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长恨歌》——在“她者”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月亮


“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城市，在错误的年代里总遇上自以为对的人。”——影片《长恨歌》撩开帘子就是如此张爱玲拥趸气息的谶语，于是关锦鹏这次自主命题的作文，刻意中蛊似的地写走了样，写岔了气。
 
《改变1995》曾唱道：“张爱玲在秋天渡过了她最后一夜”，就在那一年，小说《长恨歌》横空出世，整整十年之后的这个秋天，关锦鹏经营雕琢亮一出自家的《长恨歌》，千思万量终将“意难平”的情愫悬挂到银幕上方，按捺不住还是在影片后段用字幕昭告看客——遥祭那多少个十年前的月色。然而，《长恨歌》虽不是王安忆最好的小说，却是介入大众文化视野最深的一本；《长恨歌》是关锦鹏寓意最劲的电影，却是最“拆烂污”的一部。其实，这从《长恨歌》奔赴威尼斯电影节前审查遭遇的小波折里就已经征兆毕现了，当时听说瓶颈来自文革时期的戏份，我的心就猛一沉，阿关仍执着后殖民时期香港的文艺风潮，好端端的“上海风花雪月”题材却硬来“讲政治”，果不其然坏了事。
 
就我个人的解读，《长恨歌》可以视为关锦鹏 “上海三部曲” 的收官之作——其他两部是《阮玲玉》与《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也是他导演生涯的一个阶段总结。电影的引子与小说故事的起始一致，女主人公王琦瑶受同学蒋丽莉邀请同游一个电影片厂，一台摄影机透过窗玻璃与两个女子之间形成一个微妙的相互窥看效果，恍惚让人忆起《阮玲玉》的后现代质感——可惜只是错觉。这个简洁利落的开场之后，整个电影就完全沦陷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
 
小说《长恨歌》是王安忆于上海/女性书写传统下的世纪末独白，而身处作为上海“她者”的香港的关锦鹏，经历了九七回归的认同纠缠后，或许太希望布道自己“失城”的满胸感伤了，将原著处心积虑地动了手术。最大的更动在于，将小说里王琦瑶生命中的一个男人程先生提升为影片的旁观叙事者，没有让他在文革中自杀死去，而是贯彻终场，最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离世于香港——为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做了最苍白的注脚。于是这样一来，小说全景呈现的一个女子与一个城市关系就平白隔出了一重视点，观众不得不通过程先生的观看和解说再进行观看，硬生生要穿越他絮叨干瘪的“夫子自道”——多余。而更多余的是，小说中仅有一节的文革部分被毫无必要地添枝加叶拖沓放大，给自己增加了审查上的麻烦，而这种刻意的添加毫无章法，还破坏了影片勉强说得过去的前半段节奏。加法失当，减法亦莫名，电影竟将小说中与王琦瑶冶游忘年情的老克腊与杀死她的凶手长脚生凑成一个人，黄觉堪称近期内地影视圈层最具牛郎相的男性花瓶，他的模特身段不过衬托出同床共枕的郑秀文面容浮肿得触目惊心。
 
当然，电影与小说可以是两种独立的文本样式，撇开《长恨歌》原著不谈，单就影片本身而言，由于倾泄的诉求过于强烈，造成气息不畅，人物的语言也直白到痕迹遍布，本欲作断肠句却引发嘻笑声，由于琼瑶型台词密布，有一处吴彦祖与郑秀文黯然销魂时分，某观众手机竟响起光良的《童话》铃声，另一观众大声说道：“好行为艺术哦”，众人再也按捺不住，笑作一团。而最可笑的就是女主演郑秀文，她在都市轻喜剧里自成一派掌门，功力也就不过尔尔，偏巧《长恨歌》最败笔的一个造型竟然撞落在她身上，开腔时女学生的童花头，让人疑惑到骨头，咋这样也能选成上海三小姐？诠释如此烟视媚行的上海女子，郑秀文无论是收或放，都踩不到点，她一口粤语腔普通话硬着头皮演，观众硬着头皮看，特别是片中一处王琦瑶对程先生呼天抢地以及一处对女儿（黄奕饰演）发飙的戏，表现超越了常情的阈值，须知上海女人再到如何极致的境地，也是给自己留有一分余地的——这也是这个城市的安身立命之道。郑秀文自然不是张曼玉，关锦鹏似乎也没给自己从某种表达的怪圈中跳脱出来的余地。
 
其实，关锦鹏并不擅长作一个言志派，他拿捏得当的应是风月宝鉴的因缘小品。虽然曾经为许鞍华的《倾城之恋》担任过副导演，可是关锦鹏却没有老师驾驭大时代的掌控力——《千言万语》里棚区出身的贫家女也能大音希声，《长恨歌》拿堂堂的上海三小姐说事，却搞得辞不达意。而正宗上海老克腊王家卫，艰辛幻化《2046》为一个针对“50年不变”的隐喻，同样掣肘于与上影集团的合作和内地电检，仍然维持了相当的曼妙身姿，《长恨歌》若然有恨，“此恨不关风与月”，是阿关自作孽地飞蛾扑火，将自己置身于漩涡之内，风月之外。
 
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双城记”象征性勾连，在世纪之交的“怀旧电影”里透视出最熟悉的陌生感，关锦鹏或许想表达，上海死了，香港也死了；天长地久，此恨绵绵——可是，关卿底事？

    虽然长恨歌的电影与王安忆的原著有一些我没有办法妥协的差别 但是我想用原著来评价它的电影是不公正的 虽然我们总是这样做 金庸的武侠 张爱玲的爱情 都没有幸免
　　
　　如果不从这个永远争论不完的切如点出发 单单从电影本身来说 关锦鹏的风格是适合旧上海的气味的 比如光线的穿越 比如车笛的背景 比如女子们神秘而犹豫的神情 比如男人们典型的沉重 在电影播放的现场 同学们会对郑秀文的对白腔调大肆嘘声 但是就是这些上述的比如比如 让我有冲动相信 在旧上海 人们 女人们 男人们 就是这样说话的 就是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长恨歌里的女子们的命运 也许都在一个情节里 表示出来了 就是在旅馆的门外 李先生的＂救命恩人＂对着斑驳的墙壁发呆 门内李先生与摄影师交涉 她就懒懒地用图满指甲油地手指一点一点剥下破碎的陈旧油漆 兰绿的颜色 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表征 代表着渴望被人簇拥的心情 干净没有负担的生活 这些都是 那个时代的女子所梦想的 但是最后的命运大多与这墙壁类似 陈了 斑驳了 没有人理睬 没有人会试图去关切 只有同病的人才会理解 不过她们每个人都无暇互相顾忌 只能被动的接受现实 有的不甘心 想到要主动争取 比如这位在墙边的舞女 有的对现实做了妥协 平平静静地 清苦地过没有颜色的日子 比如摄影师的老婆 有的虽然不甘心 但是也没有主动争取 可能她也知道主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所以她就相信了爱情 相信浪漫的图案 然而爱的脆弱在那个虚幻中兰绿色 现实里咖啡色的上海来说 是残酷的 让人迷乱 虽然每一次的付出 都带有上一次的教训 但是因为心没有改变 所以结果不会从这边到另一边
　　
　　心迷惘了 身体也就不属于了自己 想起一首歌 <我为你流的泪> 不是因为歌词 而是从歌手的声音本身 听出隐隐的眼泪 就像琦瑶 看不到眼泪 但听见声音 感到心碎

哥第一篇发表过的影评，应该也是第一次花钱进电影院，挣了稿费50元巨款，虽然也是要捂鼻子，但也算是一种记录吧，对，就是在4年前的今天。

香港电影的衰落
　　　　　　　　
从《2046》开始，或者更早，过多的对大陆市场的关注让香港电影失去了原来的本色和汁味，从而在风格尤其是演员的选择上向大陆口味靠拢。历时五年之久的《2046》就已经显示了导演在操作上的纠缠和力不从心，其结果就像董洁在片中的一闪，只是挂了个“谋女郎”的名号而对影片本身没有任何的角色作用。《长恨歌》诞生在这个时候，只能是为衰落增添砝码，而以王家卫陈可辛许鞍华包括关锦鹏自己在内的香港比较远离商业的导演都用自己的努力见证了这种凄切。比方许鞍华不仅再不可能拍出《投奔怒海》就连《男人四十》这样的色调类型片都成了绝笔，你可曾看过《美人草》带给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给予的张力。而关锦鹏自己，《蓝宇》只能是个回眸的另类，而前部分突兀后部分拖沓的《长恨歌》，不禁让人发出一声长叹。
更重要或者更切实的原因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能够确定的就是《长恨歌》不是《红玫瑰白玫瑰》，这将又是一部可以迅速被遗忘的电影，它的争议不用过过多的讨论与原著的差距，而是带来的声像震撼让这部电影几乎对不起它所引发的争议和关注，而参展威尼斯的惨败更印证了电影本身表现力的苍白，除却了技法镜头感和桥段参差上的一般因素，电影本身带不来任何感动，更不用说触动，但是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下香港电影的某种高度。
　　　　　　　　
关锦鹏的失误
　　　　　　　　
其实更应该是郑秀文的苍白，但作为导演在选择主要演员上的责任是不可饶恕的，郑秀文塑造了一个没有任何面孔的王琦瑶。可能自张曼玉之后能够用眼睛说话表现人物心理及内涵的女演员越来越少了，但郑秀文从哪点都排不上号，她可能更适合出现在诸如“麽麽茶”或者“钟无艳”这样的电影中。当然，郑有郑的单纯和可爱，或者在她显得瘦弱的身躯上隐约可以看到一点张爱玲的影子。但郑秀文不能像张曼玉塑造阮玲玉一样给世人呈现出一个优雅的“上海三小姐”。抛开了身材和五官上的不足，在举手投足，言辞礼论上郑版的王琦瑶显然是被粗陋的盗版，美丽或者优雅，凄惨或者幽怨，对爱的坚贞或者对世俗本身的抗争，没有任何的惊喜，只有刚开始时对电影满怀的期待和她旧年代学生头的傻忽忽。
优雅是一个难得的语词，在小说版的《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优雅是活灵活现的，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这是上个世纪最后一个优雅女人的载体。看过小说版的人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先入为主，而没看过小说的人也基本上已经被炒作诱惑过。是的，都是一样的碳水化合物，但人与人之间的层级和禀性异同才真正构筑可现实生活的层次感。就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所以我们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人物的鲜活和真正另类多彩，以便更好的为枯燥的生活现实着色。但正如“气质”的虚幻所带来的距离美感一样，优雅同样是学不来的，就如同《2046》中巩俐蹩脚的口红和糟糕的哭声，让你知道什么是张曼玉即使是失去底色般在敞篷车上的惊鸿一瞥。
　　　　　　　　
《长恨歌》不可避免的成了男人的长恨歌
　　　　　　　　
奇怪为什么关锦鹏想让郑秀文捧个最佳女而不让梁家辉提名最佳男，梁家辉的出彩成了电影唯一的亮点，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梁家辉用一己之力盘活了男人版的《长恨歌》。相对于王琦瑶的苍白模糊面目，这个拍照的老程不仅是作为旁白的串联，更是抢走了真正原版小说的内涵，让一个男人的心灵历程通过梁家辉稍显迷离的眼神和活灵活现的神情乃至年龄的跨度很深切的表现出来。在驾驭人物表现上的梁家辉显然要高过郑秀文几个“层次”，也正是这种错落的张力让电影成了一个男人情感怅恨的伦理叙事。
最早是作为摄影师的程先生发现了王琦瑶“优雅”的美，是这个男人最早具备了发现美的眼睛，并用他的一生苦苦守侯。蒋莉丽曾经在和王琦瑶的对话中无意透露“你怎么和我的老程的说法一模一样。”在冥冥中，也许这两颗心的兴致和心理取向有着某种不谋而合的趋同。但是，王琦瑶不喜欢程先生，这个在程先生发现已经作了情妇的王琦瑶快乐的表情上已经看出——“很显然，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也就在李先生在最凶险的时候程先生应该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他，并且为了王琦瑶违背了他作为男人曾在李先生那里的承诺——告诉王琦瑶李先生死了。程先生没有，他首先是反对李这样做，进而告诉了王琦瑶真话，因为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作为男人和喜欢这个女人的男人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但是王琦瑶不喜欢他，这个女人不喜欢这样的男人，这个女人只喜欢给那位只不过是对她比对别的女人稍长一些的男人当情妇。到后来王琦瑶怀上康明逊的孩子，再到后来已经人老珠黄的王琦瑶和后辈的老克胡来，程先生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其实王琦瑶只爱一个人，他知道他和他的太太不是一类人，他知道王琦瑶在最痛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但是王琦瑶不喜欢这样的男人。所以即使在程先生最困难的时候，他所想着的，他的渐进苍老的身躯中所包藏的深深的爱恨，竟然真的是那么漫长。
那个被王琦瑶爱的李先生去了巴西，开了大牧场，只有在死去的时候给王琦瑶一个电报；那个让王琦瑶怀了孩子的康明逊最终没有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最后死在美国；那个最后和王琦瑶私通的年轻人老克在最后走投无路时只想利用王琦瑶，并最终窒死了她；而那个一辈子爱恨长绵无绝期的程先生，最后只是拣起一颗失落在地板上的纽扣，那是一颗什么样的灵魂。老克在最后时刻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程先生无奈的回答，不，不是很好。而程先生真正的愤怒只有一次，他对王琦瑶说：“你糟蹋你自己我不管，但你不能糟蹋我的照片！”王琦瑶这个时候还没有醒悟：“那是我的照片……”
最后，手里捧着那颗纽扣，这时候的程先生老泪纵横：“早知道你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可我也不能说什么……其实我是多么舍不得你……”
到这个时候，我竟然哭了。我走出电影院，一边走一边掉眼泪，我准备回不远的家里大哭一场，但我真正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哭不出来。女人是男人的女人，还是女人自己的女人，而怎么样才算是真正对女性的尊重？程先生这样的男人就是不招女人喜欢，是他真的就不懂女人吗？是什么更是女人真正的美，而是什么又是真正的美，能够得以人生长恨的东西，毕竟已经不多，而要把这种恨谱成歌谣，那是多么的爱。

《长恨歌》的拍摄技巧，最典型的方式是大量使用了“黑背景”。这个特点，在当代的其他电影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既体现出电影导演的独到审美，也体现出画面跟故事情节的合理的共振。
因为我是先看了《银饰》，之后才看《长恨歌》，所以对两部片子之间，格外有一种不自觉的横向比较。我觉得《银饰》里面大量使用了“阴阳脸”的摄影方式，比如小银匠第一次给小媳妇送银饰时候，镜头游移在两个人的脸上，一会儿是小银匠的脸，一会儿是小媳妇的脸，都使用了半黑半白的用光方式，出现出“阴阳脸”的特殊效果，很一种故意的暗示。《长恨歌》就不同，其中的脸，很光亮，但是脸部之外的背景，就非常暗，形成了特殊的“黑背景”效果。这一点，有些模仿伦勃朗的人物肖像。只不过，伦勃朗的绘画中特意使用了高光，而《长恨歌》里面没有使用高光。就我看来，《长恨歌》的这种方式，并不精到。因为电影语言，完全可以表现得比伦勃朗的绘画语言更为丰富的变化，但是，《长恨歌》没有做到，这显然很令人遗憾。
《长恨歌》的字幕方式，我也不喜欢。主要是因为用得太多啦，打断了电影的连贯性。如果你使用一两次，交代这段情节跟下段情节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可以啦，偏偏电影中使用得不厌其烦，这使我感觉到导演和编剧都没有能力从王安忆的小说的叙述模式中跳出圈外，这令我觉得非常的蹩脚和不过瘾。电影就是电影，它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片面地模仿和抄袭小说的叙事方式，这就自己把自己给坑害啦。再说啦，何必呢？
《长恨歌》的结尾，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觉得这是电影的创意，而应该归功于小说的精彩。它把观众的视野，拉回到若干年前的青春记忆，这个表现方式比较好，比较唯美，比较轻松和惬意。那人，那伞，还有那话，跟观众的心情一起，共振，共鸣。也许，这也可以算是这部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情节之一吧。

 
一、掠影

如何用109分鐘的時間，表現長恨之長、恨歌之恨？一個城市的身世，在張叔平的大刀闊斧的剪接之下，變得相當零碎。姑勿論電影〈長恨歌〉如何與王安憶的原著(刻意？)保持距離，單看電影本身亦充滿漏洞，單薄的劇情，當然罪不在原著，亦不在表現不突出的主角鄭秀文，而在於剪接的過份自信。

跳接太快，故事與人物心理同樣脫軌，觀眾如何感受這刻意的細碎？例如王琦瑤當選上海小姐第三名，卻只以一句「三小姐」作為交待。一句三小姐，王琦瑤由天真變得世故，一個少女變成深藏不露的情婦，試問一句三小姐有如此強大的感染力量嗎？又例如康明遜在原著當中本為極之重要的角色，卻只以幾場戲去交待那種身不由己的心情，叫角色可以如何立體？老克臘(Old color)與王琦瑤的戀情更是毫無說服力，電影只以老克臘熱愛懷舊唱片和舞會來交待老克臘的特殊性：對老上海的懷戀，而王琦瑤正好作為不老上海的符碼。(所以最後老克臘殺死王琦瑤並非一時錯手，殺人的舉動的重要意味在於諷刺新一代的上海少男少女只懂追戀和懷舊，王琦瑤的死正是王安憶狠心向老上海告別的儀式。但電影〈長恨歌〉不但不能表現原著的力度，而且更在結局歪曲(推翻)原著的本質，電影中的老克臘這方面的心理因為剪接的零碎而完全沒有被表現出來，亦正因為此，王琦瑤與老克臘的忘年戀沒有說服力、沒有深度。刻意的細碎，或者是經濟的鏡頭，導致〈長恨歌〉整套電影的感染力大大降低。

二、浮光

如果結局的語句是指向城市及城市的青春，電影卻以公寓作為主要場景則顯得格格不入。明顯地，關錦鵬最關心的依然是張愛玲式的公寓，一個隱密而激動的空間；但卻忽略了王安憶的弄堂美學，是如何推陳出新，自成一家。電影〈長恨歌〉的城市書寫極度無力，它極其量用王琦瑤的心理作為支柱，而因為剪接的破碎，王琦瑤的力量實在不足以作為一個城市的代言人，更不用說她的女兒薇薇、她的同學張永紅及年青的老克臘了。或許因為關錦鵬對張愛玲依依不捨(因此，王琦瑤最愛的還是李主任？)，使王安憶在《長恨歌》的苦心經營的上海的神髓，一一流失。而電影之中有機加入的「香港」元素，以此作為上海、香港的雙城情結書寫亦未見突出，當中所述的亦只是港人最常見的意識形態。

三、程先生

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與原著不盡相同的是敘述者的轉換。原著以王琦瑤作為故事的中心，而作者間中以「鴿子」作寄居，站在最高點看上海，目空一切；原著卻平易近人地用程先生的眼光，看王琦瑤及上海。所以長恨歌是程先生的長恨歌，也是導演關錦鵬的長恨歌。如果以電影改篇小說的角度來看，實在是好的嘗試。程先生與王琦瑤的愛情角力上，是一個徹底的輸家，他集悔恨、羞愧、悲愴於一身，可以作為時代的見證──他正是一位攝影師，或作為一個旁觀者：看王琦瑤如何在時代翻滾，悲劇收場，他愈是憐憫，愈顯得個人於時代面前的無能。而梁家輝(程先生)的演繹成為了電影的靈魂支柱，只有他的容貌、語調、動作、表情可以表現時代的力量，大大增加了電影的可觀性。

四、後話

因為剪接的不當(大刀闊斧的剪接，在〈阿飛正傳〉中的確有很好的效果，但《長恨歌》是一個連綿的故事……)，電影中的角色內質蕩然無存，變得單薄無力，康明遜、薇薇、張永紅、老克臘(更不用說程先生的太太、王琦瑤的先生、黑幫)全都成為了可有可無的角色。而演員的演出也因此受到了局限。吳彥祖完全無力發揮，更不用說突兀的鄭希怡。而鄭秀文即使相當努力，也是徒勞。相反眾男角找緊機會，在極度有限的鏡頭裡盡力表現自己，胡軍(李主任)的冷峻與落泊、黃覺(老克臘)的癡戀與不安，甚至蘇岩(蔣麗莉)的天真與妒意，都有不錯的觀感。當然梁家輝的演譯，是全劇的中心(於可觀性而言)，是居功至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