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

阳光、白沙滩、蔚蓝大海、青春的灿烂笑颜---这样的画面多好。

在许多国家裡，这是再寻常不过的美好风景：自由无束的欢笑、自在单纯的嬉闹、想初嚐爱情滋味、内心不羁疯狂、随心奔放的青春、无忧闪亮的岁月。<图片1>这样的事发生在风和日丽的初夏，土耳其。
在这裡，恋爱是禁忌，笑容是放浪，自由是遥不可及的梦。
五个姐妹放学后，受好风好日相邀想散步回家，
徒经海边，和男同学们一起天真烂漫地打闹，
她们行为的却被保守的邻居当成了一桩不检点的丑闻告知家人，
从而引发了可怕的后果。

女孩们双亲已逝，和爱她们的奶奶和抚养她们的叔叔生活在一起。
封建保守的教义、传统、文化、父权下，
少女们骑在异性的肩上玩骑马打仗
这无异是败坏品德有辱门风视同轻贱荡行，
在当地女孩如若如此是被歧视若婊嫁不出去的，
社会舆论强烈的批判，家人严厉的斥责和禁足，
也如狂风密雨随之而来。

传统的文化与新兴的思潮冲击，
强势的父权下注定女孩悲伤故事宿命
奶奶和叔叔对女孩们的行为担忧又愤怒，
认为这是不符合穆斯林对女子要求的表现，
所以一切被认定会让她们堕落的事物-------
手机、电脑、指甲油...全然没收禁止接触。
将她们封闭在家裡，
强迫学习做一个符合文化风俗价值观下的良品端行贤淑女。
奶奶为两位年龄稍长的姐姐安排了定亲并迅速结了婚，
一对男女是彼此认识且相爱的，
和心爱的人结婚当然是全天下女人的梦。
但另一对则是陌生没有感情的结合，
他们的结合的导致孩子自杀的悲剧。
就在奶奶要为三姐安排迎亲之夜，
最小的拉蕾终于忍受不了
她与姐姐计划逃家
躲避那个如同牢笼圈禁自由的家

拥有自由人生、自主的选择，
在文明社会是理所应当再简单不过的事，
却是世上许多女孩们急欲想反抗命运，
解决问题艰难深重 真令人忧伤啊。<图片2>

《野马》 是一部2015年法国、土耳其和德国合拍的剧情片，为土耳其裔法国女导演丹妮丝·坎泽·艾胡芬的导演处女作，入选2015年坎城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并赢得Europa Cinemas Label奖。获得第7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和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2016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2015坎城影展导演双週大奖。

土耳其导演丹妮丝坎泽艾胡芬在思想自由开放的法国长大，年少常往返土耳其过寒暑假，《野马》 是她自编自导首支长片作品，描述追求自由的女孩们如何以勇气反抗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裡面5位姊妹的下场大不同，暗喻世界各地不同的少女们，面对成长、家庭、爱情的不同人生。英文片名Mustang即是「野马」的意思。家，在她们的世界就像圈禁野马的牢笼，而唯一投向自由的方式，即是谱写属于她们自己的「离家记」。

导演首执导筒、亲自编剧取材，能以深具人文关怀的视野，批判的态度，深刻描绘出女性被黑暗传统道德观念深深束缚住的无奈，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们如何被陈旧思想压抑着无法挣脱的困境。电影运镜清新如画、影像光影叙事节奏都很成功，女孩们的表演自然、该让人无比羡慕明媚的青春VS该滋养生存的却成牢笼的家庭，让人深感同情悲悯，认真思考面对现今回教国家所面临的女性平等困境。丹妮丝坎泽艾胡芬真的很棒啊！<图片3>

但就故事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伊朗（或中东其他地区）电影，而不怎么像土耳其电影。早在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便进行了伊斯兰教世俗化的运动，将自己的形象从周边那些仍然要求女性裹头巾的国家中脱离出来。但让人疑惑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更加接近民主、现代的西方式国家，在其偏远的地区，仍然保留着严格的宗教界规。因为这部处女作的部分灵感源自女导演的童年经历，我们不得不把时间得往前推上十几年，至于那些想问现在的土耳其乡村是否仍然如故的观众便只能自觅答案了。

导演通过了许多展示性的画面来刻画青春的美好。五姐妹穿着睡衣，交叠着肉体躺在床上，春日的暖阳从窗外射进来，如同雷•诺阿绘画作品中那些丰腴的女子氤氲着肉欲的光泽。但她们没有太多让青春欢畅的机会，偏远山村的成长被演变成一次依循真主旨意的婚嫁之旅：牢记男女之别，婚前保持处女之身，无非是将来好嫁人；学习怎么操持教务，无非是将来可以相夫教子。这一套套的教诲、礼节、仪式，对于这些妙龄少女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反抗是必须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在逃往体育馆看球赛的那场戏，沉稳的叙事有了风格上的变化，导演借用了一种喜剧片的处理手法来展现自由欢畅的丰盈之美。首先，是姐妹们在球场助威的画面被太过巧合地转播，被奶奶撞见，然后是那位胖胖的阿姨为挽救作出了一些列出离的举动：敲碎保险器（为了杜绝男人们看到转播的可能）、跑到变压机组（速度之快）、捡石头砸坏整个村子的电力运转（角度之准），观众会惊叹于事件的巧合、阿姨的机智和投掷石块的妙手，从而获致“笑”的快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导演特例为了在黑暗来临之前表现青春之美，作了这般滑稽的处理。但从整体影像架构上的这一小处脱机也暴露出这部处女作的问题:企图将太多的表达内容融入一部只有90分钟的电影容量中。

这些过多加进的内容，尝试为五位女孩（数量之多）捋出命运线也可见出。这五位年纪上未见多大悬殊的姐妹，走上了殊异的命运之路。大姐与二姐产生的鲜明对比，通过安排同时婚嫁得到了加强。大姐基于自己的喜好选择夫君，而可怜的二妹却没能拥有相似的命运：她父母之命妥协了，嫁了一个对其并没有爱的男人。在婚礼上，当大姐与丈夫快乐共舞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闷酒。也是她，抱着对全世界的恶意喊出了那句最无奈的自嘲：我睡了全世界。但观众十分清楚，她内心的真实声音却是“全世界都睡过我”。这让我们想起了开头女孩们骑在男孩头上在水中嬉戏的场景，奶奶如此告诫她们：私处抵着男性的脖子便犯了禁忌，以至于最小的妹妹一气之下要把椅子烧掉，因为它们也曾经抵着她们的私处。

但这个操蛋的世界依然折磨着她们。如果说二姐对世界的脱节，换来了听之任之的处世态度，三姐的出离叛逆则让她招致了自杀结局。导演安排了两场戏，来完成对死亡的书写。首先是由小妹妹的视角所察觉到的舅舅对她的性侵（至于其它女孩有没有同样被性侵，导演隐约提及了四妹，相信观众自有自己的判断），另一个便是在车内光明正大举行的做爱戏（一次抗议性的仪式）。

最后，便只剩下两位最小的妹妹。影片虽然不时地以最小的妹妹若带无知的眼睛去看大人们身处的世界，却常常抛离这一视角。比之其它角色，她对观众显得更为亲近。正是通过她的某些视角，观众才发现了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她也成了终结这些悲剧的最后希望。因为语文老师的定居，伊斯坦布尔成为小女孩心中逃离传统与束缚的象征。这是一开始便埋下的伏笔最终，结尾对此作了回应：他们逃离成功。

这是一部温暖、感人，意涵丰富的电影，但因为尝试在过小容量内加入的太多思考而显得略为臃肿，导致了部分影像风格上的不协调。但对于一部处女作来说，值得给予热情地鼓掌，尤其是尝试从一个女性视角来向观众展示恶习下不同的生命状态。

标题是前几天见到的Lens视觉的1月画册的主题，很契合看完《野马》的感受。

每年都会出现那么几部亮眼的土耳其电影，去年有努里·比格·锡兰导演的作品《冬眠》摘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今年是蒂尼斯·艾葛温的导演处女作《野马》代表法国入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少女，禁锢，反抗，死亡。

这是一个发生在土耳其北部小镇的故事。矛盾在开场10分钟就迫不及待爆发。年轻的五姐妹放学后跟男孩在海边的戏耍玩闹，被镇上别有用心的毒舌妇传成某种“性丑闻”，在人言可畏的伊斯兰教国度，只言片语都能发酵成巨大道德危机。所以最直接的结果是——奶奶对五个女孩进行“贞洁检查”然后实施禁足，限制禁锢逐步升级，蛮横隔离了他们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她们不准去上学，不准见男孩，不准穿暴露的衣服，不准去看球赛。相亲结婚，按部就班。从安装铁窗到门口的铁栅栏，这个“家”变得愈是像一座监狱。

强大的压迫终于激起五位女孩身体力行的反抗。家长们再怎么密封，她们总有办法出逃。大姐索纳伊把保守的棕色长裙撕裂到大腿根部，偷爬窗出去私会男孩，三姐跟陌生男人车震然后跳楼自杀，最小的妹妹拉蕾往前来提亲的客人咖啡里吐吐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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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特别是这个最小的女孩拉蕾。她在前两位姐姐出嫁之后迅速成长为姐妹团最诡计多端的小英雄，正如《瓦嘉达》里的12岁女孩为了买到心爱的自行车可以费尽心机去研读毫不熟悉《古兰经》，拉蕾可以为了帮助四姐逃脱包办婚姻，也会到奶奶房间偷钱，偷溜出门找货车司机亚辛学习开车，带着四姐跑到遥远的伊斯坦布尔。

这种古灵精怪的孩子形象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尤其吃香，电影双周刊在评论阿巴斯作品时曾描述过缘由：“或依稀混杂着丝丝成熟世故后的自惭形秽，以及丝丝对于自身童年的依恋...他们不仅自然得完全不像演戏，而且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把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至善至真的纯真表露无遗。”

类似的表达在美国电影里也多有出现，1997年《猎犬》里狂热爱着猫王的达科塔·范宁，《阳光小美女》里跳爷爷舞蹈的阿比盖尔·布蕾斯琳，甚至《海扁王》里的“超杀女”科洛·莫瑞兹都有同类叛逆特质。《野马》里的拉蕾也是如此，通过儿童明澈的内心世界，以诗意的表达来映射成人社会。她们还在随心所欲的年龄，还没有形成顺应社会舆论需求的“人格面具”，还能让人“不小心窥见”真实温暖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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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其《原始意向和集体无意识》书中提到过“人格面具”的概念。人格面具在希腊文里原指演员为出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后来泛指人在环境压迫下，采取相对应态度去应对不同境况。在社会规范里每个人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双重，甚至多重性格。人类是一种要遵循文化习俗的社会动物，但因此生成的人格面具，并非我们真实的自己。

在《野马》里不仅是主角女孩们，对艾敏阿姨这个人物也有双重表达。土耳其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艾敏阿姨常年在这种传统教义熏陶下，不仅自己成为男性话语的顺从者，更身体力行地监督和传递这种观念给年轻女孩，但电影情节又让我们看见她私心“叛逆”的一面，比如她可以为了掩护五个女孩偷溜出去看球赛这件事，破坏家里的电闸，拿石头去砸镇上的供电器，让全镇都看不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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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的故事构架跟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很相似，两部片也都有同样的别名《锁不住的青春》。都是五个女孩因传统教义被家人禁锢（虽然这个宗教不同），都有自杀情节，但是《野马》的热血抗争和《处女之死》的压抑阴郁还是拉开距离。

《处女之死》对女孩抗争的处理极度艺术化，除了最小的妹妹西西莉亚措不及防地跳楼，其他四人均有预谋地在某个晚上集体自杀，还刻意吸引男孩进家，来见证这场死亡盛会。整个情节安排透着强烈的仪式感，且全片不少桥段都如是。但《野马》里五个女孩的抗争爆发是奔放强烈的，见筋见骨，有血有肉。虽也有惨烈如三姐埃杰的骤然跳楼自杀，委曲求全如二姐受婆家屈辱，但大姐索纳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心爱的男孩艾金，四姐努尔在妹妹拉蕾的帮助下逃离被安排的命运，整场抗争看下来有喜有忧，至少取得局部胜利。


而且不同于《处女之死》大篇幅阴暗窒息的画面，《野马》对五个女孩在房间里的玩闹刻画得唯美梦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五姐妹被禁足的阴郁萧瑟感，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让这群女孩在镜头里充满青春的活力，野性的长发在风中狂纵舞蹈，如同无法压抑的自由欲望。这种美好，跟《我在伊朗长大》里玛姬的奶奶每天往Bra里放茉莉花的细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是受困于“牢笼”，她们依然不放弃对美的渴望。对比《处女之死》里随处乱丢衣服和圣母像的家、自暴自弃每晚在屋顶上和不同男人做爱的蕾克茜，《野马》更有股“立象以近意”的讲究，让你看见腐烂黑盒里装满香气诱人的鲜花，巨大反差激发观者保护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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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男性话语里成长起来的女性，要形成独立自我意识举步维艰。2009年英国的《成长教育》里就曾以16岁女孩珍妮“被小三”经历来讽刺父权制社会结构。珍妮原本一直遵照父母意愿学习生活，考牛津大学。机缘巧合碰见风趣博学的男人大卫，他带她去她梦寐以求的巴黎，带她见识灯红酒绿——音乐会舞会赛马赌博，这个男人甚至虏获珍妮父母的心。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卫其实已婚，在珍妮发现这件事之后他甚至逃避责任，彻底消失了。电影前面80分钟构筑的完美男性形象在结尾轰然崩塌，反倒早前被珍妮视为刻板的女老师和校长，此刻成为她自由创作的守护人。

土耳其的《野马》同样有这层意思，只是不像《成长教育》点明说透。它有激烈尖锐的自杀情节，却又留下未尽之意诱人浮想联翩。五位女孩诚然有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父权制社会结构，但这所有的对抗都必须依赖其他男性。大姐的所谓“幸福”是靠男人给的，因为她爱上的男孩刚好愿意前来迎娶她把她救出火坑；二姐新婚之夜被婆家揪去医院验处女膜，给她做检查并善意表示可以帮她说谎的医生是男人；拉蕾帮助四姐逃婚，也是找来货车司机亚辛来帮忙，送她们去车站搭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车。桥段细节明晃晃，说的都是对当下境况的无奈。男性依然是女人们的出路，是她们强有力的倚靠。

没人知道蕾拉和努尔逃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是否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留点分寸，反倒诱人。让观者笃定，即便禁锢在黑盒里的鲜花枯萎败落，仍留馨香满怀袖。比如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身上的最后一块布拿掉后，就不性感了。

你看，《野马》的性感全在画外。

不受约束的父权如同“野马”

电影《野马》（Mustang 2015）展示了宗教的压迫和“自由”的难以企及，看完后的确让人心绪难平。至于“野马”这个片名到底有何寓义，不同观者有不同的解读。有观点认为“野马”是“青春”的隐喻，也有人指出该片中女孩们的飘逸的长头发就像迎风飘荡的“野马”鬃毛。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认为“野马”是针对片中几位女孩来说的。如果说“野马”有不甘受束缚和控制的含义，那么，这个含义是可以喻指本片中五个女孩的，因为“不甘”就意味着要“反抗”，她们的确都有过反抗的行为或想反抗的念头；如果“野马”是表示“完全不受管束”的这种状态，那么，以它来喻指处处受控制的五位女孩就不合适了，而喻指女孩们的叔叔，那位父权形象的代表者埃罗尔反倒是可以的。通过对片中某些细节的分析，我觉得导演似乎更想以“野马”来喻指那不受控制的父权。

一般来说，雄性野马对它种群中的雌性行使两种权力：一是占有，一是保护。 “占有”即雄野马对它势力范围内雌性享有排他性的交配权，“保护”是防止种群受到侵害。虽然我们不能将埃罗尔的行为和野马这种畜牲完全等同起来，但他那种在家庭中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他对自己侄女所做出的罪恶行为完全可以和野马相媲美。

那么，埃罗尔到底干了什么呢？他要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的几个侄女，但又想“保护”家族名誉不受损害，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妨从后面事件说起。电影在53分钟后出现一个埃罗尔走进闺房的镜头，表明他性侵了老三，这直接导致老三自杀，因为无论是要嫁相亲对象还是心仪对象，她都无法以处子之身证明自己的贞洁。遇到如此反抗，埃罗尔是否有所收敛呢？电影在69分钟后出现了埃罗尔另一个走出闺房的镜头，且接下来的几个镜头是，他被母亲追问，请求他罢手，老四在房间里擦着床单，这几组镜头似乎可以说明他又性侵了老四。从擦床单就能解决问题来看，他这次性侵程度似乎要低于上次，可能也就是猥亵或一种变态发泄。他这两次性侵行为都被小女孩拉蕾看在眼里，只是装着睡着了而已，但被侵害者都没有反抗；也无法反抗，因为即使她们祖母知道了这事，她也只是求他放手，没有给他任何责备，可见父权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了。

如果大家觉得埃罗尔也就干了这么一两次，可能就错了，似乎有证据表明埃罗尔的兽性行为不是从老三身上开始的，或许性侵老三还是老大和老二出嫁后的结果。老二出嫁新婚之夜，由于生理原因没有落红，被婆家人押着去医院检查贞操（而且公公是带着枪的，这他妈是什么社会啊！！！），当医生问她是否有婚前性行为，她回答是肯定的，同时回答“我跟全世界都做过”，后来又补充说“我应该是和某个人做过”，那么，什么样的人在她这儿是“全世界”？如果说这是她对自己相好的称呼，那么，为什么影片展示了老大和老三的相好，却不展示她的呢？显然，“全世界”应当另有其人。如果不是她的相好，那可能是谁呢？而且，从她回答医生的语气看，她似乎对这个“全世界”扮演的还是“主动者”的角色，那么，问题就更复杂了。从 “骑男生肩头事件”看，埃罗尔当时非常生气，他质问她们三个大孩子，是谁的主意时，为什么最后埃罗尔认定是她，而不是她姐或妹呢？此外，因这个事件引发的检查贞操一事，为什么小妹向她提问？关键在回到家时，祖母看过检查结果后，为什么欣慰地跟她拥抱而不是其他人？这似乎说明祖母最担心的人是她，同时也表明祖母一定知道点什么。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再想想，她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同时又坚称自己还是处女，说话语气还很坦然并不以此事为意，是否可表明她早知自己的生理特点，而且在满足埃罗尔兽性行为方面，她其实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她出嫁前的哭泣是一种担心而非难过了。

那么，埃罗尔又是如何在罪恶行为之外维护家族的名声的呢？他应当也知道老二的这个生理特点，所以他才敢带众侄女去做贞操检查，因为有这个“牺牲者”他也就没有再动其他人。只是，在“牺牲者”出嫁后，他一时“性急”动了老三，导致自杀事件发生，之后他再次性急，他也不敢随意动老四了，所以，上文说了他对自己行为有所“收敛”。可见，埃罗尔维护家族名声并非他自己的“功劳”，似乎是众人共同维护的结果，比如对待他的丑事，受害者都是默默忍受，不但不声张，还主动帮他消灭罪证，也正是这种“维护”才导致“野马”在黑暗中恣意妄为。

或许以上分析是我想多了，但我总觉得导演在以上问题上用了曲笔，因为既然要批判宗教所维护的父权制度，为什么又将最能引起人们愤怒的事表现得遮遮掩掩呢？可能，一方面导演要维护大多数善良穆斯林的情感，另一方面不想让观众对人性失去基本的希望吧。我们之所以可作如上分析，是因为我们要通过本片知道那个地方的宗教所维护的那种制度在压迫妇女这个事情上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从而唤醒人们对妇女人权，尤其青少年女性权益的保护。（文/石板栽花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

PS. 感谢奇遇电影字幕组提供本片中文字幕的翻译人员：@raisedbyswans @塔拉Tala ，校对：@raisedbyswans ！

                                     
制度的可怕在于，没人可以轻易打破，没人可以置之度外。中国刚刚走出封建几十年光景，国人就开始感慨世风日下，信仰缺失，这部将要代替法国冲奥的电影把矛头对准土耳其乡村女性的命运，试图用五个鲜活的少女唤起人们对传统礼教的拷问。首先电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女孩们的境遇让人扼腕，自由何其珍贵，与其生活在教条森严的熟人社会，还不如身处冷酷无情的丛林世界。片中小女孩的选择正是这样，她宁愿逃出家门，去一无所知的伊斯坦布尔。


导演蒂尼斯·艾葛温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这部处女完成度很高，在保证剧作的同时用作者化的影像讲述故事，大量手持摄影和自然光源让电影看起来像是纪录片，拉近了观众和演员的距离，临场感变得更强。镜头贴着女孩们的身体游走，在有些小清新的色调中呈现出一种健康的肉欲。女孩们的身体太美了，导演拍的也美，然而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会发现，镜头越干净，人物的命运就显得越黑暗。

开场的海边狂欢，看起来像是一部青春片，暑假第一天，海滩美景，少男少女们尽情嬉戏。女孩们尽兴而归，等待她们的却是代表着道德与礼教的奶奶的责罚教育。奶奶警告她们和男孩子授受不亲会导致嫁不出去，一辈子就毁了，然后将她们关起来，甚至让叔叔带她们去检验贞洁。然而青春是关不住的猛兽，当奶奶在电视上看到偷跑出去看球赛的女孩们，吓昏过去，直接切断电源防止别人看到。可见当地传统女性对“声名”的恐惧。也正是这一次导火索，家长动了把这些女孩嫁出去的心思，短短一个暑假，五姐妹相继嫁出去三个，过程简略如同购买生活用品。这些美丽的女孩拥有最好的年华，却无法做主去挥洒。她们的一生都处于禁锢之下，于是，精灵古怪的小女孩开始计划逃跑。


导演毫不讳言想要借助影片改变土耳其社会的初衷，看前半部分是成功的，纪录片质感的影像展现出了惊人的日常，虽然没有明显冲突，但是暗流涌动，女孩们的遭遇让人心悸。这部分让人想起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那样生活派的电影，揉碎每一个戏剧冲突，才能拍出真正属于生活的冲突。然而到了后半部，电影开始朝着戏剧化发展，变成了好莱坞式的剧情走向，小女孩为了出逃计划着手准备，在最危机关头逃离魔窟，到达梦想之地，这样的剧情和结局在提升观影体验的同时牺牲了影片本该有的力量，不得不说是一大败笔。

导演迫切地想要呈现土耳其女性所遇到的问题，囚禁少女、包办婚姻、家庭内性侵犯、处女情结引发的社会悲剧，这些现实中问题在影片里悉数出现，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承载的太多，导演不想点到为止，却又缺少铺垫，让有些情节显得突兀。当然，电影是造梦的机器，正如导演所说，这是一部有自传性质的电影，只是她小时候被责罚可不敢跑出去，而是低下头默默接受。在电影里，她终于可以让小女孩凭借自己勇敢出逃，也许这只能是一个梦，但影片揭示的问题却每天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