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

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想必许多观众会同我一样，对最终呈现的《一秒钟》感到些许意外：它竟然是一部如此“简单”的电影，主线就聚焦于为了看逝世女儿的一秒钟影像而选择逃亡的张九声（张译饰）和被迫偷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刘浩存饰）两个人身上。简单的三天两夜的故事情节、简单的萍水相逢的人物关系。

对于不断在风格上“求变”但始终追寻某种“史诗气质”的张艺谋而言，这部电影兴许就是他职业生涯中在构成上最为简单、一目了然的作品。而这种简单又有如片中连绵不绝的沙山一般，表层之下承载着的是复杂精确的设计、沉重的时代记忆和无法被言说、只能被感受的“无言之言”。

拍摄这部电影，就如同挖掘出最终被风沙所掩埋的两张胶片。而理解这部电影，我们首先需要知晓的便是“风沙”与“胶片”对片中的主人公们都意味着什么。

片名《一秒钟》，不仅是指张九声的女儿在去世前的最后影像（或说是遗照）的时长——她活了一辈子，只留下了一秒钟；同时也对应着张九声在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做出的逃亡和一系列抉择——他为了看一秒钟，甘愿搭进自己的一辈子。

一秒钟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父亲最后的“纪念物”被瞬间丢弃、一个人的尊严被瞬间碾压；也足以让两个被绑在一起的陌生人，在看电影的同一秒钟里，通过对方同时想起自己的女儿与父亲，获得瞬间的温暖。最终，一秒钟被当做一种丈量历史与人生的尺度，须臾之间，一生的重量，就压在了一秒钟里。

张艺谋在电影中，让两位主角对此做了许多“有声”与“无声”间切换的传达，尤其是一些哭戏上的层次，成为了一种“无言之言”。

比如张九声在与刘闺女在开场搭车回村时，通过两人互相扮演对方的父亲和女儿，把主角的凄苦身世揭示而出，身世的凄凉与人生的愁苦，凝缩在刘浩存说笑时突然眼泛的泪光；而这份苦难所带来的一份不得已的狡黠，也在她反复多次的偷窃行为中得以一览。

又如在看完《英雄儿女》后，张九声想要反复观看女儿的一秒钟影像，他的头深深地从放映窗口里探出去，再往回头一顾，麻木的脸上瞬间连续掉下豆大的泪珠。这里可以看出张译在表演时所体认到的作为父亲的多重情感。张九声在进去的时候女儿8岁、影像中是14岁，六岁的年龄差让他在第一遍观看时甚至没认出来。此时天人永隔绝的“相认”，包含了震惊、愧疚、痛苦、开心、绝望……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情感。所以他的表情必然要是麻木的，而他的泪珠也必然要决堤般地往下掉。

还有一场精彩的戏，是张九声与刘闺女被保卫队发现后，背对背绑在礼堂中。保卫队的队员们为了逮捕张九声而蛰伏了一夜，就让范电影服务他们再看一遍《英雄儿女》。在看到王芳认父一段时，两个人都各自流下了泪水。

即便他们暂时身陷囹圄，却仍能够跳脱出自己当下的处境，因共情而流泪。张九声此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是将刘闺女当作女儿的一种影子；刘闺女此时也吐露出自己的心声，虽然自己厌恶抛妻弃子的生父，但张九声的出现让她意识到“其实我很想念父亲”。无论是张译还是刘浩存，此时都显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演状态，完全让身体与神情说话，表达出无法被明确诉说的时代创伤。

演员在表演时的“身体感”，还体现于多场两位主角在沙漠中追逐奔跑的戏。尤其是刘浩存在电影结尾时提着胶片灯罩的奔跑戏，是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一场戏。这场戏采用了这样的设计：在一片荒芜的大漠中，前面是一队赶路的押送队，发现了范电影偷偷塞给张九声的两格胶片，将它扔在沙漠中；而后面则追逐着奔跑的刘闺女，动作的速度几乎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算跌倒也不管不顾，爬起来就接着再跑。

这种不顾一切的追逐，再也不是此前任何将“找寻”作为目标的奔跑。刘闺女只是怀揣着最为简单的告谢与告别的心思，就是这份简单的情感，成为了她行动的触发和推力。

在观看这场戏时会让人意识到，在大漠中的奔跑，演员的这种身体感宛如直接冲到了观众的面前，里面蕴藉的就是一种能穿透人物情感、时代荒芜的力量。而时间的流逝这一抽象涵义，也因此从演员的身体上转移到了现实时空中，刘浩存此时仿佛跑过了一整个“胶片时代”，让我突然拥有了一种穿越历史跨度的感受。

哭泣与奔跑，几乎是人所拥有的最为直观、简单的行为与动作，被刘浩存与张译在片中反复演绎，不仅是在那个荒芜年代里留下的真实且直接的情感，也是留下一种企图从时代中挣扎而出的反抗的生命力。

《一秒钟》的确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但在我眼中，它与对电影本体或者说胶片时代的情怀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例如《天堂电影院》）。在那个精神贫瘠、人们的娱乐活动是只能反复观看某类电影的年代，“看电影”这件事所谓的“神圣性”本身就带有枷锁与禁锢的一面，甚至是负罪性，这种“二元一体”才是本片所关注的。

另一方面，在《一秒钟》中更可观的，还是在于电影中的电影如何承载人世间的情感，电影又是如何在人与人的相遇与别离里被催化启动，演员的表演如何传递出被掩埋的时代记忆。就此而言，《一秒钟》确实称得上张艺谋自新世纪20年来的电影中，最值得被铭记的作品。

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一秒钟》几经波折才“顺利”上映，而片中的情节和影片本身的遭遇，也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乍看之下，《一秒钟》是个温情脉脉的故事：劳改犯张九声逃狱，只为了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看“一秒钟”的女儿；孤儿刘闺女，一心想着偷一段胶片，给弟弟做灯罩；在民众里极具声望的放映员“范电影”，想着抱住自己的铁饭碗。三个人物，因几卷电影胶片而纠葛在一起，从争夺到抢救，随着片中电影的放映，三个人各自的故事也抽丝剥茧地展开，各有各的缺失，各有各的苦楚。 张九声在放映室里低落豆大的眼泪，范电影把两帧胶片偷偷塞到张九声的口袋，张九声和刘闺女之间的别样父女情——这些无疑是动人——但张艺谋借《一秒钟》想说的真的只是这些吗？

影片在宣传时打出了“张艺谋给电影的一封情书”这样的标语，但实际上《一秒钟》是一封历史的血书，温情背后是声泪俱下的控诉。透过对删减内容的了解，以及对片中细节的回想，其实依然能辨出几分原片的狠辣。

影片最核心的删减是张九声女儿的死，原版的故事中，张九声告诉刘闺女：他的女儿在生产队为了表现，冲在前面抢着扛第一袋面袋子，而卡车还没停稳，女儿就被车撞死了。 这段关键剧情的语焉不详，对影片表达的完整性损伤极大。只有了解这段剧情，观众才能对张九声一系列近乎偏执的行为有更合理的解读，才能理解那句“她才十四岁，跟大人争什么呢”的悲悯，《英雄儿女》结尾的父女重逢才更显讽刺。 巧合的是，老谋子当年在拍《活着》时，将余华原著中的有庆之死，从更加荒诞讽刺的抽血至死，改为了被车撞倒的墙砸死，可依然没能在大陆顺利上映。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相似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意外”，都没能直接传递给观众。

片中范伟老师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范电影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多面、复杂和矛盾的。 备受民众的尊敬和崇拜（多加一勺的油泼辣子），放映技术出众（几十年从没出过差错，只有他能放的大循环），骨子里对电影有着诚挚的热爱（“狗日的我能看一页”），但又提心吊胆自己放映员的位置不保，为了保住位置也会向权力谄媚。 其实不难看出，这个角色身上有着老谋子自身的投射，老谋子是在借角色之口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不甘与愤慨：对着抢救修复后的新闻简报说“都刮花了，没法看了”（喻意被删改的影片）；悲哀地乞求护卫队“我这算不算立功，能不能跟组织反映不要换掉我这个放映员”（讨好官方的身不由己）；电影胶片，经过“驴车”“脑子烧坏了的蠢儿子”才无法放映，需要技术修复，或许又是在暗指些什么。 影片中，举报了张九声的范电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剪下了那两帧胶片，因为他知道这胶片是张九声女儿的遗像。受困于体制，但仍有着良知与反抗。这段剧情，与踩着警戒线勇敢发声的电影创作者们，又何其相似呢？

片中还有许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绵里藏针地书写着控诉与鞭笞： 作为政宣喉舌的新闻简报，为什么要在电影前放映呢？我们的院线电影放映前必定出现的又是什么呢？ 当文革结束，那两帧照片早已被沙尘掩埋，历史的伤痛是不是也就这么不见踪影，被遗忘在时间的洪流中？ 片中《英雄儿女》的两场放映也很值得玩味，全体民众痴迷地看着歌功颂德的时代样板戏，来抓坏分子的保卫科的人凭借特权看起了加场，错过第一场放映的张九声和刘闺女被绑着看了电影。真的所有的电影都是电影吗？那段特殊的历史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贫乏而扭曲，那么现在呢？

初看觉得，剧本在矛盾冲突的制造上，有不少的生硬之处。但细品后发现，即便已是残本，《一秒钟》的剧本依然称得上张艺谋3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最厚重、最深刻的一次表达。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

《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

今天看新闻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票房过亿，我也终于想起来我还有个公众号要写了。

看完《一秒钟》之后，我也看了很多大家关于电影情节、故事结构甚至审查删减等各种各样的话题的讨论。

不过以我的体感来说，被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新一代「谋女郎」刘浩存。

「谋女郎」刘浩存

刘浩存当然是一个有前途的女演员，《一秒钟》当然也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如果不带有特殊的个人审美色彩（张艺谋显然带有了这种审美色彩）以及戏外对于演员个人的颜值滤镜来评价角色的话…

是的，刘浩存所饰演的刘闺女一角，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不夸张地说，从成片结果来看，刘闺女这个人物的人物可信度极低，给人的感觉非常不真实。（没有冒犯的意思）

而这种人物塑造上的不真实，当然是很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演员本身的稚嫩等等客观因素，但这里我只说我认为导致这种不真实产生的、最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

选角。

因为演员的素质是有区间的，导演怎么调，她们就怎么演。所以其实对于成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导演要负的责任更大。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尖锐，我先抱歉。

但是这也的确是事实。

根据故事设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西北某地，一个基本无父母可依、并且还有一个弟弟需要照顾的穷苦小女孩刘闺女。

她应该是什么样，才具有可信度呢？

这一点，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看上去像我们现在的普通小孩一样健康、纯净、白嫩。

为什么呢？

一方面，以物质来源来看，刘闺女家的长辈对于她的抚养和物质供给，是很匮乏也很不负责任的（由车上刘闺女讲的故事可知，以影片来看，父母及长辈均缺），加上她年纪尚小，劳动能力低，所以除了组织和邻居接济之外，她的物质诉求只能通过旁门左道实现，难度也不小。

所以，这就注定了刘闺女物质生存上不可能富裕。

而对于成长期的小孩子来说，穿用都还可以凑合，但是如果饱腹难度都很大的话，那么这种生活条件比如对于他们有更实际的影响，那就是身体上的营养不良（可根据具体条件分为高度、中度、低度不同档）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含但不仅限于发育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以物质消耗来看，刘闺女除了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以外，还要负担更加年幼的弟弟的生活，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些前情提要，基本上都已经从侧面刻画了刘闺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划定了刘闺女的形象落点——

她得是个不起眼的姑娘。

这种不起眼，我再翻译一下，叫做「黯淡」。

对，刘闺女需要黯淡。

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小女孩，非要黯淡？是不是见不得人好呀？就因为人家家里穷，人家就得不起眼，就得黯淡吗？人穷志不短不行吗？

诸位，我知道，包括国师在内，大家肯定也有很多道理，认为刘闺女就是刘浩存这个形象，但是从人物的合理性出发，它又的确是有缝隙的。

我所谓的刘闺女需要黯淡，不是指她需要在影片中体现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也不是指她眼睛里不可以有光，而是：

时代会赋予人一种时代本身的色彩。

秋菊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

魏敏芝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她们作为角色的说服力，是一目了然的。

大家甚至可以可以更通俗地把这种时代同化力理解为，大环境必然会给个体们烙下独特的环境印记。

尤其那又是一个较为「集体主义」的年代。

就着《一秒钟》，我们来看看张艺谋拍的看电影的群众的群像：

我们随机选择其中几位女孩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些群众演员，她们固然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脸上都很统一地有一层浸泡在普通的生活里的「灰」。

这层灰，不是化妆师给演员脸上抹的那些深色的粉底，而是他们同样地在这个时代里、同样普通地活着。或许当聚光灯照过去时，他们也有各自的明亮，但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她们也是不敢发光的——这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这种特质理解为「不像明星」，就像个普通人。

像或多或少地受过生活的折磨——

因此有了一种看电影的渴望。

这是我理解的《一秒钟》。

也是我个人赞同《一秒钟》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情书的点：

在那个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非现实」的渴望。银幕上的电影，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让观众们都喜欢的，但是不论对于放映员还是对于观众，电影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一种刚需性的「寄托」与「逃避」。

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国师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真诚的。

他有关于那个年代的感情，关于那个记忆的抚摸和依恋，从创作姿态出发，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电影人。

… 只是在「谋女郎」的审美上，私人化了一点。

他并没有把电影中群众们身上那种一以贯之的黯淡，延续到刘浩存饰演的刘闺女身上。

相反，她明亮得刺眼。

刘闺女虽然穿得很邋遢，还搞了个很出戏的爆炸头（我下篇再吐槽这个爆炸头！），但是不论是眼神还是肢体，都称得上「神气」，称得上「纯洁」。

她连说谎的时候，眼睛里都亮晶晶的。

哭的时候也是。

哭得很美，也很真，我见犹怜。

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让人觉得，这个女孩在过去的那十几年的成长中，被保护得很好，不曾受到生活的折磨。

她的一切，看起来都太新鲜了。

新鲜得像动漫中的人物，让人难以感受到生活的风沙与粗粝。可信度很低，低到几乎让人觉得张艺谋看走眼了。

没错，当我们站在一个特别写实戏的角度，来看《一秒钟》的时候，可以非常笃定且自信地说，这个人物是不成立的，是「选角失败」的。

但是！

但是！

这里，我想再给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就是，假如说，刘闺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假如说，刘闺女，实际上只是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心里想象出来的一个虚假的、被他主观美化过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故事、这个选角反而格外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真相就变成了：

1、张九声因为知道女儿在积极抗面袋子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所以即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去电影院看那一秒种的女儿，最后被捉回去了。

2、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因为过于思念女儿，而又没有生活的寄托，所以在年事已高的日子里，记忆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想象了一个刘闺女，想象了一个《一秒钟》的故事。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残酷童话。

这充分符合了我们前面说到的，电影的「逃避性」——

失去了一切的张九声，面对不了那一切。他必须骗自己。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那么，选择刘浩存，就恰好是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决定。如果她只活在张九声（或者张艺谋）的记忆中，她就是应该被美化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需再诟病刘浩存这个人物——不论是跟外界的关系的处理（对张九声和小混混到底是什么感情），还是跟自己的关系的处理（到底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对弟弟和未来的希冀是什么），都过于模糊。

并且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故事的简陋（如果它只是被加工过的回忆，它是可以这么简单的）、洗胶片的戏剧性、和沙漠中的行走，才显得格外痛苦、格外哀伤、格外浪漫。

我不知道这个解读，是否是我自作多情，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成立的，所以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关于导演的真实创作意图，其实在电影被拍出来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交给了观众。大家可以随便理解。

从我个人出发，我更愿意相信导演的《一秒钟》，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场似是而非的梦、半真半假的谜。是他的遗憾。

就如同我愿意相信，那个在风沙中踽踽独行的清瘦男人，

根本不叫张九声，

而是叫做，

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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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一秒钟》，我头一次，冒出给张艺谋作品打五星的冲动。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秒钟》有一串问题，是会被扣分的，与完美无瑕、回味无穷的五星电影无法划等号。

我也同样说过：只要一部中国电影出现了“技术原因”，那么，我出于同情分，随手加上一颗星，也是很常见的操作——无论是《少年的你》或《八佰》。面对无理不公，人就是如此不客观。

《一秒钟》有可见的删改痕迹。对很多人包括张艺谋而言，它都不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无论创作初心还是柏林退赛版，事实上我也接受导演在创作阶段的自我妥协）。主人公为了看女儿新闻简报镜头，一秒钟。观众和创作者则心知肚明，他们早已错失了更多的分分秒秒，千审万查。 刘浩存的问题，是她从声音到外型都不太成立。倒不是说，她抹了一脸锅灰，就不像个流浪儿，也不能孤星泪了。先于电影，《一秒钟》是一部跟时代有关的电影。无论时代怎么隐遁，没有字幕、没有讯息，只要张译一出现，在西北风沙里苟延残喘，随时可能暴尸荒野，那么，观众都首先应该去翻译这一层信息，否则，整部电影就无法成立。

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展开说——简单来讲，假小子刘浩存身上，她没有吃过大苦，不时被农场浪荡儿饱以老拳的孤儿怨。她太现代了，不是八九十年代与六七十时代的差异，而是新世纪的时髦气息，精致，错入，与大西北的黄天厚土的不搭调。

光是这两点，就导致《一秒钟》很难成为五星佳片。甚至群里有小朋友疑问，电影看下来明明很安全，怎么就“技术原因”了。 答案就是，这部电影从属于张艺谋的“文革宇宙”。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到《归来》，再到《一秒钟》。就好比，如若今天再拍摄《归来》，《归来》也恐怕不是那部《归来》。而事实上，我甚至并不喜欢《归来》。

出于现实原因或宣传把控，《一秒钟》被一些声音，往对电影的爱（影迷体悟），对胶片的痴迷（范电影这人物以及数字格式取代胶片拍摄放映）方向带。这是安全的口径说法，也容易让另一些人将片子当场掩埋。

张九声所渴慕的一秒钟电影，并不是真的爱电影。它甚至不存在于《英雄儿女》正片，而是新闻简报，第22号。刘闺女为一盒胶片，以命相搏，她要的，同样不是电影。对于看过太多遍的《英雄儿女》，她索性坐在影院外头，也并不想看。一丝不苟，自我要求高的范电影，看起来终于是《天堂电影院》之类阿尔弗莱德放映员角色化身了，可惜，他同样不是爱电影，而是想保住放映员这一职务，光束亮起，人生满足。

那么，二分场群情激昂的人民，作为昔日中国电影普通观众的化身，它们是热爱电影的吗？对这样的电影，我认识它应该加一个问号，大大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特殊时期，普通人是没有条件，也不允许热爱电影的。真正的全民热潮，要开始于浩劫之后。况且，也并没有多少影片，能作为被选择的集合。看电影之所以神圣，在于它跟偶像崇拜一样，是需要仰着头，不应该发声，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被放大的图像信息。

我们甚至不需要拿《英雄儿女》的演员遭遇来做时代注解。相反的例子是，当专业影迷刨根究底，发现电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居然是掉帧的数字化DVD，而非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底片放映，他们不乏愤怒与失望情绪。 可是，这种疏忽冒失，不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根本不是缅怀胶片。有人还是不信，张艺谋口口声声，对着一轮又一轮记者都在说胶片，你怎么就认为不是了。

我认为，《一秒钟》是与胶片有关，但真的与“胶片”无关。因为那一秒种，被剪下的两格底片，与作为电影片目的《英雄儿女》毫无关系，反而是浓浓政宣意味的滚动播报中，猝不及防的个人信息。看到张九声和刘闺女被五花大绑成Kappa状，保卫科的壮丁们还对着银幕滚热泪，如果你无法从这一幕解读出痛彻心扉的时代惨痛，那么，《一秒钟》就会被误解为虚情假意还表错情。 作为一名观众，只有待到获知张九声（坏分子）、刘闺女（孤儿怨）和范电影（为保住放映员一职）道出各自的人生故事，方能体悟尽管电影观众数以百千计，但只有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当做一小个体来审视，彼此愿意互诉衷肠。同作为电影观众的你，我，他，我们的故事，才能够打动到其他人，否则，所有人只会是被主旋律电影，革命浪漫主义吸纳进去的活动脸谱，移动纸板，抢扛下一个如山重的大包。

为了看电影和偷胶片，张九声与刘闺女互下狠手，刘闺女被无情围殴……动物凶猛般残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冷漠和人人自危。这些东西，如两格胶片，被掩埋在了漫天的黄沙厚土之下。埋掉的，表面上是胶片，其实，是那活生生，还有大好青春未开展的人。

那是一个人人身负重物的年代，肩膀上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压得人抬不起头——即便是在抬起头来电影之际。人们之所以表现得爱电影，是因为在那样的场合之下，大家是安全的，是政治生活以外的喘息角落。 在叙事上，《一秒钟》是典型的单线推动——张九声要看电影，双线交叉——护电影和偷胶片的人，多线交织——抢救底片并完成放映的范电影加入，最终是个人再次被集体的天罗地网擒获打倒，头破血流。

张艺谋活用了他的视觉奇观，将胶卷底片，卷成羊肠子，又是清洗，又是擦拭，又是晾晒。这是陕北老农祈雨求神盼收成的眼神和集体行动。

尤其是范电影拿出他的绝技大循环之际，也是张九声的落网之时。尾声处的循环，似乎将会滚动放映，不止不休下去。电影被两年后的字幕提示打破，但需知，柏林退赛版是没有“两年后”的，刘闺女在风沙中，扬起了一片报纸，或者她拿到了掉落的胶片，都无以告慰张九声。

同样是在这处结尾，张艺谋让观众又回味了一把《黄土地》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神韵。

朋友间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两年后”那段故事，同样佐证了“女儿已经不在”。回去寻找遗失胶片的张九声，显然不顾大自然定律。狂沙十万里，要找回女儿存在过的证物和遗物——两格胶片，绝无可能。至于解读出胶片放映被埋入土里的浅层意思，完全可以。

看电影这件事，剧本故事一直是观众最关注的部分。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被迫关注电影以外的故事，去脑补、还原、想象，不知不觉，就盖过了对原片的欣赏。纵然如此，《一秒钟》依然是部好电影。

一秒即永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