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这部纪录片2018年就已经标记了想看，时隔一年多，赶在了2019年年底在大银幕上体验一番，不敢说终身难忘，至少这寒风凛冽的冬日里，出了影院那刺骨的冰冷莫名有了温度。安贞UME艺联院线联盟导演亲临现场，映后做了简短的交流，时间原因，匆匆离场。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知道坂本龙一这个名字，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事实上，在这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如雷贯耳了，时至今日，我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纪录片开场他在反核运动中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的时候，我第一次默默落泪，不知道被什么神秘的力量俘获了灵魂，那种音符就好像我暌违多年的挚友，完全不亚于李安见到伯格曼时的激动。我下意识地瞟了眼邻座，还好邻座两观众睡着了，大家工作那么辛苦，影院睡觉也很常见，心头掠过一丝安慰，因为我虽然比较感性，比较敏感，但通常我很少在影院如此失态，一般只有我独自一个人深夜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影才会垂泪，因为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在影院这样的座无虚席的公共场合，开场不到10分钟就默默垂泪还真的是史无前例。想起了以前说过的一句话，看两个人灵魂是否相通，就看他们的音乐品味有多少相似度。

他罹患癌症，认真刷洗着每一颗牙齿，认真吞咽每一粒药，认真接受治疗，他怜惜生命，但又不想因为疾病而耽误工作，一周离开音乐就好像身体里流水了水分一样。他的足迹遍布911、福岛、北极、非洲，人类能触及的地方，都是他探索音乐的圣地。那些如数家珍的电影大师们把命题作文甩给他，原本这样的要求对音乐创作来说是限制和不自由，但他依旧在30分钟内修改好了曲子，达到了导演的要求。我第二次落泪是末代皇帝溥仪走出紫禁城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那种史诗级的悲壮，还是坂本龙一孩童般质朴的笑脸打动了我，这部纪录片仿佛让我重遇了一位故人，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有纯粹的人，即便生活让人满目疮痍，但是纯粹的东西肯定存在。正如坂本龙一所言，艺术家音乐家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对世界的领悟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但一定有些能共通的语言，音乐便是其中之一。他捕捉大自然的声音，嫌玻璃瓶太厚，用水桶聆听雨声，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造各种声响，像极了一个摆弄玩具的孩子。他说，钢琴的琴键发出的声音会消退，他希望有永恒的声音，而永恒来自于自然，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顿悟，他为什么会开始关注那些老生常谈略显沉重的社会议题，核武器、科学技术、气候变暖。他拥抱技术，但是又追寻永恒，这两者看似是矛盾的，映后交流中某个观众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一点不矛盾，人类的手指能创造出计算机无法写出的音符，但计算机也能弹奏出人类达不到的速度，相信这一点在坂本龙一玩电子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领悟了。声音来自于自然，也来自于“工业文明”的完美制造，但运用声音的方式和通过声音来创作并不妨碍对声音追本溯源，它的价值更多是反思，抵达灵魂最隐秘的地带，至于这条路上如何去引领，对于执迷于声音的坂本龙一来说，他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收集、不断的创作、不断地谱写新的乐符，并且力所能及的发声。

第三次落泪是电影《遮蔽的天空》那段台词：

“ 死亡永远在路上，但在它悄然降临夺去生命的有限之前，你不会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我们憎恨的正是这可怕的精准。可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然而每件事情都只会发生一个特定的次数，一个很少的次数，真的。你还会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已经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没有它你便无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许还有四五次。也许更少。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二十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的。 ”

曾经在故乡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坐在树荫下，听树叶沙沙作响，潜入森林沟壑去寻找童年的足迹，儿时喜欢移栽小树苗，同伴们放学后不约而同拿着小铲子去剜苜蓿驱赶着羊群，争先恐后地挖小树苗，那种无忧的日子一下子被电影这句台词拉到眼前，以至成年后每一次回家，要是看到山坳里悬崖上窜出狼毒草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童年就近在咫尺，这就是乡愁。成年人的世界里纷繁复杂，充满诱惑，那种最简单的快乐或许很容易融入到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中，在流动的乐曲间徜徉，思绪没有任何阻碍，如涓涓细流般抵达你内心深处最想去的地方。

单纯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说，或许这部片子并不出彩，但是这位大师的个人魅力实在是太过耀眼，以至于那些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一个被纪录片串起来的时候，浮生一切，浮世过往，爱恨情仇，都不再撕扯你的心思，不再牵绊你的精力，不再掠夺你的时间。这一刻，时间静止了，我和坂本龙一一样，只是一个在北极冰川下钓声音的人，那种感觉就如同你坐在同样那棵大树下，聆听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光影绰绰，远处白云蓝天像一幅画一样徐徐展开，就好像你的童年也被凝固被定格。是什么才能支撑起这样的瞬间，是那架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吗，是那个在森林里捡拾声音的大师吗？我不确定，但我确定的是，他收集声音的样子，跟我小时候寻觅小树苗的脚步一模一样，要是我那会有能录下脚步声的设备，那该是多么美妙的有一件事。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听闻有一架钢琴从海啸中死里逃生。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钢琴浮到了海水上方，退潮后，居然神奇地完整保留下来。

坂本龙一走上前，指尖触碰琴键发出沉闷潮湿的声响，他说，那一刻“犹如在钢琴的遗体上弹奏”。

日本“新音乐教父”坂本龙一在音乐路上走了四十多年，电影制作人Stephen Nomura Schible经过五年酝酿，终于完成纪录片《坂本龙一：CODA》，最近影片则在港上映。开头描绘的一幕，正是这部纪录片的开场故事。

多年来，坂本龙一始终积极参与环保、和平活动，关注社会事务。“311”福岛核灾令日本损失惨重，其后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东京民众集会抗议，坂本龙一也亲临支持。他在简陋的小房间里，重新弹起1983年为大岛渚电影《俘虏》所作的主题配乐，此情此景下，这首曲子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即使身为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对“人类制造的音乐”，也有过怀疑。他说钢琴的“走音”，其实是来自自然的树木试图回到原始状态的结果，所谓“正确的音”，只存在于人类概念里。而“911”事件时身处纽约的经历，让他发现，在面对巨大的灾难和冲击时，过往如影随形的音乐在城中消失了一周的时间，竟然都无人觉察。他猜测：或许在非和平的状态下，人类会自然地抗拒音乐。

相比而言，自然的声音淳朴而透彻，坂本龙一也孜孜不倦记录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声响。下着大雨的天气，他把巨大的玻璃罐放在雨中，试图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过一阵子后他拿回罐子检测成果：“罐子太厚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找出一个薄薄的铁桶，这次索性将桶顶在自己的头上就走进了雨里。

他曾受邀前往北极，但去看的却不是当地的动物，而是冰融化成水的状态。坂本龙一甚至玩起了“钓鱼”：“我在钓声音”。那一瞬间，这位音乐人的眼里是有光的。

近年对自然声音的执念，还与他2014年被医师诊断为咽喉癌有关。低烧、吞咽困难，这些都在影响坂本龙一的工作状态。于是二十多岁入行就从没停下来的坂本龙一，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机会。但他想得透彻：希望随时走都不感到遗憾。那些之前没有采集到的声音，过往没有尝试过的事，没有合作过的人，都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在病重状况下坚持每日工作八小时，完成《神鬼猎人》的配乐，便是因为“欣赏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作品”。

影片中还包括坂本龙一事业中的众多“大事纪”，如他1983年在《俘虏》中的出演及小试牛刀，《末代皇帝》从负责溥仪登基一幕的音乐到全面操刀，在《The Sheltering Sky》中用30分钟重写配乐的趣事，甚至还有他在合成器摇滚乐队“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MO）”中任乐手的片段，他在当中，认真演示了何谓“人手弹奏怎样都快不过电脑”。

从对各式物品敲敲打打，开始编排，到这些声音片段成为作品里的功臣，坂本龙一的生活片段和这些作品在电影中以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方式，行云流水地穿插在一起。纪录片名中的“CODA”意为“乐曲尾声的终曲”，亦是坂本龙一在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新的含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要多动动手指（弹琴）才行啊”，影片的结尾，今年66岁的坂本笑着说。而属于他的新乐曲，还有时间慢慢完成。

原文刊于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8/05/02/010088331.shtml

微信公众号：苏西与老丸的点心铺（dimsumdiary）

本文整理自2019年12月15日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坂本龙一：异步》映前谈。

【有言在先】：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北京3场映前映后访谈跟下来，就这场我觉得质量是最高的，以及导演在这场，把两个影片全部介绍了，所以也可以放在这部影片的影评中。主要的点有哪些呢？1.拍摄设备聊得非常详细，可能之前在海外都没有相关的报道（反正我没查到）；2.关于教授演技的吐槽，以及提到和宝爷没能合作的遗憾，大概仅此一次（桃桃淘电影那场我没看，不知道提没提过）；3.左衡作为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非常尽责地做了正确观影引导，他说的预防针，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终曲》是在讲一个电影配乐大师，它实际展现的是独立音乐人的音乐轨迹，电影配乐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在纠正国内观众对坂本龙一定位的误解。

好啦，我就想总结归纳这么多。以下正文开始。

主持人：左衡（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

被访者：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电影导演，《坂本龙一：终曲》《坂本龙一：异步》）

【左衡】：今天下午的这次放映比较特别，因为《坂本龙一：异步》（Ryuichi Sakamoto: Async）并没有列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院线的计划里。如果在座诸位有今晚还要去看《坂本龙一：终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那么这部影片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铺垫。在我旁边就坐的是本片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Stephen Nomura Schible）先生，首先欢迎他的到来。昨天有影迷留言，说对您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请您向中国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斯奇博】：你好（中文）。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欣赏这部影片，以及计划观看今晚即将放映的《终曲》。尽管收到通知时间很短，但我很高兴能来这里和中国的观众交流。自我介绍之前，我先道个歉，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先生的粉丝，但是他今天遗憾不能到场。我们得知有本场《异步》放映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坂本先生没能前来。今天，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坂本先生也向大家带来了他的问候。

保持谦卑心地说，我只是一名电影导演，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在东京长大，如果讲笑话，用日文会比用英文有意思得多。我也会说日语，所以能看懂很多汉字，感受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左衡】：斯奇博先生刚刚并没有太讲到自己的经历。您介绍完自己，我也想为斯奇博先生介绍一下在座的，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观众。台下有不少资料馆的老朋友，之前在这儿看过很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精品影片，所以相信他们对坂本龙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很想知道就这部影片而言，您和坂本先生之间的事情。比如您和他如何结缘，什么时候有的给他拍摄纪录片的想法。

【斯奇博】：我是通过拍摄这两部纪录片才更好认识坂本先生的。《终曲》从 2012 年开始，耗时五年拍摄完成。我们在共同生活的纽约同时参加了一个活动，在活动上，我遇见了他。我在东京长大，也弹钢琴。所以很早就关注到了他参与的黄色魔术乐队（Yellow Magic Orchestra），也一直是他的粉丝。因为工作原因，有一段时间很忙，就没那么关注坂本先生，直到 2012 年又重新关注到他的作品。活动中，看到坂本先生的瞬间，我就有一种直觉：应该有一个人来拍摄这位艺术家。

我和一位曾与坂本先生合作拍摄过广告朋友沟通后，就向他的经纪人发了一封邮件：我是史蒂芬，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想拍摄坂本龙一先生，他会感兴趣吗？发出后我并没有去想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坂本先生已经看过我之前拍摄音乐人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英国著名音乐人，代表作Tears in Heaven，Wonderful Tonight等）的纪录片。所以两周后他回复说：没问题。我的生活就此改变。

▲ 纪录片 | Eric Clapton: Sessions for Robert J

五年后，就诞生了大家即将在院线看到的《终曲》，它记录了坂本先生创作出新专辑、新音乐的时刻。待会儿将放映的《异步》中，有很多音乐是坂本先生第一次公开演奏，它们都集结在他 2017 年的同名专辑中。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拍两部影片，一部反映创作新作的过程，一部反映经历、观点，以及制作专辑《异步》的花絮。后者将在 12 月 16 日登陆全国艺联院线。

【左衡】：斯奇博先生还拍摄过埃里克·克莱普顿的纪录片，这对观众了解您创作十分有帮助。刚刚谈到，您写了一封信就请到坂本先生，中国的乐迷、影迷之前也都听过、看过很多报道说他是一个有个性、古灵精怪的人，所以，拍摄纪录片的交往过程中感觉如何？

【斯奇博】：和很多有天赋的艺术家一样，坂本先生很有个性，这点总结得很对。但也像那些伟大艺术家一样，他同时也很开放。交往、合作起来都非常容易。其实这都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不仅喜欢音乐，也喜欢电影、出演过电影。基于对电影的在行，他尽量给予我自由的拍摄空间，还鼓励我继续拍摄下去。拍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一套走下来，很有成就感。

【左衡】：拍摄人物纪录片时往往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事先有拍摄计划，一种是记录即时发生的事情。那么当被拍摄者是坂本先生时——他的日常行为就带有行为艺术色彩并能让我们十分着迷——这两种情况在拍摄中是否都有涉及呢？

【斯奇博】：两种情况都发生过。我一直想拍摄坂本先生创造一个新的伟大作品的过程。今天来北京和大家分享这两部影片中即将放映的这部，算是坂本先生在和大家一起分享创作出的伟大作品，所以我拍摄的时候，的确是有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回答了您刚刚问到的一个问题。

至于和坂本先生合作是不是容易……事实上，我作为导演，制作好方案让坂本先生去执行时，往往他做的是相反的（笑）。一开始，我想与这个人合作可能比较困难吧，但后来意识到，这其中是有深刻哲理的。坂本先生有非常强的信念，认为要抓住一个自然的时刻。拿他的音乐创作来说，他觉得第一次展现出来的是最好的，如果演奏之前想得太多，音乐就会听着很假，所以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导演，这也对我有所启发。

【左衡】：拍摄这两部音乐主题的电影中，您有没有和他谈过他参与电影的经验？特别是像参与《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这种。

【斯奇博】：讲过一点点。我想过和他讲电影，但坂本先生和我说他其实不是演员。趁他现在不在北京，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站在导演的角度，我其实同意他的说法（笑）。坂本先生曾和我说，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战场上的快乐圣诞》（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的自己时候，感觉很对不住大岛渚（Nagisa Oshima）导演。而他所能弥补这位他非常尊敬的导演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为这部影片做非常好的配乐。坂本先生既不在北京，我们也不在他常出没的纽约、东京，那我可以坦诚地说，他作为演员的演技我不太敢恭维，他（影片中）的化妆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他的音乐实在是太赞了！所以我更多是谈音乐，因为他也是更专注于音乐的创作。

【左衡】：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给艺联的观众事先打一个预防针。因为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对他（参演电影）的影像好奇度会更高。但实际上坂本先生更愿意在您的影片中呈现音乐家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欣赏这两部影片的听觉效果要比影片的电影技艺更重要。很高兴斯奇博先生能够这么坦诚……但他可能不知道坂本先生在中国其实是有微博的？他的言论可能会被坂本先生听到（笑）。

【斯奇博】：是的是的，他昨天（14日）刚开的微博。我应该提前想到这一点的（笑）。我昨晚才到的北京，所以现在还有一点儿没倒过来时差，否则也不会这么坦诚地评论他的演技。但是更严肃一点儿地说，坂本先生对音乐非常专注。他本身也想更多地参与到电影中来，对他而言，音乐就是很好的途径。大家可以通过影片《终曲》更好地看到他为电影配乐的心路历程。其实，他曾和大岛渚导演说过，如果你允许我为《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配乐，那我可以出演其中的角色。《终曲》中没有提到的是，坂本龙一先生还很想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先生一起合作制作音乐。

▲ 片场照 |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粉丝提问时间】

【Q1】：作为电影创作者，您拍摄纪录片时将自己的创作灵感加入影片的含量是多少。我的理解是，既然是纪录片，应该更专注于拍摄对象，我们既是旁观者，也在用客观的角度记录他。但作为艺术家，您肯定也想把自己的思考和一些艺术表达呈现其中。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呢？

【斯奇博】：问题特别好，我个人觉得完全的客观很难达到。如果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方向，那就已经排除了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已经在做选择了。所以，这过程是很主观的，导演无时无刻都在做诸如此类的选择。我个人认为在电影中不可能有完全客观、旁观者的视角，如果有人说他是完全以旁观者角度来拍摄的纪录片，我会保持怀疑。因为我自己也拍过，事实绝非如此。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就是在复制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拍摄即感知。如果用烹饪来做比喻，我的主观性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料，比如亚洲烹调里面的酱油。

【Q2】：坂本龙一先生对他的艺术理念非常有个人想法，音乐方面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其他人，而是着重表现自己的理念。那么影片《异步》中，您为了影像呈现，会不会对他的现场（舞台、乐器、装置摆放）等比较细微的方面提出建议？他是遵从您的建议，还是全部按照自己的想法？

【斯奇博】：其实没有给过建议。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当时用了八部摄影机拍摄。演出的过程当中，坂本先生会不停变换演奏乐器，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布置八部摄影机来拍他。而且演出开始之前，也只有20分钟用来布置好我们的设备，都得即兴发挥。拍摄本片时，我尽量去适应坂本先生，尊重他自己的创作过程和选择。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过去后直接拍，完全没有强调他要做什么，或者打算怎么拍。拍这部影片时就像在演杂技，所以能拍出成片那样的效果也很不容易。我觉得本片能反映出坂本先生的个人哲学，所以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而是想通过影片反映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自己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 剧照 | 坂本龙一：异步

【左衡】：好奇问一句，您的那八部摄影机具体是什么设备呢？

【斯奇博】：我们是用了四部 NHK 提供 4K 的摄影机，用了索尼 F5（可能是PMW-F5）。坂本先生希望整个现场的氛围比较昏暗，所以我也告诉摄制组尽量不要去影响现场，选择比较高效且尺寸小一些的镜头。但是，没人听我的（笑）。我的摄影人员和我说，我们找到了非常好的、法国品牌爱展能（Angénieux）的镜头。镜头非常漂亮，也非常高效，但是体型跟大炮一样。镜头聚焦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当时只剩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些非常笨重的设备布置好。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很美。虽然这部影片主要关于音乐，但是我也要再次感谢我的摄影团队。总之，我们有如上所说的 F5、法国镜头等共计六部，另外还有两部更小一些的镜头。

【Q3】：《终曲》的宣传语是“曲未终，人未散”，那以后您还会和坂本先生继续合作吗？还会有后续的关于他的纪录片出现吗？了解到您之前是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制片人之一，是更喜欢做制片人还是导演？以及能否分享一下未来的规划？

【斯奇博】：我非常喜欢和坂本先生一起工作，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继续合作的计划。对于我自己的职业规划，能作为一个制片人我非常的骄傲。如何规划一部电影，对结果是有很大影响的。我有时候会考虑一些电影背后政治的影响。以及拍一部电影时，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市场和艺术性之间做平衡。很感谢坂本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作为导演自在地拍摄他。我不是很喜欢谈商业上的事情，或者和很多人打交道，但是非常喜欢通过大银幕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我希望能够变得越来越有创造性。我现在手头有个计划，是和日本的另一位艺术家合作，这位艺术家为很多游戏谱过曲，打算为孩子们出一套童书，是关于幻想未来的。所以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将会是很不同的一类工作。 文字整理：Heavenattack【坂本龙一资讯CN】

首发于微博：//m.weibo.cn/status/IlN5fxSYq?jumpfrom=weibocom 视频来源：//m.bilibili.com/video/av79442600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让人印象深刻的，通常都是导演或是主要演员。 而音乐，恰是一部电影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赋予影像内在生命力，使观众沉浸其中。 而谈起最令人记忆深刻的电影配乐，非《末代皇帝》莫属。 但鲜为人知的是，担当《末代皇帝》的主要配乐制作者，还参与了电影的出演。 他，是一位来自日本的作曲家——

坂本龙一

也许有人并不了解“坂本龙一”这个名字，但他的作品，你一定听过。 从《末代皇帝》那恢弘壮丽的宫廷配乐，到《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暧昧清新；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凄美动人，到《荒野猎人》的萧瑟凛冽…… 为不同风格的电影注入动人力量，大概就是电影配乐大师的伟大之处。 坂本一生获奖无数，所创作的音乐曲风空灵脱俗、融合东西古今，可称为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新音乐教父”。

2月29号，坂本龙一在一场线上音乐会中，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特别的演奏。 在这场演奏中，他特意使用的一种乐器——武汉制造的吊钹。 演奏结束后，坂本龙一用中文直视着镜头说：“大家，加油。” 这样含蓄的关怀，感动了很多人。

说起坂本龙一与中国的缘分，大概始于《末代皇帝》。 话说《末代皇帝》的导演贝尔托鲁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见到坂本龙一，就邀请他出演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日满电影协会会长甘粕正彦。 于是在1986年，坂本龙一来到了北京，参与《末代皇帝》的拍摄。

《末代皇帝》拍摄现场：坂本龙一与导演贝托鲁奇

后来导演临时拜托坂本，为溥仪加冕那一幕配一段音乐，并且要求在拍摄前一天就写完、并且录制好。 给他的作曲和录音时间只有3天，并且现场什么音乐器材都没有。 后来在坂本的坚持下，剧组找来一架老旧走音的钢琴。 坂本坦言，他几乎是“一边想象乐音，一边写下”。

饰演甘粕正彦的坂本与饰演皇后婉容的陈冲

影片杀青半年后，制作人找到他希望他来负责《末代皇帝》全片配乐。 对中国民乐完全陌生的坂本立刻去唱片店，买了二十张中国音乐精选集，从头开始听，用心体会中国民乐的独特风格。 最终，坂本一共创作出了44首曲子，将西方乐器小提琴与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乐器完美结合。 而完工之后，他也因为过度劳累而不得不住院。

The Last Emperor

9.6

Ryuichi Sakamoto David Byrne Cong Su / 1987

为《末代皇帝》创作的音乐，可谓神来之笔。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末代皇帝》获得了包括最佳原创音乐在内的九项大奖。 36岁的坂本龙一，也凭借本片配乐登顶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另外参与配乐的还有苏聪和大卫·拜恩）

从左至右：坂本龙一、大卫·拜恩、苏聪

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是最后一部被允许进入故宫拍摄的电影。 这部电影堪称影史奇迹，而它的配乐同样被誉为电影配乐的经典。

关于为《末代皇帝》配乐的经历，坂本龙一说道——

有一幕戏是溥仪的皇妃大喊“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就此出走。 这幕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欢这幕戏和饰演皇妃的女演员（邬君梅）。 我第一次让工作人员听这个部分的配乐时，所有人相互拥抱，口中喊着： “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

去年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日本顶级作曲家私密的一面。 片中收录了坂本龙一30年前参与《末代皇帝》等电影的珍贵片段。 历时五年贴身拍摄，豆瓣评分8.8。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在东京，3岁学习钢琴。 大概天才都是早慧的，在照顾幼儿园的小兔时，坂本龙一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小兔之歌》。 回忆童年时他这样说道：“比起被声音吸引，我是与声音相遇了”。

初中时的坂本也曾是个中二少年，一度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 后来他曾说:“一生中影响最大的音乐家，一个是巴赫，一个就是德彪西。” 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无视学校的课程，妥妥的“坏学生”。 直到初中快结束，他都没有正经学习过学校里的课程。 有一天，他发现新宿高中的校服好看，于是就为了这么简单的理由，奋发图强一个月，如愿以偿考入了这所学校。

高中时期的坂本龙一

很多人称呼坂本龙一为“教授”，不过坂本却并非真的教授。 他并没有在大学教书，教授之名起初是来自同龄人的调侃。 坂本龙一年轻时还是个左翼热血青年，读毛泽东的著作，听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左翼思想直接影响了坂本龙一的音乐，高中时候和朋友喝酒时，他就狂妄地说—— “我们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发表激情演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时叛逆不羁的坂本也逐渐温和下来。 坂本龙一开始更多地关注环保、和平反战以及社会问题。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发现了一架从被海啸摧残过的钢琴，他被这架几乎损坏的钢琴声音迷住了。

海浪一瞬间涌上来，让钢琴回复到自然状态，经过自然调音的钢琴声，我觉得特别美。

他把这架钢琴的声音，收录进了新专辑《异步》中。

那次灾难，对坂本龙一的震撼不言而喻，他开始思考“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所能做的”。 在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说——

说起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能做什么，比起送食物和捐赠，我认为所能做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深思灾难的意义并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当然，对于受灾者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受人类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事实，将由此引发的认真思考转化为作品，这是到任何时候都没有终点的一件事。

坂本龙一在福岛核事故后的灾区

他还招募了受灾地区的孩子，组建了一支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直到2019年的采访中，他仍提到——

事件带给我的震动至今还在。 那种震动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我还没能找到答案，它们也影响着我的创作。

坂本龙一和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2014 年，坂本龙一被确诊患上了咽喉癌，不得不停止一切音乐活动。 但病情刚一好转，他又全身心投入工作。 不顾亲友反对，接下了《荒野猎人》的配乐工作，甚至自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与死神赛跑的坂本龙一，对音乐的痴迷和执着令人动容。 他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记录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声音。 他认为，那些都是浑然天成的音乐。

下雨天把玻璃罐放在雨中，想要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 后来嫌罐子太厚，干脆找了个铁桶直接顶在头上走进雨里去感受。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打开窗户，然后把录音器放出去。”

头上套着个蓝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击的声音。

坂本龙一录屋顶上的雨声

坂本认为，音乐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 在聆听和走进自然的同时，他也体悟到——

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 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坂本龙一在格陵兰岛，为当地自然声着迷

在北极圈冰雪融化的溪流中录“垂钓声音”

在森林中收集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对待音乐，坂本龙一专注得可怕。

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还是提着的。 所以为了不留遗憾，我想创作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年轻人们喜欢坂本龙一的音乐和他酷酷的形象。 而他却更希望年轻人多些严肃思考，关心沉重话题。 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 有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 不久前，中国粉丝们以教授的名义捐建乡村小学的音乐教室，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教授表示这是他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他还耐心地点赞了每一条留言。

2017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上，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世界首映，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久不息。 坐在前排的坂本龙一有些害羞，他有几分尴尬地对身边的纪录片导演说：“斯蒂芬，我们离开这里吧。” 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内敛的音乐家，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美妙的音乐。

纪录片名中的“CODA”是一个音乐术语，指的是乐章结尾部，完结部，终曲。 这也是坂本龙一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 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教授的意思是，就算快到极限了，也不会放弃挑战呐。

*本文作者：RAMA

2019年某个月美好的计划

上来就啪啪打脸。新概念背到10放弃，读书笔记0，影评0。（啊，赐死我吧）

坚持是很反人性的事儿，这个观念还得慢慢去融化它。做不到苦逼的坚持，得学会自然的坚持。就像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emmmmm“艺术家”。

艺术家都是可爱的，像坂本龙一。他把桶子套在头上听雨声，把收音器放入冰川的水中说“fishing sound”，敲打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寻找碰撞心灵的声音。简单纯粹，干净优雅，从容的燃烧，安静的传递自己接受到的来自世界讯号。

我是在下班时候刷微博才知道这部电影的上映。排片只剩午夜场了。把孩子哄睡后和爱人摸黑去了电影院。有种小小逃离的窃喜。有了孩子后看电影都成了奢侈。午夜，看一部如此冷门的电影，还是纪录片，我简直觉得自己赢得了某种胜利。

以前我总觉得大部分片子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浪费钱的傻逼。事实证明，傻逼的是我。当我满怀着期待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影厅，大屏幕里响起坂本龙一在地震公益演出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前奏，我的心瞬间被琴声敲得七零八落。

这就是来电影院的意义啊。让你全神贯注的，沉浸在电影的世界。我像是坂本龙一的小跟班，跟着他巡演，听他聊着世界，跟着他去冰川，跟着他去森林里寻找残骸的回音，听跟着他敲击海啸归来的旧钢琴。

世界太吵了，世界太快了。现在真的好难这样慢下来安静的去听世界的声音。这部电影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过音乐或者记录本身。坂本龙一让我相信了很多东西。一些在我周围不太常见的东西。而我，差一点就认为这些已经消失了。

我应该是三年前彻底放弃高跟鞋的。早些年被各种广告或者电影蛊惑，看到细跟的高跟鞋还会收藏两双。什么女王气场，什么职场神器，结果发现基本就是买回来吃灰的。有两次搬家的时候全扔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买过一双。我的大脚也彻底解放了，不再为了挤进尖酸刻薄的小高跟鞋里“做别人”了。

接下来放弃的是裙子。折腾了所有的风格，对，甚至包括碎花娃娃裙，最后发现自己适合的只有牛。仔。裤。我可能会穿到60岁。破洞的小脚的直筒的超短的喇叭的，老太太都可以试试。想想也有点酷。

以前我觉得放弃是痛苦的。但是尝到放弃的甜头后发现并不是。放弃是更清楚自己适合自己更需要什么。说起来很容易，得做，才知道。

这个世界很乱，信息在爆炸，选择在排队，所谓寻找自己的声音也仅仅是一个幌子。不要为了寻找去寻找，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地方默默行动。

去感受世界，接受世界的讯号，把它们变成一些可传递的东西。像坂本龙一一样。安安静静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