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我跟妈说

你害上一个不能害上两个

你儿子有病

还找一个儿媳妇

人强强不过命

娃子眼见浅 要替他看得远

别人有别人的说法

你自个儿得有自个的主意

人真是个怪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也说不清楚

我就想着就算她以后和我没任何关系

以后她把我当仇人

我也愿意给她买衣服

片子从一开始的大型催婚现场，到结婚同房的顺理成章。古柏以为阿西燕得知了自己的病，所以逃跑了，其实并没有，古柏头戴的白色帽子老让我想起顾城。

通过一个男人和女人，把一个婴儿娃娃引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有责任的事情了。就算生个麻雀儿，指望也是全美的。

最后两个人骑行在白茫茫的大雪中，想起了红楼梦贾宝玉最后的一幕，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一刻最令人回味。

阿西燕是音译的名字，这个比较常见，是出生后让阿訇起的宗教名字。一般叫阿奚叶，一般都是宗教名字，法图麦，优素辅之类。身份证上一般是汉族一样的姓名。这算是课外补充知识哈。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若不是观影结束后找到导演刘苗苗的相关信息，我不会知道《红花绿叶》出自一位“第五代导演”之手。

如果你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这是一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我也完全相信。观影前，我带的预期正是如此。

可能是《红花绿叶》之前去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缘故，并获得“首映单元”的“最受观众欢迎奖”。

照我去年在平遥观察到的现象，去平遥的华语电影十之八九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

还有另一层原因，更为重要，我在看的过程完全没感觉到《红花绿叶》里有一丁点“第五代”的东西。

这样讲有个前提，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已经成为某种定型的、风格鲜明的东西，我们一眼能辨认出来。

而我为“第五代”找到的辨识标志是情感，看电影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

我无法将《红花绿叶》与“第五代”挂起钩来，原因正在这里：它真正拍出了人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现象？因为《红花绿叶》是联合执导的结果，还是说因为刘苗苗是女性。

故而在情感表达上较之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更加真挚、细腻，从而表达出情感的深度。

这些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原因，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与导演的成长经历有关。

理由是“第五代”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革命年代（66-76），集体丧失对现实（真实）的感知能力。

“第五代”导演对世界与人的认知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无法处理好人与人简单质朴的情感。

我曾以自身经验为例，将影响一个人最关键时段划定为从15岁到25岁，现在仍然如此认定。

不仅“第五代”三元大将“恰好”符合：张艺谋（16－26）、陈凯歌（14-24）、田壮壮（14－24）……

放到刘苗苗身上，竟然也合适。这也是找资料过程发现的：刘苗苗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才16岁。

导演刘苗苗在革命年代（66-76）是4岁到14岁，恰好不在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15-25）内。

也就是说革命年代时，刘苗苗心智并没有真正成熟，因而大革命没能对她产生本质的影响。

而对其它第五代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恰好是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期，革命对他们影响至深。

这才是真正让《红花绿叶》如此不像一部“第五代”作品的原因：根源仍在万恶的大革命。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

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

（文章摘取自头条号：电影人程青松）

8月15日，王晨先生与朋友一起在上海举行《红花绿叶》包场活动。著名导演郑大圣作为特别嘉宾前来观影。

观影结束后，上海观众都十分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位观众有感而发，自发的写了一篇用心、精彩的影评。

上海观众Salome：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纯粹温润的中国大陆电影。宁夏黄土地上一家农民，两个父母安排结婚的青年。所有苦难所有宿命，慢慢咀嚼，带着希望。

整部电影是宁夏的方言，恬淡敦厚。小麦说，如果当年社会不变，你就是那么黄土地上一个姑娘。我远远火车上瞥见，想，什么怪物啊。

是啊，很有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姑娘。擀面条，种向日葵，拖地…朴素，也很好啊。如果我从火车上瞥见这样一个女子，也许很羡慕呢。

电影的好，好在社会割裂的边缘，有冲突，又不撕破脸，微妙地，挫折着。谢谢康少请我看电影。谢谢程青松策划，支持刘苗苗导演拍了这么充满关怀善意的一部电影。

真的很喜欢这部片子，因为它拍的是真实的人，活生生的穷人，没有夸张的冲突，没有为一种表达的目的而去扭曲。导演对底层生活的尊重，甚至爱护，在中国，太难得了。非常非常治愈。

而且方言的台词，鲜活生动，是有教养的人的语言。不是造作的都市言情，那种腐臭的堆砌。在这个撕裂的夏天，看这样一部电影，才能，再爱上黄色土地，和上面的人。

我非常喜欢，超过《小偷家族》。

男主自小得病，当地没有姑娘愿意嫁，没办法娶了个刚死掉丈夫的小寡妇。竟然两个人最终甜蜜的生活在一起，电影似乎在告诉大家，我们找不到对象听媒婆的话也很好，我们要结婚，要生孩子。

美化了乡村。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还是林林总总电影里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是农村人。家里比酒店还干净，脸上的粉涂得比墙上的漆还厚，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哪像干农活与土地打交道。

希望能看一部真实的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