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

好看吗？很好看。 好看什么？ 一部电影好看什么，取决于你琢磨想看什么。譬如河边的错误。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也没有看那些物料，譬如强调要先补课那些大学生关于这个电影的见面会对谈。 我就是盲看的。 当然，你肯定首先不能排斥朱一龙，譬如有人到我这说：为什么又是朱一龙，我一看就烦，他的我就不要看。 你谁。 电影开始的剪辑很重要。看电影有个有生到熟的过程。你花了波折塞进了电影院，一片漆黑，一堆广告后正片开始。 这个开头特别重要，如果别扭了，基本救不回来。 开始就是废墟，一堆小孩玩，然后一个孤零零的小孩。我对电影的好感是从这个孤零零来开始的。我是70后，但我是比较特别的独生子女。所以，我特别熟悉孤零零。 然后小孩子乱窜，这个就类似瓦力。我喜欢瓦力，就喜欢他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小孩一推门。这个一推门特别重要。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现场。然后我琢磨该出现尸体了，没有。 出现的是办公室，官僚，同事，闹哄哄的电影院。 很多人不喜欢pj的金刚，就是上岛之前太长了，因为要急着看大猩猩。就像这不是悬疑片吗，急着得见到尸体。 不要急。 这个不要急就是电影的节奏，这个节奏导演拿住了。 这里要提朱一龙的徒弟小谢。从这个小徒弟开始劈叉，电影就变得危险了，什么危险呢，因为你要喜欢上他了。 然后朱一龙扮演的马哲就这么眼睁睁地陷入了泥沼。 这个电影讲什么，有人被杀了，找谁杀的，为什么杀。这【孜然】没错。但就我而言，就是看朱一龙在泥沼里慢慢被吞噬，从不知不觉，到非常痛苦，到习惯。 这个吞噬的过程电影很好，靠什么呢，靠电影的节奏，靠每一个演员没有漏气。 出现了月光。我知道电影里出现古典音乐准没好事。譬如出现路顶下的小姑娘，你得有个小姑娘吧，但是如果出现了贝多芬啊，肖邦啊，基本就会出现尸体。如果出现了巴赫，这个尸体估计不容乐观。 然后，出现了诗。 这个是电影特别击中我的地方。那个诗念得特别滑稽，所以这个得是方言，特别滑稽的方言的，然后又一本正经。大家都在嘲笑，讪笑。 可是有人说：我们要相信诗的力量。 在这个泥沼里，有人相信诗的力量。 然后呢，然后出现了理发店。这是电影第二个亮点。 这个泥沼为什么是泥沼呢。就是一切干预世界规则的东西都会被察觉，被同化。被正常化。 这个演员特别好，有种心如死灰的热火朝天：我知道，我们可以跳过这个流程。 他到底遭遇过什么，他到底怎么熬过来的，他怎么出现在这个故事里的。 电影很【狠毒】地若影若现。然后。给你来了个亮相。 然后围绕着马哲，领导，妻子，同事，医生，越来越多的线头变成了越来越紧的罗网。 这时候，案情发生变化了。似乎就是路边摊快出炉的时候，那一声“轰”。就像拔牙的时候被点着了炮药，变得，更冷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关键，就是电影忽然变得绚烂。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电影好不难，我看着的时候很满意，但就像什么审查，什么他们比张艺谋更懂，我就等着最后一根钉子。 怎么圆呢，怎么收煞呢。 收煞得特别厉害。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都忘记那个电影里有那么多朱一龙，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自己。 所以，这个电影很好看。

文 / Annihilator

全文约2400字 阅读需要6分钟

作为一部所谓的“文艺片”，《河边的错误》没有同它的前辈们那样披上一层通俗亲民的皮来努力骗取下沉市场观众的信任——陈哲艺《燃冬》与魏书钧自己的《永安镇故事集》的教训近在眼前；相反，它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即将自己伪装成一艘打着“难懂”、“细思极恐”旗号的草船，成功骗取了接连不断的解读之箭矢，保障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消费者的再创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流量生命力。

但是，一个看完电影后感到困惑的观众，并不需要从一个标榜“带你看懂”、“干货”的影评视频中得到解答，而只需要稍稍更换一下思考的角度：在这样一部电影中，所有的一切，清晰明了也好，扑朔迷离也罢，都处于一个名为“作者意图”的至高权力的牢牢支配之下，而这一权力假借着象征主义的虚假多义性暂时开放了解读的空间，也丝毫不能撼动它拥有最初决定权和最终解释权的事实。既然如此，何必大惊小怪？马哲疯没疯，杀没杀人，立没立三等功，看似模棱两可的选项背后不过是一个故意悬置了答案的设问句；占据着那河边凶杀案的悬而未决之核心的，也不是一个未知的黑洞，而是一则精心编织的寓言，而任何一则寓言，无论其表象在象征主义置换的反复迭代中如何看似彻底地改头换面，最终都仍意图成为其寓意的一个绝对忠实的能指。并且，这种经由扭曲的能指常常可以对其所指起到某种似是而非的赋魅效果，似乎不管作者意图多么愚蠢空洞，只要在象征主义逻辑中绕上两三次弯路，就能立刻焕发出崇高的“艺术性”：譬如，余华在原作小说后记中的那句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可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在剥离了十足厌女的比喻之后，剩下的不就是那一套最无聊的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说辞吗？

河边的错误 (2023)

另一方面，这种象征主义手法自诩精妙委婉，实则粗暴直白：它将世界切割成意义的网格，将事物变成其它事物的符号，将人物和情节变成一出预先彩排的木偶剧，先架空一切，再让作者意图成为一切的答案。如果说余华上世纪那些所谓的“先锋小说”建立在对这一手法的纯然依赖之上，那么魏书钧的改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河边的错误》开场，警察局长让马哲搬到一个废弃的电影院办公——熟悉魏书钧那两部谄媚投机的前作的观众，可能会对这段突兀加入的迷影元素感到心中窃笑。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层虚设的元电影嵌套结构，魏书钧成功将电影转换成了其自身的一个经典象征——一台“造梦机器”，只不过这里的梦不是美梦或梦想，而是噩梦，是幻觉；而以这一原初象征为中心，一个无限自洽的场域得以展开，在其中，借着“梦”之表象，（作者理应遵从的）现实逻辑被肆无忌惮地替换为（作者任意制定的）象征法则。办案牵强得有如名侦探柯南？事件的推进巧合到一眼见底？对受虐狂、异装癖和孕妇的想象太刻板？没关系，既然一切都只是一场历史的梦魇，那么这些东西也都是梦中的象征符号而已，无需较真。反用余华的比喻来说，只要符号所指涉的是那如直男想象中的处女一般的永恒纯粹的真理，那么符号本身如何意淫都没有关系。于是顺理成章地，《河边的错误》向观众展开了象征符号的狂轰滥炸：婴儿、录音机、乒乓球、照片、红色大衣、诗歌……不仅如此，象征体系总是有着自我重复的惯性和自我闭合的趋势：我们听到了一次月光奏鸣曲，就知道它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在每一个高潮部分反复地渲染阴郁的基调；三等功、拼图、河上漂浮着的衣服，一旦出现，就注定成为一个在结尾被回收的伏笔；最后，毫不意外地，在一个被明确提示的梦境中，此前出现过的所有象征符号以最密集和连贯的方式回归，组成了一部“电影”——乍看之下，这是电影中最不可理解的部分，但它实际上却构成了对“作者意图”最清晰明确的一次强调。

河边的错误 (2023)

在这一意义上，真正与魏书钧形成对照的作者，并不是奉俊昊——《杀人回忆》，与其所有作品一样，其核心类型是讽刺喜剧——而是黑泽清；哪怕无视其剧情和主题上与《X圣治》的共性，仅就朱一龙的造型和表演气质上对役所广司的模仿，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但在黑泽清的这部杰作中，那些水、火、音乐、烟雾和幻觉性的光线，并不是什么象征或隐喻，也与国内学者总喜欢挂在嘴边的“意象”毫无关系；相反，这些元素，没有一刻成为了指向他者的符号，而恰恰是始终作为物质自身，在物质的运动与变化之中，不断向我们散发着知觉上的丰富诱惑：水缓缓流淌、滴落，火焰跳跃时的闪烁，留声机播放时嘶哑的摩擦声，金属撞击带来的震动……电影中的人物，正如电影外的观众一样，正是为在这些物质对感官的扰动之下被不知不觉地摄去了魂魄。在黑泽清最好的电影中，我们总是能感受到这种物质的催眠术：《东京奏鸣曲》开场，一阵风吹起一张报纸，将我们带到一个昏暗的玄关前，女主人推开门，窗帘随风飘动——黑泽清不需要鬼魂（在他的恐怖片里，鬼常常表现为滑稽的实体），就已经在日常的物质性之中唤醒了超现实的瞬间，与这样的瞬间相比，《河边的错误》中那个以一镜到底手法拍摄的、塞满象征符号的浮夸梦境又算得上什么呢？魏书钧当然不至于是对影像毫无追求的作者，但他的场面调度宛如分镜头表格般精确而毫无生机，没有能力去捕捉和洞察物质，只满足于拼贴它们在象征体系中的残影余像。

CURE (1997)

物质自有其魅力，无需强说意义，正如“X”到底是什么根本无需解释，重要的是它作为两道交错的裂缝，打开了从日常秩序的表象通往更原始的物质性世界的入口；而象征主义只能以意义的预设性存在为前提来制造多义性的烟幕，正如河边的“错误”并不是一个谜团，而仅仅是一个谜语，小心翼翼地布满了线索和暗示，生怕让观众错过了破解它的机会。对于《河边的错误》这样的电影，就像对于姜文那几部极为拙劣的象征主义电影一样，真正愚蠢的不是“看不懂”，而恰恰是绞尽脑汁地试图“看懂”，心甘情愿地钻入作者设置的符号骗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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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雪风

文章首发于《GQ报道》

一

先聊聊《河边的错误》。

其实电影的结构可以简单粗暴的来理解：马哲进入梦境时看到局长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西服，就是导演特意给梦境场景打上的暧昧却显著的水印。其后所有带有红色色块的场景，都可以理解为幻想场景。为了强调这种幻想和真实的区别，魏书钧特意用两个几乎一致的场景做了细微的强调，也就是马哲去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室。前一次，他看到了局长的椅背上挂着一件和他梦境当中一样的粉色西服，这其实也在已经在暗示他所谓的醒来，只不过是他梦中的一个假象。而后一个差不多的场景，是他去汇报他杀了疯子时，那件粉色的西服不见了，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场景。

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理解，影片的结构其实相当清晰。现实和梦境泾渭分明，现实当中，社会对于凶手束手无策，办案人马哲则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梦境当中，他则枪击疯子，并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三等功，且顺利地诞下了孩子。

梦境的圆满结局，现实的黑暗无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是在影片的开头就已经给出了的：那个代表着马哲的小孩沉浸在他的警匪游戏当中，但当他打开一项通往真实世界大门时，才发觉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废墟。

这种对比还体现在影片中那些人物的常规生活和他们的真实精神世界之间的强大差异。

幺四婆婆和疯子之间，那看似人畜无害的相互取暖关系，其实有着虐待与被虐待这种类SM关系。在马哲的梦境当中，婆婆脆着蹶起屁股，然后说出的“死亡太美好了，可惜只能死一次”，这样的话语明显亦有所指。现实中的鞭子，以及屋子的鞭痕，则让这种怀疑越发振振有辞。而王宏的地下情，以及许亮的易装癖，以及马哲的有先天智力缺陷的还未生育下来的孩子，也是这样一种对比关系的产物。

这种从影片结构到人物状态的对比关系，一起构造出一种强烈的表面上的正常与内里的压抑与疯狂这样一种分裂的社会和精神图景，表面上案件的顺利解决与内在的悬而未决几近崩溃，则是某种集体性的精神危机的象征。

简而言之，影片花俏玄虚的外表里面，实际上是坚实的现实主义质地。

而这种现实主义，也是这部电影版与原著之间的最大分别，也可以说是导演魏书钧与原著作者余华之间的巨大区别。

余华原著中罪恶的来源是无据可查飘忽不定的，而在电影当中虽然模糊却有着强烈的蛛丝马迹。

前者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抽空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前史，而在后者当中都是具体的人，有着他们具体的困境和挣扎，以及秘密。

对许亮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示出这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余华的小说当中，许亮是一个受迫害妄想狂，第一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就认定自己嫌疑人的身份无法被洗脱，到第二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向警察袒露自己又出现在凶案现场，其实他根本没在。到第三个受害者出现时，他开始主动出击，向他的邻居广而告之他的倒霉经历，他言之凿凿地确信自己去过现场，而这还是他的臆想。

他显然无法接受命运的不确定性，于是，他主动创造了确定性。他主动承认甚至是编造自己就在现场，这样他就不会再有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他亲自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杀人嫌疑的证据链条，然后一死了之，彻底摆脱了世界不确定性对他的残酷折磨。

相较而言，在魏书钧的电影版中，许亮的自承其罪，是害怕他的易装癖这个隐秘爱好被发现，于是采取的转移视线大法。他情愿因为杀人而被捕，而不愿意这个丑闻曝光。当马哲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地替他排除了杀人的嫌疑，因而他易装癖的秘密泄露时，他选择了在马哲的工作地点跳楼，以死来表达他对马哲隐晦却坚决的愤怒。

余华小说当中，这是真实的杀人犯无动于衷、而无辜的人却畏罪自杀的莫名荒诞，而在魏书钧的电影当中，变为了尊严受损的以死反抗。

在余华的小说中，疯子似乎是偶然和无常的代言人，他随机选择那些被杀者，三个受害者其实并没有什么一致的关系，如果说婆婆是他的抚养人，那个小孩是杀人现场的目击者，这还有某种因果律存在的话，那第二个受害者则完全是个路人，他的死完全出于残酷的随机率。

但在魏书钧的版本当中，虽然说疯子虽然神智不清，但他的杀人对象确实有选择性的，他有步骤的杀害了第一次凶案现场的目击者。所以片中的主角马哲对抗的不是命运随机性的不可抗力，而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带着疯子面具的一个超级杀人狂，他以他不可理解的明确逻辑，按部就班的清除历史现场的所有人。

余华的小说中马哲的崩溃是对命运无指向性的随机率的厌倦和绝望，魏书钧的马哲的崩溃，是因为他的调查导致了更多人的无辜死亡而产生的过大道德压力。魏书钧的电影里马哲的崩溃来源于意义之重，而余华小说里马哲的崩溃则来源于意义之轻。魏书钧拍的是惨烈，而余华写的是空洞。魏书钧拍的是所有悲剧里面的隐秘联系，而余华拍的是这个世界里所有的联系都是自做多情。余华讲的是在巨大的荒诞面前人类那些难以理解的愚行，魏书钧的这部电影则体现出的是对那些身处在隐秘泥潭之中的少数派们深切的同情。

简而言之，除了基本的人物设定和基本的故事走向之外，实际上。整个故事的意涵天差地别。当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我们无法从中分出高下。但不得不说的是，魏书钧的改编完美地避过了余华小说里一以贯之的最为重要的东西。

二

余华小说无时无刻都在讲述暴力，其中最大的暴力，是历史的无常进程，这在他中后期的小说更为明显，而在前期，这种暴力来源则更为抽象， 比如这部《河边的错误》以及《现实一种》等等，你之能将其归结于一种命运的随机而惨烈的玩笑。在这无穷无尽的暴力当中，余华作品当中暴力的具体执行者和受难者，也就是人类，面目则相当复杂。

余华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对人这种生物的态度。

具体到这部《河边的错误》当中，人呈现出一种空心化的质感，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思想和惯性的应声虫，但他们都有着可笑的惯性的自尊，所以他们会以一种拙劣而诡异的方式去隐藏着一点。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一部不知道哪里出错了的机器， 看似正常内里却有着神精病的质感。

余华的写法，更是强调了这一点，比如余华特别喜欢用于是这两个词：

没跑出多远她就摔在地上，于是她惊慌地哭了起来。

局长走来，于是两个人便朝河边慢慢地走过去。

这个时候，马哲又听到了那曾听到过的水声。于是他提起右脚轻轻踢开了鹅，往前走过去。

马哲这时说:“你把那天傍晚的情况谈一谈吧。”于是他摆出一副回忆的样子。他说道:“那天傍晚的河边很宁静，我就去河边走走。我是五点半到河边的。我就沿着河边走，后来就看到了那颗人头。就这些。”

这两个字，当然是余华的一种惯用词汇，但当它被用在诸多看起来并没有困果关系的惯常性动作当中时，整个句子以及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质感，它让这些人物看起来都像某种牵线木偶，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于是他们又一次这样做了。这种句式让余华小说的每一个细部都充满着随机而又带着某种决定论的气息。

而在描述另一个无名的“他”时，余华更是细致地描述了他的这个空洞状态：

“那个时候他正从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站在弄堂口犹豫着。他在想着应该往左边走呢还是往右边走。因为往左边或者右边走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犹豫着。但他犹豫的时候心里没感到烦躁，因为他的眼睛没在犹豫，他的眼睛在街道上飘来飘去。因此渐渐地他也就不去考虑该往何处走了，他只是为了出来才走到弄口的，现在他已经出来了也就没必要烦躁不安。他本来就没打算去谁的家，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他只是因为夏夜的诱惑才出来的，他知道现在去朋友的家也是白去，那些朋友一定都在外面走着。”

小说中的三个嫌疑人，他们三个看似关心自己自处嫌疑犯的困境，但他们似乎更在意他们在警察面前的表现，他们坦白或者说谎，似乎并不只是为脱罪，而是为了让警察觉得他们谈吐得体逻辑清晰。他们似乎都在扮演一种角色，然后等待着别人的评判，就像小说中的那个小孩一样，因为被别人忽略而暗自神伤，然后又因为别人的注意而瞬间趾高气扬。

人自身内部的空洞、愚蠢、荒诞，与外在的整个世界的无序随机，一起构成了余华小说的最底层的核心。

这一核心，从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中期的《细语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再到后期的《兄弟》《文城》，一直处在被逐渐淡化的趋势当中，但不得不承认，它们都一直顽强的存在。也可以这样说， 正是这一底色，才让余华的长篇小说不只是苦难的堆砌，而有一种直指本质的锐利。

也因此，余华对于他笔下人性的批判，并不同于鲁迅似的批判。鲁迅的批判，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也就是人是有能力向善向好的，所以他才有一种痛心疾首，为人的短视愚蠢和邪恶，因为有选择才会“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但余华的批判，是建立人其实没有自由意志这一底层逻辑之上的，所以他早期的愤怒，更多于来源于人类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本质的粉饰和伪装，他讲述人的盲动和盲从，讲述世界的无序，更讲述人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盲从和盲动，误认为是自己的睿智和决断。人类的理性，其实千疮百孔，人类自以为自己在思考，自以为是思考在驱动行动，实则是思维只是人类无序行动的辨护，是空洞的华丽回声。整个外部世界的空洞，内在精神世界的空洞，在余华早期作品中琴瑟合鸣，一起谱写出古怪而又冰冷的乐章。在他语言的描述中，人类以一种更陌生的更惨烈的方式，像机器一样走向终局，古典小说中人的尊贵，被余华用一种无法言喻的冷酷野蛮所代替。

当《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时，余华的愤怒从某种程度隐去，一种深沉的悲悯开始产生。

在《活着》的某篇序言中，余华这样写道：人是为活着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任何事物活着的。人是为活着而活着的，其实是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通俗化版本。活着的目的，本质上也是不存在的，它同样只是活着这一本能在人的内心所激起的泡沫。活着的欲望这一生命原动力，或者说人这个机器的燃料，驱动了世界所有的愚行和恶行以及善行。

正是这一思想，让余华有了宽容和悲悯。这种悲悯同样和鲁迅似的悲悯不一样，鲁迅似的悲悯，来源于创作者的诚实和善良，他们深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未必能做出真正高尚的选择。而余华的悲悯则更加底层，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既不是这个世界运行规律的主人，也不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更不是肉体的主人。但我们却因为这个肉身的基本欲望的存在和展开而受苦甚至是受难，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也是我们自己的受害者。所有的恶与善，看似由我们造作，其实又与我们无关。

这种宽容也让以往余华尖锐的批判变成了一种透达的黑色幽默，相较于非理性的基本欲望与这个外部世界，我们总是高估自己理性的力量，特别当这种对理性的推崇，以一种毫不自知的庄重和郑重出现时，幽默也就出现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河边的错误》一样，余华小说改编的另两部电影《活着》和《许三观》，也都没有将余华对于人及人性的这种看法注入其中。

余华的这两部小说，是活着这一基本且非理性的欲望，与非理性的时代，以及总是高估自己实力其实短视的理性三者角力且共舞的故事。但这两部电影选择忽略掉了非理性的欲望和短视的理性这两个层次，而将悲剧的核心定位于非理性的时代本身。所以它们就变成了有着小缺点的尊贵的人类，在非理性的时代的倾轧下，痛苦求存的故事。

当电影中少了非理性的活着的欲望时，它们自然而少了一种余华小说中有的坦荡且粗壮的粗野，当少了短视的理性这一因素时，电影也就了那种无法抑制的黑色幽默。

在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当中，福贵早年的无耻和混蛋、具体历史事件当中具体的人的愚行也被大幅删减，影片显然怕伤害电影人物在观众中的形象，而对他们大加保护，但这种保护，却让原小说丰富的质地在电影中变得相对单薄，小说原先荤腥不忌的飞扬，在这部电影中变成了谨小慎微的拘谨，那种饱满的更具动物性的亲情，在这部电影中还是具有着中国传统伦理戏的按步就班和惯常苦味。

至于韩国演员河正宇执导与主演的《许三观》，则看起来对于《许三观卖血记》并无真正的理解，他如同一个贪婪的商人一样摘取了这篇小说中那些有冲击力的情节，却未真正将之融会贯通。他既没拍出许三观、许玉兰等人那种怪异短视却又自成一体的行为逻辑，也没有真正拍出时代如何层层加码血腥地将人击倒的一波三折。河正宇看起来像是个忠实却又才华有限的粉丝，他既无能力捕捉到余华的真正意趣，才没有能力推倒重来建立自己的主题。

有意思的是， 这在电影中缺少的两者，在真实的余华身上随着文化类综艺以及他的各种演讲访谈的传播而被广泛认知。他家里面所有人的都没有了阑尾的段子；他对于他风格简洁朴实的解释：因为他认字不多；他自己搞文学的原因：因为不需要上班，可以在街上闲逛等等细节，无不透露出一种坦荡的态度， 里面都有一种荒诞的底色。

这种不高看自己的人性，不粉饰自己的人生，从人生里发现这种荒诞并宽容这个荒诞的从容，与后期余华小说里面的坦荡而又幽默的情怀其实同源。这种对人性缺陷的体察，对人类理性的深刻不自信，让他有着一种更彻底的平等观，这让他在现实中并没有精英知识分子惯有的冷竣和孤傲，他在他的小说中预先原谅了所有人，他在现实中也就同样和光同尘。

大众被他这种毫不自怜自傲的达观和幽默感而折服，但不会知道这种达观，和他早年在作品中的极端虚无和愤怒，其实共享着同样的思想基础。

作者：小野爱

魏书钧可谓是全中国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晋升”最快的90后导演。2018年其执导的短片《延边少年》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特别提及奖 。2020年导演的长片《野马分鬃》入围第73届戛纳电影节官方单元。2021年，《永安镇故事集》入围戛纳平行单元导演双周的展映。再到今年，其最新长片《河边的错误》闯入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参与展映，角逐“一种关注”大奖。

或许，《河边的错误》将给他带来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份来自戛纳的荣誉。

本片改编自余华的同名中篇小说，由朱一龙领衔出演男主角警探马哲，曾美慧孜饰演他刚怀孕的妻子白洁。

故事讲述了一桩吊诡凶案牵扯出多名嫌疑人，刑警队长马哲（朱一龙 饰）被无法言喻的真相不断拨弄，逐渐陷入荒诞、不安和分不清是真是幻的时刻与记忆中......

余华的原作小说，行文风格冷峻，设定上也更加大胆先锋，人物更多，人物关系也更加复杂；小城里全员“疯子”，每个人都有嫌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危机。

因而，这部《河边的错误》是影视圈公认的改编难度极大的作品，也曾被张艺谋青睐，但改编计划无疾而终。张艺谋最终另选余华的《活着》进行改编拍摄，影片入选戛纳主竞赛单元，被许多影评人评价为张艺谋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

敢吃螃蟹，就敢拿出过硬的作者风格。作为一位常在电影中夹带私货的导演，魏书钧将余华的小说改编成了一部致敬荒诞现实主义、反侦探电影套路的心理分析作品。

马哲穿着黑色的皮夹克，总在小城浓郁的夜色中行走办案。而他办公的地点——电影院的舞台，更是背景无光，全靠点灯。沉郁的色调中，饰演马哲的朱一龙，面庞更显得棱角分明、一镜复一镜的瘦削。

朱一龙在映后的采访中透露，为了将马哲孤独、迷茫又焦虑的精神状态外化表现出来，他特意在开拍之前适当“增肥”，而拍摄计划是按照电影事件发展的时间线安排的，于是他在片场再控制体重，在电影中就自然呈现出了他随着案件难度的复杂、工作难度的增加而“日渐消瘦”的面貌。

魏书钧给这座江南的小城丰沛又无穷无尽的雨水。凶杀案在下雨天，追凶在下雨天，寻访证人在下雨天。层层的雨帘遮蔽了小城的真实面貌，让角色们只能穿抵挡雨天的衣物，更让画面中弥漫出一股潮湿而神秘的气息。

为了实现荒诞现实主义电影近乎表现主义的明暗对比度，魏书钧还采用了相较数字摄影更为昂贵的胶片摄影，配合背景中温暖的蓝光，复刻了九十年代电影的迷离质感。

自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于2014年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之后，中国制作的侦探电影成为了在国际上备受青睐的一种类型片。

但是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将余华的原作从风格、结构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在各种意义上进行了侦探电影的反套路尝试，真正将“谁是凶手”悬置成了无关紧要的麦高芬，至此，本片也彻底摆脱了《杀人回忆》模仿者的嫌疑，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侦探电影。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国外媒体的许多好评。

《银幕》场刊评价：“《河边的错误》提醒人们，过去的另类叙事视角和电影的复杂性推动了电影的发展。”

《国际影评人协会》说道：“虽然这部影片有太多的留白和错综复杂的剧情，但仅凭其独特的氛围，《河边的错误》就值得一看。”

以下是我在朋友圈发疯的话，转发至此。

电影没死，电影真没死，咱们大家都活着呢，你要真觉得电影死了，你就好好拍点有用的，叨逼叨叨逼叨，一直在那暗示电影不行了，人家“朱一龙”是个警察，不是导演，“康春雷”你也不是一个好演员，编剧就好好编剧，导演就好好当导演，行不，我真的服了，怎么会有一个这种导演[裂开][裂开][裂开]

魏书钧这么个人，太能装逼了（仅仅说的是电影表达），真的，你那点玩意你要不想好好讲出来，你就可以不表达，没必要藏着掖着对吧。

个性不是这么玩的，不是让你故作高深的。

我去电影院看陈凯歌看张艺谋，我从没觉得被欺骗，怎么现在国产“文艺片”都喜欢坑人了，他妈的你们可以不拍的，可以都去拍“主旋律”，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对了，魏书钧，还要安排电影院招牌的那两个字“电影”那俩字特意摔烂（真他妈的真刻意诶），怎么的，就反反复复表达你心里面那点东西，服了

要不咱也不用看原著了吧。办案在案件发生之前搬到电影院办公，为了真诚鼓掌，还安排念诗，警察跟个傻子一样，角色也跟傻子一样，华语电影没了你魏书钧死不了，真的服了。（原著看了点，至少比电影自然）（仅代表个人想法，不具有参考价值）

别喷我，我是看过电影的

全文都是剧透哦

首先，影片中一共死了四个人，幺四婆婆、王宏、小男孩以及许亮。

幺四婆婆的死，凶手确实是疯子。影片中很明显，幺四婆婆是“受虐癖”，她的死可以归结于特殊癖好实施过程中的失控，比如疯子把镰刀当做了鞭子。

后来马哲发现了王宏和钱玲的师生恋。王宏清楚地明白这个只追求真相的警察并不会为他保守秘密。“只有死亡才能逃脱现实”，王宏选择死去，或者是他利用疯子杀了自己。

随着疯子拿着凶器出现，其实案件就已经真相大白了。但凶手是疯子意味着失控。可以从马哲妻子的控诉中看出，马哲是一个极度理性、拒绝失控的人。他可以接受凶手是一个逻辑缜密的人，却无法接受凶手是一个疯子，凶案是一次“错误”。

所以马哲仍在寻找所谓的“真相”。正是因为他对“大波浪”的不断追寻，导致了许亮的死。许亮宁可被冤枉入狱，也不肯暴露自己异装癖的秘密，被马哲寻找真相的过程暴露了。他在身体上救活了许亮，却在精神上杀死了他。许亮选择了自杀，其实也是对马哲的报复。

而小男孩的死象征了马哲精神上已经死去。小男孩拿着一把木枪装警察，且开心地说“如果你找到凶手了告诉我，我要看看他长什么样”。他只对于找到凶手这件事情非常兴奋且沉迷，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意，这何尝不是另一个“马哲”。

最后小男孩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凶手，也就是疯子。

对真相的渴望，杀死了他。“他”是小男孩，也是精神上的马哲。

马哲后来说他开了四枪，少了四发子弹，其实是暗喻这四个人虽然都不是他杀的，但是却由于他在追求世俗上的“真相”而死。

疯子、受虐癖、有悖伦理的恋情、异装癖，因为错误地出现在了河边，被“追求真相”杀死了。而“追求真相”的人，杀死了他们，也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难以溶于世俗的“疯子”。

ps. 写完之后，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句话，人人都在分析马哲，人人都成为马哲。我写这些解读，又何尝不是在做和马哲一样的事呢。

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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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哲是否疯了的一些理解：

我不觉得马哲疯了，很多看似像梦境或者幻觉的场景，我的理解是导演用来隐喻的手段，人的疯和不疯其实界限没那么清楚。

不存在的三等功，也许事实仅仅只是别人都忘记了，但马哲还记得，导演拍的也是如此。但是导演又用一些看似是剧情其实是隐喻的情景来让观影者发散思维。“三等功”是完全被世俗社会认可的标志，马哲是个警察，是主流社会认可的角色，但同时他又是和领导打乒乓球永远不会让球、穿警服不自在的人。这种游离感，导演用“三等功真的存在吗”来隐喻。

最后他的小孩是否是精神病不重要，每个正常人，都有可能变成疯子。我们看似在社会正轨上过着普通的人生、有着普世的价值观，但我们和疯子的界限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最后那个场景，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却在做和疯子一样的动作。10%的概率，是马哲孩子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率，也是我们变成精神病人的概率，被普世价值观杀死的概率。

我很喜欢余华说的一句话，“你只要把老人写成老人，把大海写成大海，他们就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的”。所以说《河边的错误》的存在是在讲一个故事，剩下的部分是观影者来发散来补全。每个人的解读都是让自己实现了逻辑自洽的一种方式，我的也是。也许一千观影者会有一万种解读，而我认为每种解读都是对的。因为重要的不是解读，而是你在电影中感受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