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从头看到尾，8个G的电影，又是这种题材，真的想大呼一声好长！随便说两句，留个纪念~
在平和年代人们活在模式中，往往就没有了差异。而平和年代想要活出差异性，大体也就是这么几种，吸毒，卖淫，聚众赌博。
上帝，法治精神——人们有着对绝对精神的天生尊崇。柏拉图在背叛死刑的时候完全可以逃走，但是他的绝对精神使他接受酷刑，选择死亡，因为他觉得，人最恐怖的在于没有规范。
在这部电影的环境下，所有的固有秩序被打乱，战争，动乱，一切不合乎规范的东西都在这个年代发生，所以很多事情也就可以不合乎情理，家庭，伦理，道德，以及爱情。那么这部电影似乎也可以仿照马尔克斯的小说改成《动乱时期的爱情》，因为主角不光是日瓦戈医生一个人。
在电影的一开头，尤里是个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本来的家庭就是一个上层阶级，父母因为破产而分别自杀，尤里寄养的家庭也很优秀，这样一来，上流家庭的孩子会产生两面性，一方面对苦难并无经验，本性不恶，但对善恶的抽象标准也经不起考验，大的灾难到来，有可能所有的观念都被颠覆了；另一方面，上流社会过于舒适，很多东西都是被准备好的，生活中也会缺乏刺痛和心里坎坷。日瓦戈医生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环境中，而拉拉不同，因为生活在底层社会，心里经过了摔打，所以在后来才会这样坚忍。这样两个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是很难有交集的，而就是因为革命，可以让两个人脱离轨道相遇相知。
男女除了爱以外还有一种生命的相合性，冬妮亚和日瓦戈就是不相合的一对。冬妮亚善良，善解人意，爱得无私，但是善不能取代所有东西。爱情究竟是什么？多年以后你爱的人带着惨淡的婚姻和破碎的爱情来找你，你还能欣然接受，温柔珍惜，那你便是爱她的。两个人在生命中不停地牵绊，被生活打散又被缘分汇聚在一起，这就是命中注定了吧。
最后吐一句，两个演员选的真好。奥马尔的眼睛就和杰瑞米一样有故事，而奥马尔的眼睛是深刻的穿透力，杰瑞米的眼睛里永远含着深情和温柔。在两张男性的脸上有这样的眼睛，真的一不小心就醉了。女主角的眼睛颜色很淡，很多时候看起来有些茫然，但是因为肤色和五官布局，看起来总是坚定而执着。
最后想说一句，在世界上能找到一个让你失神的人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可以让无恶不作的人彻底改变，也可以让正人君子变成地痞流氓。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给人留下许多痕迹。
何况是这样一场动乱时期的爱情。

如果在大学时代看到这部电影，我的反映也许同样是赞赏和感慨。但现在看这部电影，我的感觉完全不同。被评论为伟大的爱情的东西，只不过是出轨而已，自己原配夫人青梅竹马多年的感情、岳父母一家人将其养大的恩情、出身名门的夫人在财产被没收后仍然辛辛苦苦操持家务的劳苦，原来都抵挡不住激素分泌的威力，使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家庭和自己的义务，他在决定离开拉拉回归家庭后却被游击队带走，似乎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厌恶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人没有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可以弃如敝履。这种人徒有清高，却无能力保护自己，更无能力保护家人和爱人，如果不是靠他口中的无赖的帮助，他所做的只是眼睁睁看着拉拉被枪毙。如果不是有个当将军的兄弟，他恐怕早就饿死街头。在革命成功前，日瓦戈们对于人民的苦难只能同情，却无力帮助；在人民的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又哀叹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因为人民对于他们永远是陌生的，他们是树，但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所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永远觉得无依无靠。

如果说有一种人比日瓦戈更可恶，那就是中国的日瓦戈。他们口中指点江山，似乎一切问题在他们手中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却毫无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他们只好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体制问题，然后抬出“免煮柿油”这个新时代翻天印，似乎祭起翻天印就天下太平。却对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会使得任何优秀制度都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事实视而不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既不懂社会，也不懂文化，更不懂解决问题。之所以说中国的日瓦戈们比日瓦戈更可恶，是因为日瓦戈至少是单纯的，而中国的日瓦戈们则是卑鄙的，他们批判的体制只要抛出一块骨头，他们立刻就会蜂拥而上，吐舌摇尾。他们的批判，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参与统治罢了。

电影本身的制作不错，所以评了三星，仅此而已。

大卫·里恩很适合这种宏大的叙事风格，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里我们见识了广阔无垠的沙漠，在《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欣赏到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壮阔风景。
电影改编自苏联作家鲍利斯彼斯特纳克的诺贝文学奖作品，影片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对历史的思考。这是日瓦戈的哥哥叶格拉夫的一段旁白：
“那是一场战争
介于国联与德国之间
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
那是他们上流阶级的战争
他们哪一方胜利都是一样的
......
全欧洲都为胜利呼喊
向同一位上帝，祈祷胜利
我的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
就是要制造失败
从失败中产生革命
而且这革命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曾注意到被徵去的农民
穿上他们有生以来
第一双好皮靴
当皮靴穿破的时候
他们就会准备听话了
当时机来到时
我带了三大队的人从前线退下
那是我干过最得意的工作。”

那场战争就是第1次世界大战，而这次大战要追溯到1905年制定的“史里芬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请原谅我用伟大这个词）设想德国主要的敌人在西方，战略重点放在西欧。首先在西线集中优势兵力“闪电战”，在4至6星期内经比利时袭击法军后方，迅速打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对付俄罗斯，在三个月最迟四个月内赢得战争。但是后来由毛奇部署该计划的时候，德国抽调了优势兵力去和东方假想的敌人俄国交战，这正是在史里芬计划里特别强调不要做的。结果是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俄国宣布退出第1次世界大战。而这时德国再将兵力从如此长的东方战线抽调回来已经太晚了，第1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他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无意于和德国作战，这就是叶格拉夫所说的：“制造失败，从失败中产生革命，而且这革命就是我们的胜利。”对德国而言，如果他们按照史里芬计划，不考虑东线作战，结果将会如何呢？
某种程度上说布尔什维克是借助德国来制造革命的机会，需要将俄国置于这种内忧外患的顶峰才能爆发革命。在影片中讲到，第2年‘当皮靴穿破的时候’，逃兵们返家，碰到换防开拔前线的士兵，他们对士兵说：“加入我们吧”，这既是指回家，也是指加入革命的队伍。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况寓于这场戏中。如果德国不在东线作战，那么缺少外力催化的革命不会来的那么快，而没有十月革命，沙皇治下的俄国仍然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德国仍然可能失去战争的胜利。
反观我们的历史，日军侵华的时候，国共也在内战，蒋介石显然是想先消灭共产党，再对付日本人，但最后不得不国共联合，一致抗日，共产党也就是一边抗日一边壮大自己。毛泽东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沙皇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德国是沙皇的敌人，德国间接促发了十月革命，而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今后却成为德国最大的敌人之一。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日本是国民党的敌人......
不管是俄国还是中国，无产阶级刚刚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无知、盲目、肉体和精神同样匮乏、长期受压迫而又无政治素养的人一旦掌握一点点权力，他们是怎样滥用这种权力达到残暴的程度（有时甚至是残酷）。电影中所表现的实在只是一种温和的多的方式。
一部优秀的作品虽然搀杂了作者的倾向性但是它表达了某一社会时期的真实回响以及人的行为，人之所以如此行的行为。当这段时期被湮灭的时候，通过这部作品，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有所构建。

 

BBC:《日瓦戈医生》是那种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需要感受一次的影片。
                                                                                             
我喜欢看电影。但是正像我喜欢旅游却没到过几个地方，喜欢看书却并没真正读过几本书，喜欢听音乐其实根本不懂音乐——喜欢电影，并没有正儿八经看过多少电影。
但是既然从头到尾地看过了一回，肯定要有所感悟，首先下个定论，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说道电影，放开一些真的没水平的不谈，只要认真看一遍，都是能够从中体会些东西的，都是可以宽容地放进好电影的大门的。然而《日瓦戈医生》有它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让它得以成为经典。但实际上，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这部电影，不管算不算我见识太少，将近四个小时的片长委实令我惊讶了一番。
这仿佛偶然得到的宝物一般令人欣喜。
因为我脑袋里边，那个装着看过的电影的袋子又充实了一些。

影片描述日瓦戈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去世，跟随母亲的朋友一家生活成长。因母亲的早逝，他幼年时即开始感受人世的无常、人生的短暂，对自然和情感的细致敏感使他成为诗人。他与从小长大的唐雅结婚生子，因为富人的身份，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被剥夺了财产，为了生计，不得不来到西伯利亚的小城生活，并因为医生的身分，被红军游击队强征入伍而与妻儿失散。他在莫斯科街头邂逅拉那，拉那是成衣店主的女儿，被科马罗夫斯基所坑害而在圣诞舞会上枪击科马罗夫斯基，再次被日瓦戈目睹。日瓦戈在一战前线医院与拉那共事7个月，互相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西伯利亚小城两人再次邂逅，并结下私情。从游击队逃出后，妻儿逃到了法国从此再未相见，日瓦戈与拉那同居。当年的革命青年已成为心硬如铁，没有同情心的残酷军人，并因权力斗争而被清洗。革命青年死后，被作出诱饵的拉那面临危险，日瓦戈只得让她与因对革命政权有利用价值而再成高官的科马罗夫斯基一道逃走。日瓦戈与拉那的女儿在战火中被其抛弃。日瓦戈因把所有的苦难埋在心中而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在莫斯科街头再次邂逅拉那想追上前再相认时，心脏病发而倒毙街头革命雕像下。他的女儿嫁给了水库工程师，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着。
本来就精彩而复杂的影片，加之超长的剧情，可观之处甚多，其实我仅看过一遍，因而看法未免肤浅，但我认为总体上打动我的，是这部片子的现实感。
如果你仅仅将这部影片解释为一部爱情片，相信你完全错了。
有人说艺术就是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根本不值得其他人思考，我们一思考，他们就笑了。有这么一段话：“昆廷.塔伦蒂诺有很多对其他电影的戏拟和模仿、反讽和混乱的交叉结构，人们把他的电影称为后现代。他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他妈的致敬。”我基本同意第一个逗号前的那句（艺术就是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后面的统统不对。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和世界观，表现得再隐晦，只要是值得欣赏的，能给人以启迪的都是好的，重要的不是作者本来想表达什么，而是我们能够从中理解什么，别企图追求什么最终解释。不管社会是怎样评论这部影片，我认为这是部彻底的现实主义史诗。
这种现实就像镜头中频频出现的雪原和白桦林，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人们传达着属于俄罗斯的现实感。现实感稳定的如俄罗斯的平原、山脉、白雪。而在这片稳定的大陆上，影片正是描绘了一幅不稳定的大背景，就是内战。在这里，别指望那些湛蓝色的大海和天空，鲜艳的花瓣和因春雨而浓郁的街巷。这里即便是夏日的花园，也是很单调的，阳光从灰白色的天空中照射下来，带来属于这个国家独有的温暖。里恩给人的感觉仿佛在尽全力地抹杀一切富有希望的元素。
影片的长镜头和音乐总能给我极大的冲击感，再盯住屏幕多一秒就会流泪。互联网上说大卫•里恩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他导演的《日瓦戈医生》也宏伟壮丽得如同一部古典主义戏剧。影片有长达六分钟的序曲，分场分幕，幕间休息还要加入幕间曲，幕间曲都是拿白桦林的油画做底子。大幕一次次开启，又一次次闭上，反复地入戏、出戏，合着影片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又有庄严的调子，满浸了尘世的喜悦和哀伤，最后终能够超然其上，如同一次精神洗礼一般。这段描述我认为恰到了好处，尤其是序曲，相信这么一部超长而富有意味的影片，六分钟的序曲是与之相配的。
在瓦雷金诺村的小屋的日子恐怕是日瓦戈一生中最稳定得像一户正常家庭的岁月，这段日子里，春天和夏天的镜头也最多，冬天镜头也不对准暴风雪或莽原，而是窗户上漂亮的窗花。不知道这段日子日瓦戈写了多少诗，但可以想象，这段时期的诗是他生命中写的诗中没什么营养的部分——诗人正是这样，越是悲惨越是优产，诗人是朵用血浇灌的花。
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与拉娜重逢后，日瓦戈频频跑去同拉娜幽会。一次他正要走，唐雅询问，他谎称去买橄榄油。唐雅想必有所察觉，拉着日瓦戈在花园里告诉他自己已有身孕。日瓦戈决定最后一次去找拉娜并与之分手。拉娜哭得很伤心，日瓦戈忍痛绝情离去。日瓦戈决心与妻子和她腹中小孩一心一意生活。颇具如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一般的讽刺，日瓦戈在回去的路上竟被游击队劫去，当了队医。不禁教人感喟，人生很多时候正是有这样的悲哀啊。
其实影片中如果仔细观察分析，处处是这样精心的设计，包括这样明显的和另外一些隐性的。
科马罗夫斯基是个配角，可是在影片中如阴魂不散。他就像很多影片中那个邪恶的人物，永远是冲突的负面一方的始源，是那个“坏蛋”。或者像很多人生命中的那个恶魔，永远纠缠着你，当然，这样说未免太浪漫化了，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多。然而影片与其他电影所不同的是，坏人最后并没有得到像好莱坞的结局那样应有的惩罚，而是依然得势，继续为主人公制造悲剧。悲剧，悲剧，悲剧，不断的悲剧，最后以悲剧收场。
科马罗夫斯基在内战前是个律师，有权又有势；内战后本应成为革命的对象，而当他再次出现在镜头的时候，居然很低调很理所当然般地成为了革命阵营里的高官。不禁让人思考，人究竟应当怎样活，正义的诗人最终不得见恋人妻儿一面，罪恶的两面派借革命之机走得更高。或许大多数人认为科马罗夫斯基是畜生般的存在而日瓦戈是伟大的，可是对于他们自己呢，不知道谁活的更好。科马罗夫斯基更好吗？也不见得，谁知道他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被噩梦所惊醒。
他在片中有段经典的台词：“世界上有两种男人——只有两种。那个年轻人是第一种。他高尚，他纯洁。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仰视，实际上，这个世界对他根本不屑一顾。他是那种会带来苦恼的人，尤其会带给女人。你明白吗？还有一种人，并不高尚，也不纯洁，但是充满活力。现在，在你这个年龄会喜爱那种年轻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嫁给那个男孩绝对是一场灾难。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女人，而你，据我所知，并不属于前者，你，我亲爱的，是一个荡妇。”
回忆里的故事的结局令人扼腕唏嘘不已，日瓦戈心脏病突发猝死在街头革命雕像下，拼命伸出手望着远去的拉那最终不得见面。这些看起来很艺术的情节，于属于主人公的现实则是实实在在的悲痛，可以对号入座将自己嵌入其中去体会。其实主人公死的很低调，这种死亡告诉人们世界的偶然性，不是伟大的人就有伟大的死法。
悲剧，悲剧，悲剧，不断的悲剧，最后以悲剧收场。

对于影片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背景我不想作为侧重，不过依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影片像人们传达了革命的现实性——革命基本上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掠夺和杀戮。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映于1965年，其时苏联尚未解体，美苏正在暗中较劲，这部片子是否起到了意识形态上的攻击的作用不得而知，更何况以带有阶级色彩的眼光看待艺术家是大大的不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无处不是在演俄罗斯，而其实基本没有俄罗斯什么事——导演到演员，台词，无一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影片的水平毋庸置疑，不过美国人向来喜欢拿别人的东西来说事儿。最近又将斯巴达克斯先生搬上了他们的荧幕。
同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原著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这部在国外备受赞扬的小说而在国内饱受批评指责，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因《日》而获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这倒是令人不由自主地将他与他笔下的日瓦戈先生的命运划上了颇具隐喻色彩的约等号。