一直贯穿着曹魏王朝的始终，“高平陵事变”则宣告着士族（司马氏）地主的胜利和庶族地主（曹氏）的失败。陈寅恪先生认为：“河内司马氏是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替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陈寅恪：《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载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实际上，早在曹操时代，就已面临世家大族与曹氏集团的矛盾问题：“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来到了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已无法超越的。”（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0页。）实际上，孔融、崔琰、荀彧等皆是士族的代表，尽管他们都不乏高贵品质，但在现实中他们也代表着士族地主的集团利益。

魏文帝曹丕

剧中，曹丕的一段台词吐露了一位君主的无可奈何：“你以为朕想实行新政吗？我要是不给士族一些恩惠，怎么收服他们，靠你手里的兵？你今日杀他一人，明日，他们就会用千千万万支笔来写你，骂你是叛臣，骂你是汉贼，骂你百年千年。司马懿的新政刚刚传播出去，士族就联名请行新政。如果朕不推行新政，今日大典之上，这些汉臣便会举着檄文来骂朕。”尽管君王自称“孤”“寡人”，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他看似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似可以乾纲独断，实则无时不刻生活在各类利益集团所编织的网络之中。当一位皇帝将大臣当作维护皇权的棋子时，他也正充当着大臣们参与政治的棋子；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实行统治的，并非某位君主、某个统治集团，而是权力本身，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权力的运行规则，谁也无法超脱于这个规则之外。该剧中，提前出生二十年的钟会在太学里慷慨论说道：“我看，这新政的志向，不仅是在限制权贵，甚至是在限制魏王、限制天子。”这些政治集团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最终只有生存与灭亡的区别。而所谓的“胜利者”，往往并非是掌控命运的主人，而常常是时势的奴隶，正如剧中曹丕所言：“身为天子，朕的心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势。”回到主人公司马懿，最后究竟是司马懿的一生验证了“三马同槽”的预言，还是“三马同槽”的预言一步步迫使司马懿成为历史上的“司马懿”，恐怕难以辨析。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成就司马懿的也不仅仅是他自己，更是他背后的士族集团，更是当时的历史形势，至于最后的结局是否如他所愿，也由不得他选择了。“人这一辈子，不但活个生死，还得活个对错。”我相信，作为成年人的编剧和导演都知道，人生不会有绝对的对错，倒是有绝对的生死。不过，如果只认生死，就意味着我们仅把自己交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人生难免太过冷漠、无趣；“人的对错”则正是人类的主动选择，即在本无意义的世事中主动赋予意义。人的力量虽是微弱的，但并非毫无作用，而那些微弱的人性光芒，积攒起来，也足以温暖我们。

“人这一辈子，不但活个生死，还得活个对错。”最后的结局是否如司马懿所愿，也由不得他选择了。

个人原创《虎啸龙吟》剧评：《细节中的精彩与争议：<虎啸龙吟>细节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