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

   我相信，《孔雀》一定能成功地煽到一部分人。但遗憾的是，《孔雀》能做到的，似乎仅仅限于煽情，而离顾长卫本想达到的深刻，还距离很远。
    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第一次去拍电影的人选择这样一个剧本，因为讨巧。无论作家或是导演，他们试图开始去描绘自己理解的世界，第一次，总是选择和青春有关的题材。然而为什么要说青春，时下消费青春这个概念的不仅仅有郭敬明，还有一些貌似站得更高的人。青春这个题材，太容易引发同情，这种同情可以成功地置换成对作品的赞美，而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高度，引来关注、思考。
    片子分为3部分，从同一个场景分别引出对姐姐、哥哥、弟弟的描述。姐姐和弟弟都被导演试图塑造成以个人对抗外在、以理想对抗沉闷、以青春对抗磨折的青春戏样板人物，其故事的进程也大约遵从固定走向：一开始是鲜活生命，有着斑斓的理想，但生活不平，压过来不可抵挡的同质化过程，最后屈服、放弃，然后在片子的最后哭。而哥哥由于角色的设定是傻子，所以有幸免去为青春残酷做代言的机会，很踏实的讲故事，曲折处不承担见证的作用，反而充满了张力，是片子最好看的部分。
    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创作叙事型作品他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故事？讲怎样的故事？怎样讲故事？第一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主题”，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内容”，第三个问题之于电影，核心在于“镜头风格”、“叙述进程”。《孔雀》就单段来说，是传统的、叙述型的，其进程符合时间顺序，也就是经验的、煽情的。但是从整部电影来说，由于导演有着讲述“平民史”的野心，所以把时间线索打乱了，但这种打乱并没有使得人物的性格、遭遇更加独立、私人化，反而使得在一开始，由于对整个环境缺乏介绍，姐姐这个人物极为让人费解，没有做到给观众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况且，通过对个人的塑造去完成对于年代、生命状态的表现，导演更是明显的缺乏掌控能力。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表明了导演想在自己和作品之间保持一种观察者、记录者的距离，但导演的克制态度仅仅表现在使用这么单调的表现手法上面，内容却很高烧，充满了创作者粗暴的臆想和企图操纵观众情绪而不得不依赖的矫情。
    选择弟弟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又太文艺了——文艺得可笑。从电影本身来看，看不到弟弟对于生活有何体验、有何自觉，却拥有了全能视角。倒叙，回忆，包括“逃离了我出生的城市”、“隐秘的生活”，这样的台词，对于一个编剧，其轻浮、散漫、粗糙都不见得创作上下的苦心。
    顾长卫的采访里说，当电影开始拍，故事开始继续的时候，故事于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自行发展。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孔雀》里看到导演是如何扭曲故事本身的发展。哥哥这段故事本身的生命力在最后被导演粗暴的制止纂改了，原本哥哥的性格中的自私、贪婪在结婚之后奇迹般被温情、宽容代替了，这只能说是导演降神谕。
    在一片对《孔雀》的褒扬中，唯一名副其实的是对于70年代氛围的塑造，而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成功唤起人们的怀旧并不能代表在艺术成就上也同样成功。

影片对于三个年轻人的性格刻画可谓独具匠心。五口之家的姐姐是一个对未来怀着憧憬的女孩，她拒绝平庸生活，在她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激情，枯燥的现实生活难以满足她萌动的梦想，一个个的梦在心中滋生，却又一个个地失落，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因此跟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然而梦想的破灭让她失望至极，仿佛生命就此委顿，所以她想通过绝食来对抗绝望带来的痛苦，影片一个片段展示姐姐骑着自行车拖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神采奕奕，灿烂的像一朵绚烂的花，反映她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她热爱生活，对音乐爱好，本来以为找到一个知音，将这位忘年交认做干爸，然而也好景不长，她的干爸因为不被人理解而自杀。影片开始不久姐姐在门口过道里练琴。镜头中间的姐姐穿着白色的衬衣纯真素朴、专心的拉着手风琴，右侧不远处还有位老者坐在昏暗的房檐下呆望着远方了无生气，而画面左侧姐姐身旁的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壶里冲出弥漫在空气里，壶盖被顶得啪啪作响，姐姐停下手中的琴向水壶望了两眼，最终还是没有动，继续拉琴。这样一个静止的长镜头，表现出姐姐对日常百姓柴米油盐生活的不啻和对艺术理想生活的向往痴迷，姐姐的性格与命运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姐姐不得不屈服于生活，在她决定结婚的时候，就是她决定回到现实的开始。尽管心里还藏着对爱情的梦想，然而多年后，她又在街上认出当年英姿飒爽的情人，而此时的情人同样变成了和平常人一样猥琐，也认不出姐姐是谁？那个年轻军官嘴里吞着包子推着单车慵懒地埋没在人群里时，姐姐对爱情的美好回忆顿时就毁灭了。在挑西红柿时，她竭力压抑自己的感伤痛苦，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对美好回忆的失落、青春流逝的痛楚和对时间改变一切的无奈！在小镇的上空时常出现伞兵的身影，能够成为一名从天而降的女兵成为了姐姐心中最强烈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她独自前去报名参军，甚至不惜运用各种手段拉进与征兵负责人的关系，并私自用母亲的生活费购买了送礼的烟和酒。可惜她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烟云，眼见着新兵们热闹地离去，姐姐只能失魂落魄地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坐在窗台上，遥望着蓝天，眼看着梦想的远去。宁静的小镇不再允许姐姐有任何的梦想，为梦想而编织的降落伞被母亲毫不留情地扯断。姐姐不再抗争、不再幻想，如所有普通人一样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座标，嫁个好丈夫、换个好工作成为她生存的目标。姐姐是个为了梦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物。许多人求之不得想进幼儿园当阿姨，她却毫无挂念，只因自己不喜欢。可是，她到底又喜欢什么呢？恐怕连自己都不清楚吧。想去参军，也只是对伞兵一见钟情而已。沧海桑田，红艳艳的西红柿，让姐姐难掩泪水，水果摊的水果可以时时常新，但物在人非，导演象征化的手法表现主人公对自己失去青春的惋惜和命运的叹服。姐姐一方面是一个抗争者，同时也是一个逃避者，她在托儿所里不安心工作，是在逃避这种毫无激情的生活；她想当伞兵，也是用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来逃避现实；到后来她为了离开药厂换个工作，匆匆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人，这更是一种逃避。姐姐不停的逃避眼下的生活，总以为逃开了生活就会好起来，可是，这种逃避根本解救不了她，看不清人生的她注定是个悲剧。

    片子开场一小半儿，一家五口在那儿砸煤球，没人说话，似乎各自想着心事，但动作协调一致，看得出来，还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就是突然哗啦啦地下雨，不算大，但足以毁了那堆刚砸好的煤球。一下子，刚才那个沉默却和谐的气氛就全乱套了，妈妈跑去拿塑料布，老爸忙着在煤堆边上垒砖头，两个儿子在屋檐下傻站着，哇啦哇啦地吆喝……但很快，一家人就都那么傻站着了，碰到这种事，大家谁都无能为力。可突然，姐姐走进了雨里，跨过煤堆的时候，还重重地摔了一跤，屁股上弄得都是泥，她倒呵呵乐了，有点狠狠地、神经病似地跑开了。
    当时我就忍不住跟黄老师说，哎，我说，这一家人怎么净干这“泡汤了”的事儿啊？是啊，这一家人是真够倒霉的，从大姐的倒霉算起，哪个都像上辈子欠了老天爷大债了。

    1、姐姐
    三个孩子里，活得最明白的就是这个姐姐，可她就是要倒霉，凡是她的梦想，就一定要被摧毁。她碍着谁了？她没碍着谁，她就是生不逢时，她赶上的那个时代，不如现如今张静初赶上的这个时代能容人。
    河南安阳有个空军基地，所以70年代末还有伞兵，就是这些潇洒的女伞兵闹得，姐姐老想着飞，飞出这个小城，飞出这死气沉沉的家。姐姐是个聪明人，她和招兵的军人同志打乒乓球，还偷家里的钱想给人家送礼，她是豁得出去的，但她毕竟不如胖姑娘的姐姐狠，那位姐姐后来成了那个军人同志的老婆。所以，去当伞兵的不是姐姐，而是胖姑娘。
    如果说这算姐姐的第一个重大人生挫折，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贞。姐姐和果子在小树林儿里究竟有没有发生关系，曾经是我和黄老师争论的一个课题，我倾向于他们没干，因为没必要，但是从这个女人的性格来看，黄老师的肯定判断也许是更犀利——他说后来果子跟姐姐说过一句话很可揣摩：你以为我真是流氓呢？不过，虽然我听后有过动摇，但目前我们还各持己见，因为我觉得，姐姐在小树林里脱裤子那个动作，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个动作说明这个女人已经在精神上放弃了贞操，她不在乎了。还有她拖着降落伞，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猛High的时候，被他老妈当众打断，然后是在家里强行脱了裤子打针。她作为女人的那点天真、梦，还有自尊，完全被打碎了。不过她也没有就那么跟果子好上，而是有预谋地找了个文工团拉琴的老头，她甚至还带着弟弟去享受这个“干爹”的爱护。老头很不幸，顶不住单位和家里的压力自杀了，究竟死没死不知道，但他的子女却找上门来辱骂、殴打姐姐，这场戏精彩极了，尤其是还配上凶悍的河南口音。最牛B的是，对方打完人撂下一句“狐狸精！”然后扬长而去之后，姐姐一言未发，继续埋头刷瓶子，这时候她身边的工友默契极了，一齐沉默着刷瓶子，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集体的这个冷漠、冷酷的“心理素质”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好，1977年，往前推十年，就是那十年的经历锻炼出来的，必然。
    这之后，姐姐几乎绝望了，她随便嫁了个人，没几年就离了。姐姐最好的几年青春就干这个了，白瞎了，彻底白瞎了。
    几年后，已经是80年代了，姐姐又遇到了那个军人同志，在大街上，姐姐突然就精神焕发了，好像当年那个骚动的魂魄又回到了这具躯体。她毅然决然地穿过马路，来到那男人面前，万分幸福、万分骚包地对他说：我就知道，你会一直爱着我。可是，人家已经不记得她是谁了。
    随后的一场戏（就是姐姐蹲在菜摊上，极度克制地哗哗流眼泪的那场戏），虽然拍得很紧（我的意思就是还可以稍稍松弛一些，像《爱情万岁》那样，不要意图太明显），但却给姐姐这个人物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这个人物彻底立住了，她成形了，可信。

    2、哥哥
    哥哥的故事最有趣，但说实话，没什么意思，主要的功能倒不如说是衬托了其他几个人物，特别是妈妈和哥哥的那个瘸腿媳妇，当然还有弟弟。
    哥哥的狡诈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关键，何以见得呢？你别看这厮在外面孙子似的，回到家那是一大爷，分糖块，121颗，他最后能拿一大半。这家伙是真傻吗？他确实有点傻，但是也并不完全傻，所以姐姐让果子揍了人，他就立马带着烧鸡去慰问，精明得很。这个胖子，至少在两样事情上是绝对不傻的，一个就是对人际关系的经营，一个就是食，这个食不防放大一点，也包括色。讨媳妇这个事儿，太说明问题了，他在纺织厂门口看上人家陶美龄了，回家就给他妈使计策，就是猪八戒最擅长的那种：激将法。这还不算，他自己也很有方式方法，摘那么一大朵向日葵，我的天，那放在今天也是很浪漫的一个人啊。可惜，天鹅肉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得手，胖子的爱情终于还是失败了。
    相亲相到的这个农村姑娘，和胖子实在是绝配，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可以经营胖子的女人，她的手腕甚至比胖子他妈都厉害。没有她，胖子定不会学会那生存下去最关键的一招：自私。对付来借钱的无赖，胖子的办法实在令人佩服，这绝对是大智慧。
    哥哥的故事里有一段惊心动魄的谋杀场面，这场戏也是这片子里的大亮点之一。它涉及到一个共谋的问题，就是一家人要不要达成默契，干掉傻哥哥这个累赘？弟弟买了耗子药，姐姐发现了，倒在了地上，父亲在门口看见了，却选择了沉默。只有母亲，她采取了一个极端但有效的方式，教训了自己的家人。在饭桌上，她专门选在饭桌上，让一只大白鹅喝了毒药，然后全家人看着它毒发、挣扎、抽搐、扭曲着死去。这一家人的关系，实在太不健康了，但是，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都是符合逻辑的，是有一个源头的。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这片子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席者，就是文革经验，它是解释所有事件的关键，它才是77年这一家人遭遇的不幸的真正根源。

    3、弟弟
    据说弟弟的故事是被迫作了大手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弟弟本来应该是个同性恋。需不需要让弟弟变成同性恋我不管，问题是现在的改动让这人物有些前后不搭。虽然基本上也解释得通，但就是别扭，尤其是他成了一个甘愿吃软饭的人，怎么会？
    弟弟的自尊是这样一点点被毁掉的，先是长期的被忽略，长期的，非常长期的，这个你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想象。然后是姐姐的遭遇，因为姐姐的两个梦想先后被击碎的时候，他都在场，一个是伞兵事件，一个是干爹事件。在这个家里，他最可亲近、可信赖的就是姐姐，因此姐姐的挫折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挫折。这之后，还有胖子哥哥在澡堂的口吐白沫事件，在这个家里，他顶着很多无形的压力，而别人却从不在乎，甚至最亲近的姐姐，也利用他，利用他去买那令他难堪的《性知识手册》。
    接下来的事件更严重，傻哥哥来送伞，让他很没面子，哥哥“耍流氓”，让全校围殴，他也被株连，情急之下，他居然干出了用伞尖捅哥哥这样混帐的事。这个时候，这个家里最小的男孩的心理事实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想到的是，随后还有一连串的打击。为了挽回面子，他请果子冒充民警大晴天来送伞，这是个典型的饮鸩止渴的小把戏，果然，第二天当他兴冲冲地吹着口哨来到教室，迎来的却不是尊重和崇拜，而是全体同学的羞辱。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这意味着，他被一个集体除名了，唾弃了。之后是另一次唾弃，被女人的唾弃，他跟踪对他貌似有好感的女同桌，得到的却是对方更冷酷的嘲笑。这几乎是他回到安全集体的唯一稻草，但是也覆灭了。
    学校这个“小社会”抛弃了他，没想到回到家里也是一样。在“暗杀”哥哥未遂之后，母亲残忍的惩罚手段割断了他和母亲交流的可能，然而父亲，竟然是一个更加不可理喻的男人。这之前，这个男人几乎总是沉默的，看起来似乎是个厚道、老实的男人，万万没想到，当这个男人发现自己最看重的小儿子画的一幅女性人体之后，竟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了，这个暴怒的男人甚至对着屋外大喊：邻居们，快来看哪，我家出了一个流氓！这一次，弟弟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他只好离家出走，离开了这个城市。
    80年代以后，当他带领自己的女人和这个女人的孩子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对父亲的仇恨依然没有熄灭，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对父亲的挑衅。但是，他自己也在这种丧失了尊严的生活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报废掉了。

    4、爸爸和妈妈
    爸爸和妈妈在文革的十年中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那一定是可怕的经历。妈妈处理事情的果断、凶狠和不择手段，恍惚还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影子；爸爸呢？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的父亲，原本也是个有着暴力倾向的人吧。
    这些被扭曲的人格，很可能获得了某种可怕的遗传。

    5、孔雀
    最后，那孔雀终于开屏了。父亲和母亲没有来，但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都来了，却也没有一个能等到看见孔雀开屏，这就是顾长卫想说的，那个时代的人，没赶上好时候。可是，谁能赶上好时候呢？孔雀确实开屏了，但大多数时候，面对我们的不是它美丽的羽翼，而是它那不怎么雅观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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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之伤


1．

那天是在上海看的《孔雀》，和老马，安妮还有一个韩国的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林大根。和老朋友聊天，和新朋友认识都是让人快乐的事。看完电影时夜色降临，我们走在三月初微凉的街道上，深蓝的天空明亮而温柔，星星在电线的上方细细地闪光。——我想，是因为那天的心情这样愉快，所以我们看完《孔雀》，也会觉得特别好一点吧？在吃烤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小小地聊了几句《孔雀》，说到了在顾长卫的电影中看到的侯孝贤、贾樟柯，老马那天很厚道，说顾长卫长于学习：）。

我承认《孔雀》是带给我一些“感动”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对劲”。尤其在看过电影之后的回想和省视中，情绪退潮了，而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却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2．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与地点设置。时间是70年代，地点是中国外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在这个电影中，这二者又同样被相当地模糊了：并不出现关于70年代的任何口号、标语、歌曲等典型文化符号，地点给人一种南方小城的印象，但人物说的是河南方言。在影片开头是这样一个小段落：一家五口围在走廊的小方桌上吃饭，忽然画外传来了喧嚣的声音，邻里们起身探到廊外去看，弟弟也站起身来，但被爸爸妈妈制止，他们坐着不动，继续吃饭。因此，在这个电影里，重要的不是历史，是回忆，是对人性与命运的追溯与疑问。

如果从回忆的角度说，《孔雀》中一些细节的不够准确就可以得到原谅。比如自行车、裙子、蚊帐、夜宵摊，都得等到80年代才出现，老师也不会在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回忆中，细节总是会被模糊与混淆，渐渐地，它们成为一种审美式的存在。这些并不准确的细节营造出来一种审美的倾向，——一种简朴之中的洁净，一种馈乏之中的期待。女主角张静初长着一张处女的脸，尖细的下巴，眼睑带着一种青瓷泛出的颜色。我想，正是这种倾向打动了人，而不纯粹是过去。

编剧李樯说写一部《孔雀》与命运和解，这个剧本里有他的经历与经验，因此有着一些真切的地方。比方姐姐渴望当一个伞兵，她在征兵站里遇到一个认识的军官，因此平添了骄傲与希望，在来打听消息的那对姐妹面前表现出藏不住的自矜，这都很自然，但是到姐姐在当兵的希望破灭后，缝制了一个降落伞，在自行车后飘扬——就已经从现实主义过渡到一种表现主义了。从现实主义的细节与感受出发，引领出了一种共鸣，但这个情节却没有在现实的层面上延续，而被提升到一种象征层面，这是这个电影在情节处理上的方式。最明显与最结构性地，表现在结尾的一家人去动物园里看孔雀。

但这种方式要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能否奏效，本身是让人质疑的。姐姐拖着降落伞在街道上骑过，这个画面还是动人的。因为里头包含着的那种情感力量与审美力量，对于这个情节的可行性考虑就会被忽略。它逃逸出了现实，虽然依据比较薄弱，却还是让人愿意接受，可以接受。但姐姐的降落伞被青年工人拿走，她想要回降落伞，很干脆地脱下裤子时，这个情节就有些让人不知所措了。而青年工人面对此情此景，居然拿起枪冲着灌木丛打了一枪，就将这个情节彻底地引向了生硬的符号象征与理论解释。——它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订制出来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强调细节，并以细节的感染力为基础的电影中，引入的这些象征性段落，并不是从细节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强加下去的。——因此我认为，这些象征性段落有某种粗暴之处。尤其当现实主义的段落与表现主义的段落不能融合时，象征成为一种解释，实际上是把二者都庸俗化了。这个剧本中的两个部分，是来自于生活本身与来自于艺术教育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情节出现，而编剧不具备足够的表现力对之加以完整的展现，让它自身呈现出充分的意义时，他从他所受的艺术教育，找到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加以解说。而这种隐喻因为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内在的脱节，往往只呈现为一种形式上的深刻。而这种深刻，由于其实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仿拟，而有着内在的贫血。

举例而言，姐姐和弟弟在哥哥的杯子里下了老鼠药，这个情节本身有着一种真实的残酷性。但在母亲杀鹅的段落里，一种抒情性的东西盖住了原来的情节，这个段落独立出来，是有它的审美价值的，但是放在整个电影中，它显然是生硬的，强加的。而片尾的看孔雀的段落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看似深刻的理解，但事实上，它只是做出了一个理解的姿态。

这种“理解的姿态”，我认为是电影在编剧上的根本问题。当他叙述这三姐弟的成长经历时，他有着真切的痛苦体会，其中有无奈，也有自私，有诚挚的梦想，也有势利的手段。但由于梦想被抽象化，被纯洁化了，成为一首咏叹调的主题，那么反而割裂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将之设为两个简单的对立项。因此，矛盾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姐姐弟弟与爸爸妈妈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而忽略了在人物内部，现实的取舍与梦想的追求是怎样纠结在一起，使这二者都有不那么纯粹的质地。——在一种将带有艺术色彩的梦想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人物在生活中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的，而编剧明显对这种倾向并无警惕，而抱持着某种认可。因此，当现实与梦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两败俱伤时，他不能提供真正的同情，而只能寄望于一种象征主义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3．

在看《孔雀》之前，已经先看到许多对《孔雀》的赞美之辞，因此对这个电影，也许抱着一种过分的期待。在看完电影的讨论中，又看到许多对《孔雀》严厉的质疑之声。以至在试图对《孔雀》做一个简单判断：它是一个好电影还是一个坏电影时，感到一种奇怪的困难。

回到这个电影的内容上去，它通过一个三段式结构来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个姐弟的命运。如果说有一种“命运”存在的话，姐姐是一个主动的，对命运有着种种设想，并且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人物显得有生气的话，正是这两个极端，让人看到理想与现实可能存在着怎样的奇怪关系。她有天赋的艺术气质，正如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怀抱着自己的梦想，她对生活反而生出了疏离的心，她也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梦想，在实在不能接近的时候，她还能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达成审美的安慰。只能说，这个女孩子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与普通人有多么大的差别，她想参军，想当伞兵，有着浪漫主义的因素在里头，也有着更多的现实因素。但是她的道德观倒是比较特别的，——起码，她有着一种直面梦想，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态度。于是与一种更为普遍的压抑与虚饰对照起来，她身上倒有一种透明与生气。但是在一种狭隘的生活范围里，姐姐也渐渐失去了她所有的动人之处。这个人物有着相当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是世故的，一方面非常自我中心，另一方面有着她的勇气。——在三个段落中，关于姐姐的这一段，其实是最为真实与矛盾，也最能引起共鸣与感动的。弟弟与姐姐相比较，则要被动得多，这是个有点蔫的男孩子，又没有遇到一个理解的、宽和的环境，青春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残酷的，而且是卑下的，他有限的天资与能力都不足够他与环境抗争，而他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了一个 “废人”。关于弟弟的这一段，据说因为剪辑版本的关系，没有充分的表达。

在《孔雀》中，姐姐与弟弟的关系是很好的，而爸爸妈妈则更偏爱稍有弱智的哥哥。因为弱智，这个哥哥有着一种宽厚的待人态度，就算是那些嘲笑他、鄙视他的人，他也不能体会到种种嘲笑和鄙视，而依然对人宽厚。电影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乡下来的瘸腿姑娘做妻子，他似乎过上一种最安稳、最安心的生活。

这个简单的人物分析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个电影的好坏，并不在于它表现了一个怎样的人，而在于他是如何表现的，再进一步说，他的表现达到了哪个程度。这就与一个创作者的能力，以及态度，是相关联的。而《孔雀》让我迟疑的是，它对这三个人物的表现，都似乎是客观的，但事实上还是以编剧对人物的理解为基础，而这种理解却给电影带来了“不对劲”的地方。姐姐是被赋予了大部分认可的人物，但是这种认可，却忽略了姐姐身上本来的矛盾性，因此，反而削弱了这种“梦想”的质感，——而显出了虚弱的质地。也许姐姐的梦想，本身是有其虚弱性的，但编剧的问题，却在于他展现了这种虚弱性，却没有深入的省视，而流于一种浅薄的追怀。弟弟的那个部分，如果与贾樟柯的《小武》对照着看，可以看出《小武》是保持了一种力量的，而弟弟却显得零散而疲沓，其中还有着一些对于无能为力到卑琐暗淡的生活的，某种奇观性的炫示。

在这种情况下，编剧把向着另一个方向的“理想”放在哥哥的身上时，就显得太轻巧了。如果说与命运的挣扎最终都归于沉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安定的东西可以建立在一种取消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上？即便对于怀有恶意的人，哥哥也以善意回报。但是在现实之中，这种东西要成立过分困难了，为了推进情节，在《孔雀》里，哥哥的智力水平显得起伏不定，有时非常弱智，有时又有相当复杂委婉的想法，使得情节也显得别扭。哥哥的视觉形象，使这部分内容有一种直接的象征意味，但是其中的逻辑，还是经不起推敲。

4．

在分析《孔雀》的问题时，我主要是从故事的，剧本的角度上说。对于《孔雀》这个电影来说，编剧的地位显然相当重要，他的感受与思想是贯彻在电影之中的。而顾长卫，作为导演，为《孔雀》提供了一种风格化的影像语言。

《孔雀》的叙事方式与影像语言，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侯孝贤以及贾樟柯。作为第五代导演创作队伍中的一员，顾长卫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没有脱离第五代的趣味倾向：对于“历史”的爱好与对于“形式”的爱好。《孔雀》虽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还是有着历史的设定与一种史诗式的叙事方式。只是这已经是一种变体的史诗，宏大话语转向了个人话语。而形式上的爱好很明显地表现在对画面美感的纯形式追求上：比如楼顶的一片白被单，门口的两个倒立的孩子。

在第五代的叙事法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扬弃，当侯孝贤、贾樟柯式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叙事法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关注之后，他们反过来影响了第五代，但是对于《孔雀》而言，很大程度上，它只得其形，未得其神。一种真正的深入现实，在现实中感受，并去现实中寻找根源与答案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而《孔雀》中的现实，太沉迷于对细节的复制，结果，它走向的是怀旧与感伤，而不是更深入的对现实的观照与理解。

即或再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抛开，在电影中体会更为抽象也更为普遍的人性与命运，体现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可能出现的美与恶。那么，70年代不妨被理解为一个象征，象征着物质与精神的馈乏，人更馈乏反省的主体性——因此，这些美的地方与恶的地方，也表现得更为袒露。而无论如何，人又总是在一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如何在一种“日常性”中表达这些东西，则是《孔雀》可以不同于第五代，也不同于第六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做得完整而深入，只是以一种平面的象征作结。

最后，把《孔雀》放在当代电影史的角度看，判断它是不是个好电影是另一个问题，却可以看得到对于一部可能的“好片子”，形成了有什么的审美要求与审美期待。第五代与第六代某种程度的综合，再加上审查制度与电影节制度的影响——产生了《孔雀》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也不算太不好，但是，它更象知道“好电影”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把力气过分放在了，怎样显出象是个“好电影”的样子。

——孔雀在无人处开屏，这绚烂存在于心灵，你不曾捕捉到。


应该说这个片子的前20分钟给我的感觉并不良好，那是个贫瘠压抑的年代，背景在女儿遭遇上展现得很充分，却没有让我感到一以贯之的沉痛，我曾以为这是影片的做作或失误。

当张静初在那样的年代表现得如此不食人间烟火时我感到非常诧异，影片似乎因此失去了可信度，当张将那好不容易搞来的烟酒推到河里，当她跟21世纪养尊处优的少年一样任性的绝食，当母亲扔掉装满菜的菜篮扑上前去抱住自行车尾的降落伞，甚至更微小的细节，比如张在天台晒萝卜干时肆意的躺下，我看到有一小根萝卜在她的脚边被忽略，我都忍不住质疑，这是否太戏剧化了，我感觉人物游离在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之外，成为了导演臆想中的牵强存在，这可是很多二流作品中成为硬伤的部分。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被经验愚弄了，我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又是一部纪录伤痕讴歌岁月的现实主义滥情之作，而之前诸多愚蠢的影评也误导了我，难道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吗。属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百态各行各业在摄影机下被忠实的还原，然而这些让人迷醉的浓缩符号之外，故事却不能以可信度来衡量，在现实和假想的边缘，因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人物无法被现实磨砺时代束缚的心灵诉说。

在2小时20分钟的观影中，我在中段被深深吸引，在后段被震惊的几乎要喊出声来，在结尾处情不自禁的鼓掌。

影片开头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正沿着一条让人憋气的路线前行，这路线我们是如此熟悉，小人物在压抑的时代中挣扎，努力而徒劳，回避不了成为牺牲品的宿命，这套路曾带给我们许多廉价的感动，然而孔雀不是这样的电影。它的目光投向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生命本身，将那个时代最常见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糅合起来展现在眼前，你会被它似是似非光怪陆离的表象迷惑，跟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学院派的对记忆的反诘不同，孔雀并非着意于故事的真实，而在于探讨心灵在任何时代保持自我的可能性，我们是否拥有这样的力量。

多少次我们在回忆中想象，真实的自己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没有，那许多激烈和昂扬的率性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在孔雀里却和现实混杂，荒诞和剥离感从张肆无忌惮的眼神中流露出来，在最压抑个性的年代，每个人物都用乖张的言行几乎不可能的方式诠释和挥霍自己的生命，使之保持鲜活。

兄妹三人的家庭分别从孔雀的笼前经过是意味深长的段落，我们看到了时代灰扑扑的底色，有个较普遍的说法：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单调，孔雀看不到美丽的颜色，起不来攀比之心，自然不会开屏，这个角度说孔雀就如同人们生活的缩影。然而孔雀终究是开屏了，却只为自己。就如同这部电影中亦真亦假的演绎，生命的绚烂终究超越时代的荒诞，无论是否仅存于内心，已经不重要了。

张静初用指甲划着番茄，大约是体会到内在饱满的生命，只有这一层薄薄的外皮抵御，竭尽全力绷紧的身心，忽然间松劲，眼泪大颗的滑落下来。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