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csh
编辑:莲子心
本文首发于《NOWNESS》
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李睿珺执导的《隐入尘烟》成为了时隔多年第一部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长片。
本片原定于2月25日公映,如今由春到夏,它在几经波折后将于明天与观众们见面。早前,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采访了《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与配乐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 Yazdanian)。对于终于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们来说,这两位创作者的感悟,或许可以成为重要的参照。
由于环境所限,裴曼先生只能通过视频与我们对谈。这也应和着这次访谈、乃至影片创作的核心因素之一——“穿越隔阂”。李睿珺再度与伊朗音乐家合作,而柏林的观众也在那两个多小时之中,穿越了半个地球,抵达了中国的乡村。当然,对于《隐入尘烟》的两位主角来说,他们穿越的东西要更为深刻。
电影中的男人名叫马有铁(武仁林饰),女人名叫曹贵英(海清饰)。前者活在贫寒的尘土中,后者则有被人耻笑的隐疾。但他们仍拥有彼此:他们一同在农田里劳作,一同度过日常的时光,甚至一同建造自己的家——字面意义的建造。他们拥有自己的世外桃源,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他们顶着村民们嫌恶的目光,还有垂涎土地的富商,保护着这片隐秘的世界。
我们看到了黄土、麦垛,以及联结农民身体与土地的劳作,它们一同构成了《隐入尘烟》里的主要景色。它呈现了宏观的现实,但它的目光也投向了某些属于微观生活的诗意时刻。这也是李睿珺导演一直以来通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影片诠释的东西,他与裴曼先生的再次合作,也将这些诠释延展到了音乐的领域。
在最初释出的海报与剧照中,农民、土地、劳作这些元素堆叠,让这部电影陷入“消费苦难”“过时的乡土叙事”“迎合电影节”的争议中。但从两人的访谈中能看出,他们想探讨的是最普世的土地经验与生命体验。巧合的是,在今年的柏林主竞赛中,世界各地的导演都在讨论乡村,获得金熊奖的《阿尔卡拉斯》同样讲述了一个农户的故事。或许这些创作者都在这些远离钢铁森林的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可能性。
李睿珺与裴曼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创作语境,但他们共享着某些对于艺术与土地的感受。在下文的访谈中,他们谈及了大地、“诗电影”、深刻影响自身的文学,当然还有广义的艺术形态。我们会看到一些会心的默契,也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分歧。
NN:
《隐入尘烟》是一部关于土地的电影。人与自然、土地的关系是影片非常重要的主题,两位可否谈谈自己对于这种关系的看法?
LRJ:
我觉得任何国度的任何人,对于土地的依存都是相似的。特别对来自乡村的人来说,他们与土地的连接感可能更强烈一些,因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好像与土地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反过来一想,我们居住的楼房,其实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当然,土地的包容感也很重要,比如说电影里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是被抛弃的孤独个体,但土地仍然会接纳他们,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去区别对待。土地对所有人,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不管犯过错误还是没犯过,土地都对你一视同仁,你依然可以在这里耕种、生产、收获。
PM:
这其实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问题。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来自地球,我们与土地彼此依附。这无论在伊朗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每个国家,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农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伊朗很多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缺乏水源或是其他农业问题,但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和中国人一样。这其实就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
NN:
这确实是一个外延很广的议题,但这部影片本身是一部非常本土化的中国影片,您与李睿珺导演合作的契机是什么?
PM:
(笑)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挺好的朋友,《隐入尘烟》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我记得,最先开始是一位制片人朋友(方励先生)邀请我去看一部很美的电影——就是李睿珺执导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就像是亲兄弟一样。接着,我们开始交流电影和音乐,讨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我记得他给我写过一封非常漂亮的信,现在还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还送给了我一支中式长笛,我记得它叫做沙……
LRJ:
对,箫。
PM:
……是的,箫。那是友谊的标志。和他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们俩很能理解彼此,像是有一种深刻的联结。
LRJ:
当时方励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其实有一些担忧,因为我担心一位国外的作曲家不能理解这种本土化的电影。于是方励就让我听一下娄烨的《颐和园》里的音乐,我一听就被击中了。这是一部属于特定年代、情感复杂的影片,即便是一位中国的作曲家也很难拿捏,但是裴曼先生拿捏得非常准确,于是我便信服了。后来才有了衣服和箫的故事。
NN:
裴曼先生觉得箫这种乐器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PM:
嗯……作为一位音乐家,我喜欢所有的乐器,对画家来说,他们都像是某种独特的颜料。不过,笛子这种乐器,不管是印度的、伊朗的还是中国的长笛,我认为都是非常独特的,至少在伊朗哲学中如此。伊朗有一种以著名诗人鲁米命名的笛子,在这位诗人看来,如果你可以像笛子一样变得“空无”,你就可以让生命通过这种“空(Emptiness)”来显现。如果你可以清空自身,在吹奏笛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宇宙在自己的体内流动,整个宇宙也可以通过你得到呈现。对我来说,长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不仅是作为音乐家,也是作为生命。
NN:
的确是非常深刻的意象,两位的合作经历也很有趣。可以详细聊聊两位的合作模式吗?
LRJ:
因为我不懂英语,所以我们会分别把整个电影的时间线画出来,然后按自己的理解标识不同的段落、某个段落的主题,之后我们会去对各自的主题划分,结果我们发现每次画的时间线有90%都是一致的。我总开玩笑说,虽然我们合作的这些影片,裴曼你没有参与前期的拍摄和创作,但总感觉这个剧本好像是咱俩一起写的、一起拍的。所以到了后期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总会有这种默契存在。
PM:
在配乐的时候,我会非常精确地观看全片。我会试着“吃掉”每一帧画面、每一种概念、每一个镜头。然后我会整理心中记下的一切,与之共度几天的时光……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我训练思维的方式。所以选择配乐的主题、配乐的时机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决定。当我和电影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关注的是电影而不是音乐,音乐对我来说是流淌出来的自然语言。我们会根据配乐的时机达成共识,假设我们不想要音乐的时候,那个段落其实也呈现了某种音乐——“沉默”的音乐。何时保持沉默和何时呈现音乐一样重要。
LRJ:
是的,在一些很关键的场景,反而是不需要音乐的。比如有时候两个主角安静表演的时候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可能在他们转身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起音乐。我们一直秉持着“不要煽情”的态度,所以不呈现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
NN:
谈及沉默,自然声与器乐的平衡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包括这部影片里这种技巧也很重要。
PM:
将风声、水声与音乐结合起来确实很有趣。在这点上,我总是听从自己的直觉,聆听那些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的声音。比如刚开场下雪的时候,雪带来了某种沉默,它意味着故事的开始,所以我试着用一些吉他声去撩拨它,就像是某种雪花,这是对于寂静的反衬。
有时音乐是叙事,有时它是一种对话。其实音乐家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平衡。就像我说话时,你会保持沉默;而你说话时,我也会保持沉默,如果两人都在说话,就显得吵闹了。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一个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从来不戴耳机,我觉得去登山、去公园时用耳机是非常荒谬的。当其他人在发言的时候,你怎能掩住耳朵呢?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更愿意听自然的声音。
NN:
很有意思。做电影配乐其实是多重的对话,既是与自然对话,也是与故事对话。对于导演来说,拍摄影片也是一种与文本对话的方式,想必原创文本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样的改编作品应该很不同。
LRJ:
是的,那是苏童老师的作品。其实文学改编的话,就像是你在看到那部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在讲你想要表达的故事,只是这故事一直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如同是你的一部分记忆,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解除封锁的过程。那个故事和《老驴头》其实很像,都与地域有关,都在探讨衰老与死亡,以及面对精神世界的问题。
NN:
其实《隐入尘烟》也有类似的主题。
LRJ:
就像自然里的生命一样,衰老和死亡也是我们的日常。只是对于农民来说,衰老和死亡更为切身,农民其实每天就是在土地里种植生命、收割生命,可以说每年都在和死亡打交道,他们也是见证最多死亡的人。
NN:
关于电影和音乐的对话,裴曼先生可以聊聊这两种语言的特性吗?
PM:
简而言之,我觉得电影与音乐的相似之处是故事,两者都可以是叙事性的。但电影故事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但音乐的语言难以翻译。或许你可以给音乐填词,但有了歌词,它可能就不是纯粹的音乐了,而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结合。总而言之,音乐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学”。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配乐家,你就得非常精确、恰当地去理解电影,才能与电影这种形式合作。而不仅仅是从你的某张专辑里选择一首歌放到电影里。所以我说,有时候我应该使用“沉默”的音乐,因为在这种时刻,我需要强调影像之美。
NN:
您谈及了音乐与电影的叙事性、文学性,您曾合作过的阿巴斯的影片一直被冠以“诗电影”知名,您怎么看待这一概念?
PM: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概念的。比如《隐入尘烟》其实也是一部“诗电影”,这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电影之一。诗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整部影片没有在直接表达“我爱你”“我为你而死”等等,但你知道爱就在那里。那种简单和微妙的方式令人震惊,也极富诗意。其实阿巴斯的影片也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电影中的诗意,不一定要在电影里念诗才叫诗电影。
LRJ:
我记得当时海清老师要去体验生活,我就带着她到我姨夫的地里面去,和他们一起播种。后来她做了一会儿就靠在旁边休息,而我在修改剧本,我就看到她靠在树桩上睡着了,而远处有人播种、施肥。我看着这样的场景,我就会觉得其实电影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些诗意的、美妙的时刻都是非常自然的。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都是你作为创作者展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NN:
有哪些文学作品对两位有比较深刻的影响吗?
LRJ:
我很喜欢阿巴斯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一遍阿巴斯导演。他的作品令我想起中国人所说的“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就是用极简的方式诠释复杂的东西。国内的文学作品可能像是苏童老师的作品,我会觉得他的创作超越了文学语言的描述,画面感很强烈,对我来说,我的大脑会迅速变成一个转换器,把它们转化成影像。
PM:
我喜欢诗歌,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诗集了。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一位叫做苏赫拉布·塞佩赫里(Sohrab Sepehri)的伊朗诗人,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曾旅居日本,非常能够体认日本的哲学与佛教理念。所以,他的诗歌都非常简单、非常贴近自然。他的作品述及了极简的精神与“空”的境界,不知何故,这位诗人对我和阿巴斯都有很深的影响。阿巴斯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和我的专辑《遥远之地的回声》都源于他的诗歌。
NN:
两位可最后谈谈这部影片的影像、音乐风格与主题的关系吗?影片的景别变化、间隙构图(aperture framing,即画框中的画框)与音乐节奏的结合非常有趣。
LRJ:
构图方面,其实他们在人群里的时候,我们永远是把他们放在人群的角落或是深处,因为他们是边缘的,被大家忽略的个体。他们逐渐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情感关系的递进,镜头越来越近,会有近景和特写,给他们独处的机会。
至于你看到的画框中的画框,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延展,就像土地、声音和配乐一样,为你的画面提供了另一种空间,扩展了情绪的另一种维度。这种构图其实常常和土地有关系,它呈现了土地的包容性。
PM:
这部影片的音乐风格要展现的主题,可以是“纯爱”“良善”,当然还有“接纳”,这是男主角最重要的特质。“接纳”就是“让一切留在那里”,我认为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隐秘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能够接纳一切的男人,最后却无法接纳爱人的逝去。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创作。
LRJ:
这部影片里最后的主题其实就是,(人们)是否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问题。对于男主角来说,他是遇到了这位女性之后,他才唤醒了爱的能力,才意识到自己能够选择。这种改变也呈现在他对生命的态度之中,
因为这部影片里一直有一种圆形的结构,从土变成砖,砖变成房子,再回到土;麦粒变成麦苗,被收割再变回麦粒;鸡蛋变成小鸡,变成大鸡,再回到鸡蛋;从冬天回到冬天,从生到死。这是一种生命的结构,一种无始无终的结构,所以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他认为这可能是另外的一种开始。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影片官宣撤档,在经历了快半年的等待后,影片终于重新定档。
我并没有看过一刀未剪原片,仅就目前上映的这个版本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首先,我必须阐明自己的看法——这是大陆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关于农民,或者说关于社会底层人士的杰出电影之一。
首先说个影片最打动我的两个点。
第一点是直接影响整部影片观感的最重要的一点——农民们的外观和动作还有神情看起来真的像农民,而不是一个个化了农民妆的演员。(提名去年大热的《山海情》,里面的农民人均有着一口烤瓷牙)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非常熟悉真正的农民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勤劳质朴,双手有力,脸上皱纹满满,写满了风吹日晒的痕迹。这些靠演是演不出来的,(当然除了一些极为优秀的演员)这要求演员要真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不然呈现的效果就会极为尴尬。但导演极为聪明的选择了很多土生土长的农民来当演员,他们从一出生就和土地绑定在一起,这就让他们的表演显得非常日常真实,不会令人感到尴尬做作。
第二点,不粉饰太平;导演对农村和农村的描述十分真实,这是目前我们影视行业所十分稀缺的一个特点。前几年和我妈一起看过不少新的电视剧(从那以后我就对中国电视剧彻底失去了兴趣),其中不乏描述乡村的电视剧,但恕我直言,这些片子都有一个通病——故事的发生地不像在中国农村,更像是发生在瑞士或者北欧某个人均GDP超过5w美元的农村。那些影视剧中的农民人均住着几层楼的平房,家家户户都要开车,每天吃的用的都十分精致,让我看了自愧不如。
但即使是在今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18931元,根本过不起一些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些生活。每年回老家过年,我都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感受——那就是在农村时间仿佛停止了,外面的世界对于这儿来说没有丝毫关系。在这部片子里,男女主的生活非常简单——吃饭,劳作,睡觉,就连看电视也成了十分珍贵的消遣,这些过于真实的描述也许会让一些人不高兴,但你必须得承认,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截至2021年,中国农业人口数量达5.56亿人,毫无疑问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要知道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三的美国总人口也只有3.27亿。但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这些占了全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的形象却缺失了。
为什么?因为这些会刺痛某些成天沉迷于宏大叙事的人,而这些人又主导着互联网舆论的方向(去bilibili看看就知道了)。在他们眼里,只有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前不久又下了一架航母,在国际博弈中接连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因此中国没有任何落后的地方。所以,贾樟柯被打成了“公知”,“莫言”被斗成了汉奸。没有人再敢去触碰这一题材,因为稍不小心就会被扣上“抹黑”的帽子。
但抛开宏大叙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那些辉煌但是冰冷的数据背后,是由一个个“人”支撑起来的,他们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对象。
或许,这种电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类电影。
上映当日清晨才买着票,之前已经尝试了两次网上购票,均未成功,本已准备放弃,没想到今早在购物车里惊现“tickets available”,于是欣喜下单。看完电影发现其入围影展也并非全然因为某种过时的异国主义,因此更为欣喜。我心下是想把这种意外的欣快和贵英对有铁在婚后陡生的欣赏相提并论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一类事。联想到前几日有影评人在某综艺里说,中国没有好的爱情电影。不太确定对方眼里的好的爱情电影好在何处,但《隐入尘烟》在我心中是好的爱情电影——它并不见得对爱情发生时的戏剧性有所捕捉,但它的确将爱情发生前后的细节和盘托出,且给爱情以根系,将其融进扎实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当中。
诚如评论所言,男主角自带光芒:他勤劳,能在一上午倒腾出一圈圈的泥砖;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爱护他的妻子,能细心地替她洗走麸质过敏带来的皮炎,用大衣罩住她的臀部,顾及她的尊严。女主角在同乡人看来是无用的,甚至是可笑且配不上别人对她好的,因她年纪不小,走路不利索,有病有残疾,干不好农活;她仿佛是个只需要,也只能被照顾的人,因她欠缺一些基本的生理能动性。
但是,我们很难忘了,是贵英的手——一双平日里颤抖着的,但在有铁看来可以十分灵活的手——摩挲了那些启发了有铁生活哲思的植物。这种麦芽、麦芒、麦粒或是杂草同女性形象的搭配是带着些许过去情调的,让人不由地想起第五代导演八九十年代镜头中田野里的女性面孔,或是贾平凹、路遥、莫言书里的人和事。然而,贵英不是一类为父系社会延续作出牺牲的魅力女性角色(甚至可以说,她完全缺乏九儿、翠巧、菊豆、秋菊、上官等人物的基础要素:可被物化的年轻女性身份、生育的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男性凝视);同时,她清苦惨淡的人物背景从来都只是通过台词被带出,绝无被视觉剥削的可能。每当镜头给予这些植物和手顺光或逆光的特写时,我们便能换上贵英的眼睛,去抽象地欣赏植物的脆弱、坚韧及多变,也顺势揭开了贵英人生态度的冰山一角。
这种对植物以及动物的怜爱,乃至从中生发出的活的信念,是有铁和贵英二人关系的基石。两人不止一次在动植物面前或独自或同时展现出对他者生命的动容。爱情从渺无生机的沙漠开始,而再到沙漠时又结束;在这之间,田野、庭院和炕共同构成了生命萌芽和被呵护的三处地点。也就是说,常见的北方农牧环境构成了爱滋长的语境,这在当代城市居民大写“农村之恶”的当下显得突兀,但于情于理绝无生硬。从打孔纸箱中钻出的,用来孵化小鸡的白炽灯光,与贵英在村口等有铁时,手里抓着的手电筒的光仿佛是同源共流。这种细腻流淌的爱不是冠冕堂皇的仁者之爱,而是夹着对使用价值的珍视——比如那条来自田里小溪的烤鱼,那只被称为“贱骨头”的拉车锄地驴;又比如贵英和有铁的爱情,一种建立在双方承诺相互依存后,所需经济基础之上的爱情。
正是因为物质的逐渐丰厚之于二人关系的重要性,当贵英走了后,或许很难有人相信有铁会同片尾字幕所述的那样,住进那间令他无助到掩面退走的公寓。卖尽所收粮食,还清所欠款项(甚至包括十个和邻居借的鸡蛋)的决绝,其背后表态的纯粹,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允许记忆随年龄岁数增长、生活环境变化而消退的样子。有铁躺下后,逆光里草编驴的杂草须子在一场滑动变焦中达成了一种奇异的隽永。此后,新房的一把推倒虽为残忍,但已经摧毁不了什么了。生时烂漫,去后最好能同那台纸糊彩电一道,顺势化作烂漫尘烟。
李睿珺导演的电影都聚焦同一主题,即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消亡。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的是一位做棺材生意的老木匠,不愿死后被火葬,于是选在一个安详的午后,将自己活埋。而活埋他的人,正是他的后代血脉(小孙子)。那一幕,有一丝荒诞、许多悲凉,但也足够体面,预示着一种传统正在有尊严地落幕。
与《告》的“以死谢幕”刚好相反,《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以一场死亡拉开序幕的。
片中的两兄弟在爷爷突然离世后,踏上一段回家的路程。父亲告诉他们,只要沿着河流走,就能找到家,因为家就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然而,经过五百公里的跋涉,穿过茫茫草原,他们最终在一群淘金人的队伍里,见到了父亲。
如果说《告》讲述的是“旧的都已逝去”,那么《家》则在讲述“新的又在哪里?”两兄弟面对淘金的人群与远方烟囱冒出的熊熊白烟,陷入了茫然。他们向往的家,已无迹可寻;他们自荒芜出发,千里迢迢,到达的却是另一片荒芜。
与两部前作比,《隐入尘烟》更进一步。它讲的是新时代已不可阻挡地到来了,那些仍然眷恋土地、跟不上节奏的人,只得被淘汰。但是,同样是拍摄被时代落下的人,贾樟柯显然更关注商业社会对人情社会的碾压,而李睿珺更在意城乡之间的落差。
所以《隐入尘烟》注定是一部亲近土地的电影。它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劳作的过程、一年四季的变换,以及人与土地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
在事无巨细的白描中,你感到一种旷然的美,一种生命不朽的律动。然后导演告诉你,这样的美,即将被撕碎。
不可否认,《隐入尘烟》的美带有厚厚的滤镜。那是怀旧的滤镜,也是悲悯的滤镜。
片中两个底层人老四和贵英,他们之间的爱情,美得近乎一场奢梦。我不想用“不真实”这样的字眼来定义这场爱情,但至少,与通常想象大为不同。在现实中,在那样萧索的环境里,底层互害是更为常见的景象。而当一个男人用绳子绑住女人的手臂时,大概率也不是为保护她,而是出于其他目的。
但很显然,导演并不想如此绝望地讲述这个故事。于是,他创造了这段爱情。
某种程度上,这段爱情之所以珍贵,恰恰在于它是如此脆弱。
老四是个老光棍,行动力渐弱;贵英身患疾病,无法生育。在农村的价值体系里,劳作和生育本是衡量两性价值的尺度。那么很显然,在这条价值链中,老四已接近了末端,而贵英就身处末端。他们都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人,但命运使然,他们遇见了彼此。
而成就这段爱情的决定性时刻,并不是家人的撮合,而是在大雪纷飞的院子里,贵英看见老四因为驴子被打骂而心疼。那一刻,她从心底认可了这个人,因为在慕强欺弱已成为惯性的社会里,只有他对更弱者有一份体谅。而这份体谅,让贵英可以存身。
应该说,这段爱情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有彼此。
影片的前十五分钟,老四和贵英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虽然时常位于画面中心,却始终处于失语状态。另一面,则是导演不断通过画外音介入的方式,对两位主角呼来唤去,“老四,你还不快出来”,“贵英,你出去一下”……这两个底层人只有听命的份儿,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所谓“相亲”,也不过是两个家庭合谋的“抛弃”而已。
可随着时间推移,爱情渐渐在陪伴中萌生。
当老四验出熊猫血,在众人威逼之下,要给村里的地主献血时,一旁的贵英暗暗反抗着:“俺们不去。”因为她知道,她是老四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这句话,也是贵英在影片中说的第一句话。
而老四对贵英的好,也体现在类似的地方。贵英因旧疾落下尿失禁的毛病,老四去镇上,给她买了件长风衣,不止为保暖,更为遮丑,免得贵英再被村里人笑话。
在不停沦落的生命里,他们成了彼此的最后一点温暖,也是仅剩的一根稻草。他们只有紧紧抓住对方,就像根茎死死抓住泥土,才不至于枯萎。
可是,幸福的窗口期转瞬即逝。仿佛这段世间罕有的爱情就不该存在一般,当一切都在平静中升温时,老天站出来,弥补了它的疏忽。
一方面,我们看到,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群人,那些资本的持有者,不断剥夺着底层农民本就不多的剩余价值。老四被拉去一次次抽血,村里的房子被一座座推倒,土地的生命力在不断枯竭,农民的生存空间在一寸寸丧失。这已是极为直白的控诉,无须多言。
但另一方面,导演并没有止步于此。这也是这部电影最触动我的一点。影片实际并没有落脚于阶层批判,或是满足于展现一种旧秩序的消亡和新秩序的霸道,而是轻盈地跳开这些世俗的命题,落在一个更为超脱的维度上。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贵英之死。
若导演就是想要批判,那么更直接的做法,应该是让贵英死在资本家的某种行为上。比如,村里的暴发户瞒着贵英,又把老四拖去抽血,贵英情急之下出了意外。这就把矛头明确指向了批判的对象。
但很显然,导演并不想如此。他安排了一场毫无征兆的死亡,那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老四正在田里掰玉米,贵英在送饭路上不慎跌入沟渠,溺死了。
那个死亡镜头短暂到观众根本来不及反应,它呈现的是一种比日常困境更为永恒、也更为强悍的命运,叫做无常。
所以《隐入尘烟》一方面在讲述一段沉默的乡村爱情故事,一方面又在呈现资本家如何榨干农民最后一滴血,但它最终绕过了这些世俗的情与恨,到达另一种飞升。它关于一个小人物如何接受无常的命运,如何坦然死去,或曰寂灭。
老四名叫马有铁,排行第四的他,只配分到“铁”。但他似乎天生就有一颗无差别心,不仅善待残疾的贵英,善待驴子、燕子、小鸡,更善待那些无生命之物,如麦子、稻米,乃至于那张红红的喜字。每次搬家,他都小心翼翼地摘下它,叠好,如对待一个脆弱的生命。
他的所有经验都来自土地,见惯了春去秋来、生生不息的他,自然比常人多一分泰然。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有的麦子就是要化作泥土、肥料,滋养其他的麦子”,以及“麦子的命,麦子自己决定不了”。这些从土地中汲取的智慧,也在灌溉他的心智。
贵英死后,他已了无牵挂。于是他斩断尘缘,该还的还,该了的了,然后选在一个同样平静的午后,在亲手垒成的房子里,静静死去。
那一刻,他手中握着“草编的驴子”。正应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即是祭祀用的草扎的狗。
关于这句话,一般理解是在控诉天地不仁慈,把万物玩弄于股掌。但其实“仁”的意思是“有差别的爱”,那么“天地不仁”则是在说,在天地眼中,世间万物是平等的,都如刍狗一般,并无差别。生生灭灭,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于是,老四自导自演的死,瞬间具有了宗教般的仪式感。原来,他并不是郁郁而终,而是看破无常后的坦然赴死。(【作者按】片尾以你懂的字幕方式交代了老四后来的生活,但更符合导演原意的表达是老四在贵英死后,选择自杀身亡。)
也正因如此,影片的最后一幕,有了别样的意味。
可以说,那是极为凄凉的一幕,一边是推土机掀翻了老四和贵英的房子,一边是富二代开着宝马,又来接老四去抽血。而老四就死在这两种压迫的缝隙里。
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如果老四的死是一种超脱的话,那么眼前的画面,将变得极为可笑。它在诉说一种毫无必要的执着。
因为终有一天,他们都要“隐入尘烟”。无论是钢铁怪兽般的推土机,还是象征身份地位的宝马,抑或是,坐在上面耀武扬威的人们。
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入尘烟》不仅展示生活的苦与乐,更袒露了比苦乐都要持久得多的暗暗的宿命。
它是人与土地的长诗,是喧哗与失语的交响,也是永恒与一瞬的对峙。
不可否认,导演李睿珺在《隐入尘烟》暗藏了很大的野心。他对于爱情,对于人与土地的关系,对于乡村生态如何被城市文明蚕食,对于宿命,都有着强烈的表达欲。但把如此截然不同的内容放在一起,又难免会产生排异反应。这也部分造成了影片在温暖、悲凉、残酷等不同情绪间来回摇摆,表达上并不坚定、纯粹的问题。
毕竟,无论抓住哪条线,深入并一以贯之,都可能产生杰作。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给予这部电影充分的肯定。
毕竟,在当下的大银幕上能够看到如此踏实、笨拙,又如此诚挚的作品,已实属不易。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枪稿Z」
原文标题:今年最佳国产片?它配吗?
作者/子戈、编辑/子戈、排版/青柠
《隐入尘烟》在各平台下架,我又翻了翻前两天看的书,突然意识到这个片子里很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男女主面对全村人的排挤和嘲讽,还有抽血,好像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情绪上的反应,羞愧、抱怨、愤怒、我印象里都没有,好像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尊严,只懂得认命和付出,这样的角色太没有生命力了,同时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被忽视了。
《隐入尘烟》,它讲了两个不被人待见的边缘的农村人相知相守,相濡以沫,一起劳作,共建家园的故事,整部电影的那种精心设计的色彩、影调、构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浪漫动人的情感,为其打上了诗意电影的记号,很多人会觉得这部电影很美。 近几年国内的乡土电影越来越少,而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就更为罕见了,这部《隐入尘烟》在表现农民的艰苦劳动,表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时确实让人感受到了导演的人性的关怀,还有电影里一直在强调的那些隐喻和象征,默默无语的麦子,驴子,燕子,还有那条极其阴暗的抽血的叙事线,都暗含了导演对这些农民的看法和立场,我认为这些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但我还是很难喜欢这部电影,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人,农村生活的经验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夸大了农民生活浪漫美好的一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电影,电影就会有艺术化 处理,包括导演本人也说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呈现生活和总结生活的过程,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 导演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看成片也看到了很多诗意的瞬间,看到了关于生命的永恒的主题,但我还是想追问,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要把农民的生活细节进行美化和诗意的提炼呢,这是不是在迎合某种关于农村生活的诗意想象呢?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眷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笔下最常见的主题,而这种主题是不是延续到了这部现代电影之中? 很难去批判这样的主题,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影片一边如上述所说在展现痛苦,展现悲剧,而另一边又在不遗余力地呈现那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图景,比如孵小鸡时纸箱里摇摆的灯光让房间变得非常温馨浪漫,还有有铁在桂英的手臂上按出花瓣的印记,还说要把她拴在自己的裤带上,还有两人一起干活时的许多画面,拍出了很美好很轻松的感觉,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我看到了疾病,看到了痛苦,看到了死亡,可就是没有看到劳累,看到疲惫,稍有些农村劳动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整日干农活后根本就没有体力没有精神去制造生活的小情趣小乐趣了,更别提这两个始终被排挤被嘲弄的可怜人了。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煎熬了,再让她们去表现诗意实则是一种悲凉的残忍。 作为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片子,我们应该能理解影片中弱势群体的困境表达,我们应该也应该明白,若是只有苦难,恐怕就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片子了,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吧,既有生存的不易,又有生活的情致,但总是感觉确了一点真实,缺了一些更能引人深思的现实批判,就这部电影来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追求美,而是它在追求诗意的同时忽略了更多重要的东西,于是,人们只记住了它的诗意。 最后我想说一下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最不符合影片的整体基调,但我恰恰认为它是最真实的,那就是马有铁斥责桂英没办法把一捆麦子扎起来送到驴车上,我觉得这才是农村民生活的残酷性所在,先别谈什么热爱土地,疼爱家人,而是作为农民,你必须要干活,必须会劳动,否则你就是被人看不起的懒汉 懒婆娘,我觉得这才是影片应该抓住的重点。
被删帖后重发
看完《隐入尘烟》之后,我在座位上有点回不过神来。
毕竟,上一部以女明星毁容式演技为卖点的电影是《秋菊打官司》,塑造的是一个执著抗争的西北农村女性。30年后,我万万没想到,中国农民还会以如此沉默、被动和道德化的形象呈现在银幕上。而国内影评大号还忙不迭地把它誉为“献给土地的长诗”“根植乡土中国的爱情长诗”“拍摄出了农民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神圣光辉”。
这究竟是社会的倒退,电影人的倒退,还是观众的倒退?
《隐入尘烟》的内核就是一个老好人的故事,从这一点上讲,并不新颖,甚至有些老套。
主人公是导演李睿珺甘肃老家农村的一对夫妇。一开场就是他们的相亲。男主马有铁是个贫穷木讷的老光棍,由导演的姨父素人出演,女主曹贵英身有残疾,由职业演员海清扮演。
当他们的兄长像甩包袱一样让他们相亲结合后,这两个中年人和一头驴,从零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搬家、种地、养鸡、盖房子,憧憬着攒钱看病买电视机。而他们的生产手段又是最原始的——畜力犁地、泥砖建房、草席屋顶,仿佛停留在几十年前。
因为贫穷和残疾,他们是村子里的底层和边缘人。不仅建房子这样的大事没有人帮忙,村口的闲话小分队也没他俩的份,平常也和别人不相往来,几乎遭到了贱民一样的待遇。有事相求时,村里人和亲戚才主动登门开口。
既脱离于时代,又脱离于周围社会,有铁和贵英仿佛是两个孤胆英雄,只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他们三次搬家,三次房屋都被推倒,在亲手建造的新屋被推土机推倒后,电影终结了这对苦命夫妇的“三宅一生”。
在剥夺了几乎所有外部资源的前提下,这对夫妻却被赋予了最好的品质。
有铁不仅种田、盖房样样行,还对别人的要求全盘答应、毫不计较。三哥让他给侄子结婚拉家具,他答应了;喜宴没他的份,只分到了一塑料袋的打包食物,他也没有抗议;他也把动物照顾得很好,爱护自己的驴子,在拆房时甚至不忍心伤害墙上的燕子。
而电影的一个中心故事线则更为夸张:为了村庄利益,有铁不顾妻子的反对,反复义务去给村里包地的老板献血。
有铁被塑造成了一个童话式的、道德感极强的利他主义者,他对万物的怜悯让观众也不禁怜悯起他和贵英的命运来。
男主人公让我想起王尔德曾经写过的一篇童话,叫《忠诚的朋友》。穷苦的园丁汉斯有个富有的磨坊主朋友,后者以友谊之名,想尽各种办法占汉斯的便宜。而故事的最后,汉斯在去给磨坊主帮忙的路上突遇暴风雨,淹死在了沼泽中。
道德故事本身无可厚非,王尔德写得了,李睿珺当然也拍得了。然而,利他主义固然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但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强调这种品格,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村里包地的老板病重需要输血,马有铁作为村里唯一血型配对的人,在全村人的劝说下同意为他无偿献血,因为只有老板不死,他才可能把欠村里的地租和水费还上。再眼拙的人也能看出这个设定的隐喻所在:农民的血被吸干榨尽。
而这位重病的老板和他儿子声称,因为玉米没有卖出去,拒绝交租,但一家人却依旧开着名车,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在用玉米抵租的时候故意克扣农民的租金。
面对明显的不公,有铁的态度却是“一码归一码”,甭管别人怎么欺负他,他也不争不吵,恪守自己善待他人的道德准则,以德报怨,甚至在献血时也不忘记叮嘱老板的儿子,尽早归还村民的地租和村里的水费。
我们可以称赞他恪守自己的信条,但是也要问一句:当老板对农民也不信守承诺,只知吸血时,这种道德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
马有铁坚持道德到底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还是一种“人各有命”的虚假意识?
无论有铁抱着怎样的态度,但他终究是无力的。只不过看到新的灾难不期而至时,观众逐渐被二人的不幸遭遇所感动,也许只记得“哀其不幸”,而忘了“怒其不争”了。
这也正是道德叙事的单薄之处。
真实世界中的农民虽然也会像他这样老实巴交,但很少会无底线地逆来顺受,任由别人来压榨。但问题是,假如农民有所抗争,就无法像马有铁在道德上那么完美了。而导演需要“完美的弱者”来赢得观众的同情。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农村往往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会去想,在巨大的不公平的外部环境的压迫下,要求他们个人保持“道德”本身,就不见得是个道德的期待。
譬如,一些地方被公司承包去种玉米的土地,经常在收获时节被盗。指责农民偷盗,缺乏契约精神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公司包地的时候是如何征求农民同意的?农民得到的地租合理吗?是不是有明里暗里地强迫?又是不是像片中所述,支付地租时拖拖拉拉?
而之所以存在偷玉米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从正规的渠道,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同意,也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这样看,这种 “不道德”的行为比起披着“契约”外衣的欺压,并没有多么不堪。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不去探求农民面临的复杂处境,单纯讨论道德,只能是一种苛责。
而这部电影似乎只想通过“诗意的画面”和充满道德感的人物,唤起观众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但任何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一些理解的人都知道,农民不必因为善良和仁慈才值得同情,他们所经历的不公正本身就值得关注,并且赋予他们反抗的正当性。
很多观众都认为他们在片中久违地看到了真实的劳动场景。观众在屏幕上看到从播种、除草、直到收获、磨面的农事过程,还有从和泥打砖到上梁搭顶的建房过程。因此不少影评对本片的第一评价,都是“真实”。
但劳动场景的真实不等于影片其他设置都那么真实。
比如,像有铁这样的壮年男劳力,即使还留在土地耕作,也常常在农闲时为了现金收入进城打工,而家里反倒是妇女当家。电影中这种理想中“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场景其实很少见。
又比如,即使贵英因为身体残疾遭到孤立,那像马有铁这样踏实肯干的老好人,又是本地人,即便贫穷,一般也会有个好人缘,而不会像在电影里这样落寞。
马有铁那种轻声细语、温温柔柔的说话方式,在西北农民中几乎见不到。连带着这种夫妇间的温情互动也让人生疑。豆瓣上不少在2月份就看过该片的观众,甚至想起了当时让全民激愤的 “铁链女”的遭遇。
而马有铁口中时常蹦出似乎充满哲学意味的关于土地和人生的金句(有意思的是,心思细腻的贵英基本没被安排过这样的金句台词),原本来自于农民朴实的见解。但被导演精心编排之后,却让本片变得不像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而是一篇关于农民的寓言。
最要命的是,这种并不真实的生活还被各路影评称为“真实”。在此基础之上,观众也觉得被朴实的劳动者所打动,乃至受到了精神上的净化。
如果本片让观众关注乡村,同情农民,那也无可厚非。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对于不了解乡村的人来说,本片可能会产生误导给人留下乡村的错误印象。比如:农村农民的衰败是无法避免的吗?对于“被淘汰”的农民,只在情感上表达同情就够了吗?农民真的被困在土地上束手就擒吗?
导演借有铁之口说出: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用一颗麦子来比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固然不错。但是,农民并不是麦子。沉默不语、甘受压榨也不是他们过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我也不希望本片强化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至于那些被电影感动的观众,擦干眼泪,也许也是时候了解真正的乡村和农民了?
图片均为官方海报、剧照或与影片截图
曹贵英常有,而马有铁不常有。
B. 可以是一部好电影,却也是一部远可以更好的中国电影。仅从抒情的角度看,它是精明且有效的。全片事无巨细地展现农村生活,却能牢牢锚定“土”(耕种的地和建筑的泥)的核心意象,将情感增厚,为羁绊赋形,做到形散神不散:穷人的命运就是扎根土地,风吹雨打,仍在默默隐忍中开出自己的麦花。但从一个了解电影语境的中国观众角度出发,这种将逆来顺受浪漫化的温吞做法背后,又有多少结构性的顽疾被草草略过?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且亟需被讲述的故事,它们绝不该隐入尘烟。2022.2.13 Berlinale
不记得哪里看过的话,说中国的农民是很好的,农民像土地一样沉默,像土地一样深厚,而马有铁就像土里长出来的菩萨。
“温良中国人”的乡土叙事,放在当下,显得尤为苍白。
【曹杨影城1厅点映场】去情节化又完成度极高的乡土题材电影,毫无俯瞰姿态,散溢着大自然的诗意,在当下华语影坛弥足珍贵。静缓凝滞的镜语及土地环境有阿巴斯、贝拉塔尔与塔可夫斯基(拆房段落令人想及[牺牲])的气息,吃蛋躺下的场景契如达内兄弟[罗塞塔]变奏。寒来暑往,春种秋收,驴燕鸡猪,生死轮替。素朴、良善、坚韧、强壮能干又逆来顺受的农民,血管里仍流淌着人类与大地源初的亲密联结,如今却已然成了被不断利用的“稀有国宝”,在劳作中渐趋隐灭。相濡以沫的夫妻,每每以稚拙而直接的方式表露温情。两主角的性格塑造中倒都有浪漫主义一面,现实主义议题当然只能潜没于背景之中。海清与一众非职业演员的呈现真切可感,裴曼·雅茨达尼安的配乐恰到好处。一起自制透出星丛灯光的孵化箱,贴一个囍字,在河沟里沐浴,在手上印一朵花。(8.8/10)
“他不能死。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关于结尾字幕的最后一句话,导演说。
她连生病都有负罪感,连吃个鸡蛋都觉得不安心。
上映第二天就没什么排片了。昨天有人问我一大早去看这片子至于么?矫情点说,我国的小众电影可能真的就差我的一张电影票
牛逼的爱情片不需要又亲又啃的镜头,只需一个草编的驴,一个印在手臂上的花,一杯热水,一个鸡蛋……牛逼的人性片不需要大奸大恶。只需舀水时放生几只蝌蚪和抓个蛤蟆给自己止痒,一码归一码的清清楚楚和收粮时免去四元钱美其名曰好算账……牛逼的社会片不需要歌功颂德或者抨击现实。只需一个燕子窝和一辆大铲车……
《隐入尘烟》完成度太高了,远远高于期待值,整个故事像一首农事诗,没有农村生产生活经验的人很难拍出这样细致入微的片子;一年四季耕种、灌溉、收割、脱粒、盖房,西北大地清新自然又富于简单的诗意;非职业演员武仁林和职业演员海清,互相成全力道正好,演出了一种令人亲切、敬佩的神性,他们生活贫苦、身体残缺,但不怨不尤安之若素,对花鸟虫鱼、毛驴、周遭的邻里乡亲充满了恩情,诚实、信义、正直,两个人互相搭伴儿过日子温柔相对,一茶一饭相濡以沫,面对要给富人输血救命这样的事情,也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他们像凡人一样生活,却具备了神一样的悲悯灵魂,在远去的乡村景观里已荡然无存。
向城市一次次无偿输血的,是农民。
22.2.20@小西天。1.我给你雨槽的哨音、莜麦的麦芒、燕子的归巢。我给你一个双脚扎根于土地的人的温厚。我给你从四季轮转中获得的全部智慧,以及桥头女人们津津乐道的丈夫对妻子的珍视。我给你一码归一码自己挣来的风衣,母鸡下的第一枚荷包蛋。我给你一起上一次城,美美地浪浪的许诺,和麦粒在腕上留下的一朵梅痕。但我还是无法从厄运中留住你。2.上学时一次坐绿皮,看到一对满面风霜的农民夫妻,其乐融融地分享一只快腐烂的桃子。那种相濡以沫的暖意毫无虚假,这不是什么对苦难的浪漫化。贫者拼命挣扎才能生活,但也在努力创造和守护自己的诗意时刻。3.已尽可能在尺度内保持一点锐利叙说农村的变与常:一面是新农村改造补贴款和扶贫房,一面仍是千年不改的佃农被吸血的命运。4.就因弄明白了这么多耕种和垒房的细节,我也喜欢这部电影。
观影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不安:马有铁站在房梁上的时候我怕他摔下来,马有铁被叫去抽血后他再回去干活的时候我怕他突然倒下,他们下河搓背的时候我怕贵英被大水冲走,就连下河时候闪过的灯光我都害怕,我还怕那头驴哪一天突然就倒下了。
最可怕的,不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而是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对贫穷的想象。
沉稳、沉浸但不沉闷,细节动人,还有一些别致的趣味。海清饰演的村妇贵英,实在太好了,让我看时候一度觉得自己都残忍,诗意也是一种残忍了。能吃苦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苦给他吃,能忍受的人会越来越能忍,可一旦见识过活着的美好、爱的感觉,一切也不再想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以及,再惨再苦的男人,都会有比他更惨的女人。
很多人问是什么年代。不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吗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虽然感觉是8.5,但是要给五星。我就是一普通人,但我知道,如果再对这种电影“平和”,对资本宽容,那等待我的就只有屎了。
这才是应该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的电影
年度最佳。真正打动人的往往不是刻意堆砌的悲情,可能只是雨槽瓶瓶哨声响,夜归路的盏烛光,开水凉了一趟又一趟,麦子烙印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