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

二次更新：看到这么多人评论挺受宠若惊的。

可以理性讨论，掐架骂人我都拉黑删评了。

再多BB一句，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接受任何方面的人身攻击，以及对打分的质疑。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一样，给出的分数高低属于自己的自由，别来指手画脚。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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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络评论和基友成功让我降低对这部电影的期待。

否则我不会还能心平气和地给这部电影打个6分。

冲着京哥和娘娘去的，没注意导演，也不了解导演。

开头挺澎湃的，我来之前知道感情戏尬，我一直以为是男配女配那对。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是男女主。

我看到在试攀登另一座峰的时候，男配女配那尴尬的卡位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尚在忍受范围之内。

再之前憋气少十秒那个环节，觉得也还凑合，这毕竟要给教官一个针对的理由 。

男配女配说完了，说男女主了。

前半段部分我在内心疯狂吐槽怎么京哥这次又是钢铁直男本色出演，为什么这样的人还有那么漂亮的妹子喜欢，因为他是吴京吗。

但也还行吧，毕竟我又不是看他们两个谈恋爱的。

就连京哥救了娘娘那一幕，我还在想啧怎么又是这么巧合的英雄救美，导演编剧好恶趣味哦（指指点点）。

然后京哥受伤，队长换人，两位教官存在意见分歧（你们怎么不打一架），然后小队长牺牲，另一个教官道歉后悔——我脑壳隐隐开始疼了。

牺牲和不牺牲属于个人选择，没什么好评价的，但是教官因此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由极度的渴望到后来极度的保守，这个转变和剧本设置只给我一个感觉：编剧在幕后冷笑，看吧，你终究会被打脸的。

接着是观测到一个新的窗口期，我压下了心中“其实再等一年也没什么吧”的想法，看着男女主突然结缘，苦大仇深地想：为什么京哥能有女朋友。

又遇到突发状况了——京哥一马当先——为了抢设备京哥遇险——女主开始哭——京哥醒来，某个戴黑色墨镜的领导说的好啊，凭什么公器私用，关键时刻还在谈恋爱。

你以为这里已经够公器私用了吗？

不!

我对女主因为没得信号硬撑着往前移没什么意见，但这个立意真的立得太低了，完完全全落在了对男主生命的担心上，就不能别的什么，比如自己提出的空窗期所以无法看到攀登队员牺牲的责任感，什么对国家的情怀，再加上对恋人的担忧——恕我眼拙，我只看到了最后一点。

还有气象局女主的部下简直是倒了大霉，她一个人不顾危险往前冲没事，你要对部下负责啊，加上一句什么部下都愿意和女主往前冲也行啊。

而且女主GG，那一句想说的话是我一直想娶你，尴尬的我没眼看，钢铁直男还是属京哥直男啊，没恋爱先求婚，这种操作别人做得到吗？[夜神月似呐喊]

最后电影的高潮居然是女主死了那里，我真的嗦不出话。

这部片子说真的不差，虽然bgm一堆槽点吵的要死，攀登出事解决的方法也大同小异（京哥开大啦——），攀登的镜头还是挺震撼的，为了救人摄影机没了这个点也很棒，训练营里的训练很有意思。

但基调坏了，没法救。

感情线不是不能写啊，女主拼上性命那里完全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就稳一点，强撑着没让钢铁直男京发现异常，然后登上鼎峰再得知女主死了。

或者“此身既已许国，何以许卿”。

都说了是爱国作品，整部片子最大的爱情线应该是全员→祖国，多的都是喧宾夺主。

欸，想想还是意难平。这么好的题材和演员，太可惜了。

《攀登者》：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2019年9月30日，电影《攀登者》上映。作为吴京的粉丝，我第一时间进行了观影。

电影《攀登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后，因为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而不被外界承认，时隔十五年后再次问鼎珠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尼泊尔就边界划分问题展开谈判，其中在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上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尼泊尔登山队员曾于1953年成功登顶珠峰，他们认为珠峰理应归属尼泊尔，理由冠冕堂皇：你们都没登上过珠峰，怎么能说它是你们的呢？

于是，对于建国初期的国人来说，迅速登上珠峰就是一件决定主权归属的政治任务，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随即，在贺龙元帅的指挥下，一支年轻的中国登山队迅速建立，目标：登顶珠峰！

1960年5月，浩浩荡荡200人出发攀登珠峰，走到最后，只有3人成功登顶。

在攀登中途，队长方五洲（吴京饰）为救队友曲松林（张译饰），不慎把相机遗落山崖，没能留下登顶的影像资料，不被世界承认。

1973年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经过近2年时间的训练和准备，1975年5月，方五洲和曲松林在气象学家徐缨（章子怡饰）的帮助下，带领李国梁（井柏然饰）、杨光（胡歌饰）等年轻队员再次挑战世界之巅。

看完整部影片，回荡在脑海的始终是八个大字：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信仰，是老队长牺牲前的最后遗愿。登山队遇到雪崩，老队长临终前对方五洲说：“自己要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信仰，是曲松林切除的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登顶最后关头，面对峭壁，登山队员用血肉之躯搭成“人梯”，由于鞋底太滑，曲松林被迫在刺骨的冰风中，脱掉了鞋袜，踩着队友的肩在低温下爬了一个多小时。等到下山后，他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最后，十根脚趾和两个脚后跟，都因冻伤过于严重而被切除。

信仰，是摄影师李国梁用生命守护的相机。连续两次登山失败后，李国梁自荐做登山队队长，就在他们即将成功的时候，队友不慎滑倒，氧气瓶从身上掉了下来，猛的砸中下面的李国梁的头，将其整个砸晕，登山队顺着山坡往下滑。在最后关头虽然制动成功，但李国梁已经滑倒悬崖边，队友拼命的叫醒他，想要把他拉上来，面临着即将力竭的队友，李国梁终于清醒过来，但第一件事是将摄影机给到队友，自己为了不拖累队友割断绳索，葬身珠峰悬崖。

信仰，是徐缨在身患肺水肿时依然坚持为登山队指引护航而吐出的鲜血。在得知爱人方五洲再次参与登顶珠峰的行动后，徐缨毅然加入国家气象组，成为助力登山队登顶的关键所在。在登山最后窗口期，身患肺水肿的她，依旧倔强地坚持登山播报气象，最终牺牲在珠峰北坳。

信仰，是杨光为照顾队友而被冻伤截去的双腿。他一度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不宜登山”人群，却又在千帆过尽后迸出“不放弃”心声。在攀登珠峰时，因为将睡袋让给女医生而导致一条腿被冻伤，不得不截肢，失去了在1975年与队友一起登顶的机会。在影片最后的彩蛋中，时间来到40多年后的2018年，装着义肢的杨光，终于登顶珠峰。

在所有登山者眼中，个人的荣誉、生命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集体乃至整个国家的荣誉，国家二字，沉重如山，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仰。

正如《攀登者》监制徐克曾说，珠峰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傲立世界，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像登顶队员这样强大的灵魂支撑。

最早接触登顶珠峰这个话题是在2016年，那年央视《开讲啦》邀请《攀登者》原型之一夏伯渝，讲述当年攀登珠峰的故事，这是胡歌饰演的杨光的原型。

在开头，夏老说，“就是想登山，我喜欢它，为了它我永不放弃，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克服，去完成我的这个愿望，就是这样。尽管路很陡，很危险，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上，从来不想别的。”

1975年，夏伯渝登珠峰时因帮助丢失睡袋的队友，他把自己的睡袋让给别人导致自己冻伤，双小腿被截肢。为了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屡次挑战自我，不断克服截肢、癌症、多次大手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勇做生命强者。

2014、2015年，夏伯渝登珠峰连续遭遇雪崩和地震，2016年，第四次攀登珠峰，在8750米时遇暴风雪而撤退，距终点只差94米。

2018年5月14日，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挑战登顶珠峰终于成功，距离他第一次攀登珠峰已经过去了43年。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无腿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者，也是最年长的珠峰登顶人员。

8844米，世界屋脊珠穆朗玛的峰顶，一双钢制的假肢，深深地插在山岩的积雪上。

拍完《攀登者》，章子怡说：“人生拥有着很多的高山，珠峰这座世界最高峰也只是代指。它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只是为征服它而存在。它只是告诉世人，如果你连它都能征服，那么生活中的一切高山你都可以征服。”

勇于尝试，不抱怨，不放弃，不颓废，以一种笑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你将会遇到更加出色的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致敬历史上的中国登山队！

致敬攀登生活高峰的人们！

思齐爸爸，80后文青一枚，现居江苏无锡，有特别正经的职业，业余时间喜爱写文，公文熟练，软文撩人，评论犀利。漫漫人生路，懂你悲欢，知你冷暖。喜欢就关注我吧，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了。Biu！

鉴于很多读者质疑我为影片制作方的托儿，认为我昧着良心在发文，发个链接，一个多月之前写的一篇电影观点。

《从暑期电影对比，探析“主旋律”电影败亡之谜》//mp.weixin.qq.com/s/DbGkdTLW2JJhY0uy4ebQWQ

编辑要是不同意，全文直接删除得了。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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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7日更新

《攀登者》VS《变脸》：“双标”视野下，某些批评者的变脸如此丑陋

晚上，小编看了一部22年前上映的老电影《变脸》（Face Off），吴宇森执导，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出演。

电影讲述了FBI探员肖恩·亚瑟（约翰·特拉沃尔塔饰）追捕恐怖杀手凯斯特·特洛伊（尼古拉斯·凯奇饰），为了调查致命炸弹的放置地点，肖恩将自己容貌与昏迷后的凯斯特通过整型手术进行变脸交换，卧底至恐怖组织。

但是清醒后的凯斯特也换上了肖恩的脸，将计就计，将少数知到机密的人全部杀死，摇身一变为FBI探员，使肖恩的家庭和事业陷入危机，一场正邪两方的激战于是点燃。

选择看这部电影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一睹爱豆尼古拉斯凯奇。这是他的经典影片之一，1997年上映，先后获得多项大奖，豆瓣评分8.5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榜单第245名，小编却始终未曾一睹为快。

其二，看看某些网络喷子的嘴脸。前几日小编曾就《攀登者》写过一篇影评《珠峰在下，信仰在上》，在豆瓣上被很多喷子羞辱谩骂，其中一位喷子给《攀登者》打6分，给《变脸》打了10分。在知乎上，也有许多喷子对支持《攀登者》的影迷实施语言攻击。

综合豆瓣上观众对《攀登者》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小编列举了《变脸》中相关情况的设定，作一对比。

对比一：关于剧情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剧情漏洞百出。比如方五洲为救徐缨硬抗倒塌的冰块，其他气象人员却不去帮忙救援，再比如影片与真实历史不符合，方五洲三人艰难登顶珠峰后居然把手电筒埋起来当做证物，而不是实际的伟人半身像等等。

《变脸》：该片获得1998年土星奖最佳编剧奖。有一个大BUG小编很好奇，肖恩和凯斯特虽然互换了脸部，但两人身材、性格都有一定差别，各自的老婆居然都没有发现？人脸都能换，记忆判别、指纹识别、DNA鉴别等手段更可以区别真伪，然而都没有。真是神奇的剧情！

对比二：关于人物设定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该片人性设定太过丰富，不够合理。片中恋爱戏份太多，拖拖拉拉，如方五洲和徐缨、李国梁和黑玫瑰，甚至杨光和女军医，其中最后一次即将登顶躲避风暴时，方五洲和徐缨通过电台的生死对话尤其让很多喷子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部电影就不应该出现“爱情”这两个字眼。

《变脸》：两位男主角的人性设定非常丰富，让各路观众纷纷称赞。肖恩在不顾一切的复仇和深深的痛苦隐忍中，面对杀子仇人的儿子，他从头到尾都满脸慈爱，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相救；而凯斯特这个视感情如粪土、视生命如蝼蚁、喜欢摸女性臀部的变态恐怖分子，总会记得给他那个貌似天才又像个白痴的弟弟系鞋带。

对比三：关于价值观念方面。

《攀登者》：批评者认为，主角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徐缨不讲组织纪律，为了确保爱人方五洲登顶安全，两次私自带着气象组登山协助。登山指挥部在上级明确回撤的情况下，依然擅自作出决定，利用推测的窗口期，再一次冒险挑战登顶，这些价值观念不应该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变脸》：主角为了活命，可以不顾他人死活。肖恩为了越狱，导致多名警察死亡；在恐怖分子家中遭到警察拘捕时，又因反抗，导致多人伤亡；一个人不找组织报告，却单挑假冒的FBI大Boss凯斯特，又致使多名警察和平民伤亡。最后，凯斯特伏法受诛，男主肖恩光复原职荣归故里。

目前，豆瓣上面，《攀登者》评分6.7分，《变脸》评分8.5分。客观上，随着中国电影由大做强，观众们的欣赏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通过两部影片剧情设定、人物设定、价值观念传递三个方面对比来看，不少批评者还是“双重标准”评判过于严重。

在电影视野下，吴氏“暴力美学”风格让我们欣赏了一部肾上腺素飙升的影片：血浆共子弹一色，玻璃与鸽子起飞，再加上慢镜、教堂圣像的空镜头，还有双雄的举枪对峙等等，确实能够让观众大呼过瘾。

我亦认为《攀登者》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影片，紧张刺激的登山特效设计，方五洲、曲松林等片中人物的个性刻画，所有登山队员为国争光的真实写照，都让我等观众心生感慨：心之所想，目之所及，珠峰在下，信仰在上。

请那些大骂支持《攀登者》等中国电影的粉丝为“舔狗”、“脑残”的批评者们注意，崇洋媚外的面具带的久了，别忘记自己到底是谁。

就像《变脸》中凯斯特对肖恩说的那句话：看来我们还是做自己比较合适。毕竟邪与正始终是两个不可融合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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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真是难看啊!好久没看这种会让人忍不住玩手机的电影了，真的是太多槽点了诶。

第一，作为一部电影的基本条件，口型却一直对不上，玄幻！

第二，整部电影动不动就用恢宏的音乐强行渲染观众的情绪，透支观众的感情，结果作为观众的我只有冷漠脸。

第三，剧情上我是搞不懂徐缨为啥子一定要自己亲自上北坳，留一条命不好吗？她又不是当初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缺了她就不行，就不能让其他气象人员观测了吗?

第四，把攀登珠峰的写实片拍成了武打片，那动作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吗？哦不对，是武打爱情片，请问黑牡丹在电影里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跟井柏然谈恋爱吗？请问章子怡的徐缨为什么在明知身体不行的情况下，强行带着队员登峰，让别人为你的爱情买单？看到这些些添乱的人就来气，归根结底还是导演对这些人的刻画，估计在他眼里，女性都是这种只会为了男人罔顾其他的生物吧。

第五，人物刻画，所有角色都显的平面化，张译的转变太过生硬，吴京的主角光环太重，总指挥的党员形象有点糟心，等等。

第六，唯一的优点就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可以的，最让我满意的是张译和吴京，井柏然虽说不出戏，但说台词总感觉在朗读课文。

全片最让我感动的竟然是片尾里的真实影影像资料中那一张张质朴的笑脸！可以说感动的是历史的厚重感，却没有半分为电影动容。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真的让我很失望很失望！

第一次写影评，原谅我的小学鸡水平，实在是太失望导致睡不着觉，来抒发下，大家多多担待。

如果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你付出牺牲，你会同意吗？如果要牺牲的是你的朋友、家人乃至于爱人呢？你还会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吗？

在《攀登者》里，我直面了这种牺牲。

更多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以为牺牲缅怀、纪念，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歌颂牺牲本身。就像我们可以纪念因为苦难而逝去的人，却不能赞美苦难本身。

1960年的第一次登顶，攀登者方五洲为了救摄像师曲松林，丢掉了摄影设备，也失去了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人登上珠峰的证据。然后攀登者一行三人，随着登山队的解散，也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方五洲成了锅炉工，杰布回家放羊，曲松林回到训练营，抬头就看到当年登顶的山峰。十五年在电影里很短，在现实中却很长，我无法想象他们的那种煎熬。尤其在那个被不断怀疑的时代。攀登者们在1960年的成绩不被国际登山界承认，也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状态的缩影，但即便如此，也总有值得相信的人，用他们的牺牲，为我们换回公信力。

事实上，李仁港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登山队员们如同殉道者一般的情感，但并非一成不变。

一开始，曲松林更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伟大事业的胜利。所以，被救上来的他，多年以来对方五洲耿耿于怀，为什么当年选择救他，而不是救能够保留证据的摄影机。

在这段剧情，张译完整而贴切地演绎出了曲松林的心态变化。从一开始为了实现理想的冲动，到后来因为“人命关天”的转变，真实得戳心。

我无法去判断这是否契合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我认为，这种诠释是对的。在那些实现“伟大光荣正确”之前，我们先要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这种对人本身的重视就是小格局，那么我真的很畏惧，那种个人被埋没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叙事方式。

方五洲当年的行为，则解释了关于牺牲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一定要做出牺牲，可以自我牺牲，但不能牺牲别人。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相当于放出了封印在瓶中的魔鬼。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受到内心的折磨。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时候，王小波说过，青年为了救一根电线杆而被卷入洪流中。在那些“让别人牺牲”的人鼓动下，很多人做出了本不应该的选择。

当为之牺牲的事物越来越荒谬，牺牲这件事本身也变得荒谬。

《攀登者》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冷静而克制，当一个人在选择牺牲自己之前，我们能够看到他层层递进的情绪，能够看到他所有行为的意义。

换言之，李仁港没有用牺牲作为噱头，来刻意地煽情、催泪，而是真正让我们去思考牺牲背后是什么。

所以，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考量，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观影效果，至少让观众的眼泪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再是没有事实支撑的空洞感触。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完整的珠峰北坡登顶，从冰塔林、北坳到大风口…以及传说中的第二台阶和“中国梯”，身为登山片爱好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攀登者》是国产电影在此类题材上的突破，论特效水平和专业程度，不输给《垂直极限》和《绝命海拔》。而且影片还让观众看到了两次登顶，从1960年的3人到1975年的9人，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传承，意义超越登山运动本身。

真实的历史只有比电影更艰苦，更加悲壮，当年克服万难的攀登珠峰，每个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荣誉感，“唯有牺牲多壮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在电影中多次出现，令人泪目。影片为了戏剧性做了改编，但还是基本忠实呈现了两次登顶中的真实状况，如屈银华搭人梯冻坏脚趾，营地帐篷被风吹走，二登搭建“中国梯”，以及夏伯渝为保暖他人双腿截肢等，遗憾的是刘连满没在片中登场。李仁港把擅长的动作戏集中在了吴京身上，危险处命悬一线，紧迫感扑面而来。虚构的两段情感戏见仁见智，与其说是想让人物更丰满，不如说是补充了气象、医疗和后勤等支援团队的形象，历史上他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最能体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雪山大全景的“航拍”中荡气回肠。

剧本结构上，“保护摄影机”才是整部影片自始至终的核心情感，60年的遗憾到75年来弥补，由此关联起张译与吴京、井柏然之间的对手戏，也构建起了角色的性格和命运，所有的拼搏，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看到队友们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插在我们自己的珠峰顶上。

P.s.映后还见到了屈银华（片中张译原型）的女儿和夏伯渝（胡歌原型，四十年后终于登顶），亲身讲述当年的故事。当看到夏老把裤腿拉起来，露出假肢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才是真正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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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问起，那再转帖下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的。 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 3月24日，珠峰大本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第一次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二次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三次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300米，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争取登顶。 第二天，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中午12点，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背包，拿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踏着东绒布冰川的冰积石，穿过布满冰雪裂缝、不时发生“冰崩”的冰塔区，27日傍晚，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高山营地，营地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可谓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 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除了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他们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这里坡壁陡峻，积雪深不可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发生，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袭击。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冲刺。 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郭超人在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中写道：“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07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结果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吓得队员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还是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 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竟然还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 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不惜一切代价”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据说，访问缅甸后刚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登山队的情况，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总理对登山的关注，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当时，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其目的不言而喻，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队员们，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 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中上部。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此时，时间已是下午5时，平原地区或许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 来不及歇息，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 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由于时差的存在，珠峰上还有光亮，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前进？后退？还是原地休息？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凌晨登顶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贡布打头，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最后，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没有人留下这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只有亲历者若干年后的回忆片段。 2010年，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相当平静，他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贡布所说的“半夜两三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将近一昼夜的连续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或许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登上顶峰的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过于激动，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屈银华只感觉“我们完成任务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紧接着就是得“赶紧安全往下走”，因为刘连满还不知状况如何。 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起来。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遗憾的是，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下山后，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翁庆章告诉记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首征珠峰的艰辛与无畏。

以阵容看，《攀登者》毫无疑问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期最为强大的存在，霸气外露、气宇轩昂、满载期待。

这是吴京继“战狼2”与“流浪地球”后，首次以领衔主演的身份亮相大银幕。女一号请来了章子怡，外加张译、胡歌、井柏然这些人气与演技并存的中生代，连配角都是柏林影帝王景春。

除了星光熠熠的演员，制作团队也堪称华丽，编剧请来著名作家阿来，监制有徐克压阵。再加上登顶珠峰这样戏剧性与史诗性兼具的题材，能自然地躲开传统主旋律叙事的桎梏，充分借助商业类型片优势，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书写宏大命题。

唯一的短板或隐忧，只在导演一项——“飞碟帽爱好者”李仁港。

实事求是讲，这十几年，李仁港就没真正拍过好电影，所有作品都在及格线以下，不忍卒睹。

最后，李仁港也果然不负众望，毫无意外地继续保持稳定发挥。把一部天生王者的新主旋律电影，拍成了节奏拖沓、叙事单调、逻辑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情绪主题都没整明白的半吊子电影。

不知道这部电影在最后制作阶段发生了什么，只是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璀璨的阵容如此高昂的投资，在如此重要的档期如此高调的上映，居然在成片中还会出现大量配音与嘴型不同步的问题？是有关方面亲切关怀，具体指导意见太多？还是有人半路抢走剪辑权，给电影咔咔一顿猛改？

背后的种种观众无法知道，只能对着上映的成片一声叹息。

客观讲，《攀登者》在美术、摄影、声音、配乐等硬指标上表现还算可以，加上演员们演技在线，构成了电影的基本盘，它虽然让人觉得不满，倒不至于打上“烂片”标签。

电影给人最大的不适感，在于情绪的分裂、叙事的苍白、情感的轻浮，以及高预期落空后的强烈的失望感。不够好，对于《攀登者》这样体量和层次的电影，本身就跟“糟透了”是一个意思。

再三反思，板子应该打在剧本身上。从主题选择到人物设计再到剧情结构，甚至逻辑，都问题多多。

《攀登者》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弘扬什么，讴歌什么，早已定好，是无须创作班子去劳神取舍的。

但李仁港如同大多数香港的商业片导演一样，很难找到共情点。他没法去表达那种发于微处暗合于时代的细节和情愫，就只能用空洞的口号搭配恢宏的配乐去自证庄严。于是电影一次又一次生硬地把表态挂在嘴边，却不能嵌套进角色们的行动逻辑中。

两段突兀的爱情则进一步模糊了主题。看似丰富的情感表达没有分出主次，以至于电影中主角的动力一直在国家荣誉、冒险热情和爱情之间摇摆。

最要命的是电影的高潮戏居然将情绪出口放到了“爱情”之上，吴京与章子怡最后的电波表白完全冲淡了登顶的升华，此前一再堆积的宏大命题瞬间成了无本之木，那一口气最后只能淤积在观众的心里，难以释出。

当然，人的情感也可以是宏大而普世的，如果电影一直以两个人的爱情作为叙事主线，这么处理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电影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并不是“人本”，而是国家荣誉民族复兴这样的政治思维，是“我们中国的山，一定要是中国人先爬上去”“命可以不要，但摄影机要保住”这样的政治自觉，这也符合历史语境。

爱情在电影里原本只是一条副线，你不能四分之三篇幅都是在政治使命的趋势下冲刺逆境，最后却冷不丁地把主题偷换成“珠峰绝恋”，这不成了精神分裂么？无怪乎电影中连领导都要吐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这些（大意如此）？

这种站位不高格局狭隘的创作思路，是很多香港商业电影导演的通病，他们出生并成长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从未经历或接触过集体主义的洗礼，也对大陆的政治社会文化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从骨子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也不能自发地围绕这样的情感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强拧着往自己熟悉的叙事逻辑转变。

而以吴京与章子怡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一场两个人都要充足表现的高潮对手戏，你不让他们谈爱情还能谈什么？气象预报么。

最后还真的吐出血来，如今连最俗气的国产爱情电视剧都不屑用这种套路了。感觉吐的不是鲜血，而是“狗血”。这一口血，不仅喷走了感动，也把电影的整体风格喷得四分五裂。

角色的设计上，吴京是高大全的绝对主角，他的存在基本上是定海神针，可以飞身救险，也可以硬扛冰山，所有困难在他面前都能迎刃而解，也难怪其他当红演员要火速地黯淡，各领各盒饭。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电影要用浮夸的吊威亚的方式去表现吴京的身手，让这部写实题材的电影，出现太多让观众出戏的匪夷所思的动作场面。我理解电影是想物尽其用，要充分用好“吴京”这个元素，动作场面不是不可用，但必须服从于整体风格。邦德不会凌空三脚，伯恩不会回旋踢，叶问也不能跟你玩MMA。如果电影中男一号的身手可以战胜地球引力，又何必在那对着一座不能动的冰山唉声叹气？

《攀登者》显然适合更符合物理规律更写实的那一类设计，而不是这种古装武侠片式的旋转跳跃辗转腾挪，李仁港显然没有从自己的创作惯性里走出来。万幸的是，他没有给登山队员们一人发一顶飞碟帽。

张译的人物也是问题多多，基本等同于半个反派，堪称恶劣天气之外登顶的最大阻碍。前期就是一味的左倾冒进，后来又变成了右倾保守。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电影的问题在于没有让这种执拧和转变变得合理可信，反而让这个人物显得粗暴、生硬、理性缺失，最后就算人物成立，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好在演员们的演技还在，不然整部电影真的就全垮了。章子怡和吴京如此不来电，还是勉强凑出了一条感情线。问题是这样的情感本不应在电影里占据如此多的篇幅，何况电影里的爱情不止一段，而是有两段，真是太闲了。

节奏也是问题多多，开篇就仓促凌乱。剧情设计上也是神展开，有意识地淡化历史背景，平叛、领土纷争、中苏决裂被模糊处理，都可以理解。但吊诡的是一开篇，三名登山英雄就成功登顶！即便历史如此，这种开篇即达成的处理也严重影响了电影后续展开，让最后的登顶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全失。之前条件那么恶劣都爬了上去，之后这么大阵仗这么多保障还搞得如此狼狈，有什么值得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

即便想铺垫这层信息，完全有更灵活更巧妙的手法，不一定非要如此高亢、激进、事无巨细。最后是力也用尽了，九死一生，却因为进入太早而并不感人，还严重影响了后续情绪的积累。

这样的瑕疵在电影里比比皆是。正片中，登山队向顶峰发起了数次冲击，其中套路循环也大致相似，天气预报-指挥错误-服从指挥-遇见困难-冲击失败，大概如此。篇幅上也没有太多差别，分不出轻重主次。

所以等登山队最后克服困难，真的爬上顶峰时，观众已经严重审美疲劳了。即便电影放大了天气的不利状况，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大段爱情戏，依然没有让这份情绪真正燃烧起来。这其中固然有复述既成现实所带来的上帝视角，更重要的是，我的兴致已经在一次次重复中被消磨殆尽。

角色们缺乏足够成长性，登山的过程不是递进的，而是一次次重复挫折，最后以莫可名状的运气或是精神实现突破，以至登顶的喜悦并没有那么大。这不能称之为逻辑问题，但对于整部电影情绪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结局注定了《攀登者》只能以不过不失，将就可看的面貌呈现，从一部霸气十足的电影，变成了温吞保守，如履薄冰之作。它很难激起任何社会性的议论，也难以给人太多回味，哪怕有些许小感动，都会在电影结束的刹那瞬间消失殆尽。

这样四平八稳的姿态，一如电影所挑的导演人选，不犯大错，小心翼翼，也毫无突破进取之心。唯独可惜了这样壮盛的阵容，以及观众们所抱有的高预期。让观众失望，结果可能比让观众受惊更严重。

就好像手里抓着四个二一对王，拆得七零八碎打出去，未必会输，但就是让人觉得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